縱觀明代書壇，我們可以把它分為三個時期：自太祖1368 年立國到15 世紀末成弘年間為前期，這一時期主要是宗元人為風，尤其是習趙體；自成弘年間到 16 世紀四五十年代為中期，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期，書法家們在繼承前人書藝的基礎上力求突破，其中主要是以祝允明為代表的吳中書法家成就比較高，故有“天下書法歸吾吳矣”之稱；后期(含南明)，明代書法發展到最高峰，出現了像徐渭、王鐸等一批劃時代的大家，在時代的推動下，他們以抒情為目的，創造出一種雄奇丑怪的新書風。現一一分述于下:

#1

入而不出

宋克楷書《七姬志》拓本局部

近人馬敘倫先生曾有詩曰： 古人書法重臨摹，得兔忘蹄是大儒。贗鼎亂真徒費力，入而不出便成奴。 意思是說學書首先要臨摹前人之書，但一味的去效仿，不求突破，則又沒有多大出息，用這首詩概括明初期書壇可謂形象貼切。

明初諸帝大多善書。據載：太祖御書“端嚴遒勁，妙入神品”、成祖“書甚奇”、仁宗臨蘭亭“意法神韻，唐之太宗不能過也”、宣宗書“行云流水，飛動筆端，真天藻也”等。皇帝好文喜書，“下必甚也”，加上成祖曾昭善書者與翰林院寫內制，皆授中書舍人，時以書取仕，故學書之風大起。然明初書壇專以學元人趙(孟頫)體和晉代王(羲之)體為尚，尤以趙體籠罩一時，均以學得酷似為能。其時，較有影響的三宋(宋璲、宋克、宋廣)、二沈(沈度。沈璨)、解縉、陳壁、俞和等人。

明，沈度 《謙益齋銘》頁

縱24.4cm，橫31.3cm

在明初趙體、王體和館閣體盛行中，只有極少數書家能突破前人的框框，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走自己的路，解縉(字大紳，吉水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是位有個性的人物。書如其人，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工行草，得筆法于危素，所作狂草縱蕩無法。

#2

兼容并包

明初書壇雖然沉寂，但正是在沉默中孕育著爆發，到明中葉，以吳中一帶書家為首的書法得到快速發展。在當時有名望的書家中，吳中一帶占了近一半，出現這種情況當然有其必然的社會原因。

王寵 李白古風詩卷

25.3X310cm 上海朵云軒藏

明朝經過一百多年的恢復發展，元末戰爭的創傷到這時已經得到醫治，社會經濟已恢復。當時全國的經濟重心在江南吳楚等地，尤其是在吳中一帶，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手工業發達，生產力水平處于全國的前列，經濟的繁榮必然帶來藝術界的各個領域的繁榮，能使一部分人專門從事文學藝術方面的創作。當時已有人指出：蘇松地區在正德以前“百十一在官，十九在田，”四、五十年后不種田的增加了三倍，“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書法界也得到繁榮。

文徵明 《草書千字文》局部

明中期書法與明初相比是發展了一大步， 相當一部分的書法大家能窺晉唐，各取所需，再揉合自身的創意，取得突破。

與明初的諸家相比，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專師于一人，而是盡量做到廣而博。如文征明 “刻意臨寫，亦規模宋元，既悟筆意，遂悉棄去，專法晉唐” ，至于祝技山遍臨諸家，就更不用說 了，開闊了視野，自然也提供了多種創作途徑。這一時期書法雖然得到很大的發展，但由于時代約束限制，社會為藝術家提供的素材不是很豐富，自然也不無缺憾。近人馬宗霍先生評曰： “然京兆之草，頗傷隕放，待詔自負隸法，亦不中程，貢士晚節，以已意為行書，則嫌氣儉。”

盡管如此，這一時期在明代書法史還是很重要的，它既延續了前期崇尚帖學的傳統，又開創了明后期“憤書”的先聲。

董其昌 行草書法《仙壇記》卷【局部】

縱24.8厘米；橫183.6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3

雄奇丑怪

明代中后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首先在交通便利、農業及手工業較發達的地區萌芽，并由此產生了市民階層，商品貿易的本質決定了商人唯利是圖的特點，雖然發育的不充分，但這種自我意識已涉及到各個階層。

在思想文化領域，傳統的程朱理學受到全面的挑戰，以王守仁、王艮為代表的心學便應運而生，他們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明哲保身”，這些觀點正是當時新的生產關系的集中反映，為明代中后期書法家的“憤書”提供了思想基礎。

在政治上，封建統治日益黑暗，皇帝經常不問政事。萬歷時，神宗曾30年不上朝，“大臣離職不聞不問，都察院8年不配正官，詔獄遍地長滿野草，封建法制近于廢弛，整個國家機器幾乎憑借慣性運轉。”表面的繁榮下掩蓋著丑惡的真實。

徐渭行草書法《應制詠墨軸》

蘇州博物館藏

南明時，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此時的書家國破家亡，其悲情之情尤甚。

程朱理學與王守仁心學的矛盾、理想中的禮儀之邦與現實中的兵荒馬亂的矛盾、滿清與漢明的矛盾、忠與貳的矛盾等無處不在他們書法作品中得到體現。如王鐸(字覺斯，孟津人) “其筆超意妙，重筆乃師張長史，輕筆則取法釋懷素，既有癲筆，更具狂法” ，觀其行草，險勁蒼老，淋漓和健融傳統嚴謹的法度，超詣的技巧于一爐，是當時駭世驚俗的作品中典型代表。

徐渭草書作品欣賞《李太白詩卷》

總之，在這一時期，明代書法發展到最高峰，也是我國書法史自晉唐后又一頂點。其最大的特點是有感而發，既是主動又是被動，其意境非一般人所能達到。

當時的歷史條件也為他們取得如此高的藝術成就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傳統的程朱理學的拋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等新事物的產生，人文主義思潮的擴展，個性的相對解放和冷酷的現實生活形成的強烈反差等都是他們取得成就的必然條件。

在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解放、個性的發展是關鍵的因素。有明一代，自太祖時起，在士大夫中就有一種敢說敢為、欲與人論短長的風氣，士大夫以受朝廷重罰為榮，世人也謂其節氣高，故明代的“廷杖案”也極多，這是以前各代所沒有遇到的社會風氣。一些在野的書法大師大都屬于此清流人物。

王鐸《草書唐詩卷》【局部】

雖然中國古代早就有以詩言志之說，先哲們早就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題，但早期的天人合一、以詩言志，只是理論上的追求和現實中的探索，直到明中葉以后，由于資產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才使封建制度嚴密體系中出現裂痕，以詩言志、以書言志才可能出現，人們在受到長期的思想禁錮之后，感受到一絲自由的生活氣息，徐渭、王鐸等人正好被歷史選擇，才能使中國書法在晉唐之后又一次達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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