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炯明與孫中山

在國民黨的官史中，陳炯明一向被認為窮兇極惡，罪不容誅。從1927年蔣介石執掌政權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長達大半個世紀的兩波洗腦運動中，都把陳炯明作為重點批斗對象之一。但實際上，陳炯明是怎樣一個人，當時獨立的中外輿論都有相當一致的客觀評價。

主政漳州，搞社會主義不學蘇俄

1919年12月1日，陳炯明在其閩南根據地創辦的《閩星》雜志正式創刊，他親撰發刊詞，明確提出“全人類社會主義”，并宣稱新文化運動為《閩星》的宗旨：“我們既然要為世界努力，便當先從改造中國做起；改造中國，又要先從思想界改造起，這就是我們努力世界問題的一個步驟了。閩星社同人見得這個道理，發行半周刊，介紹世界新潮，闡明吾黨主義，幫同社會上同志，為新文化的運動，即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隨著我們在進化線上走去，知道世界的演進，中國是負了一個極重的責任。由是用經營世界的精神，來創造中國的新生命。思想一變，新機大來，前途光明，沒有窮極，這是本報的職務，也是本報的希望。”

1919年8月，上海《申報》的記者到漳州采訪陳炯明時，他說：“余以為救中國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種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國民自覺自決，而圖根本之改造不為功。”陳炯明一直謀求在華南創辦一所高水平的大學，當時粵軍駐屯閩南，受到竊據廣州的桂系軍閥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軍閥的壓迫，經濟十分困難，但他仍表示粵軍愿意節衣縮食，籌集5萬元，作為在廣州籌辦西南護法大學的經費，希望能帶動西南其他各省。9月，他在漳州發布《振興教育令》，把改良縣教育行政和學校教育，積極辦理義務教育、社會教育和職業教育，列為當務之急。在聘請鐘榮光為國民教育高等顧問的同時，陳炯明還任命梁冰弦為教育局長，執行“一鄉一校”計劃，在農村普遍設立現代學校。陳炯明不惜經費，宣布禁絕私塾，改而設立從師范學校、普通中學到工讀學校、平民夜校、婦女家政講習所在內的門類齊全的學校。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國日報》報道了閩南護法區的教育：“計龍溪一邑，學生數約有12000人，較去年又增加三倍”。1920年4月13日再報道：“以龍溪一邑為例，本年(1920年)增加國民學校47所，高等小學以及乙種農業5所，添辦工讀學校1所，女子師范講習所、女子工讀學校各1所，又設立半夜學校90余所”。

1919年10月訪問漳州的美國駐華使館武官艾利森指出：“漳州到處可見到建設的現象……道路拓寬，新屋不少；街道清潔，治安良好。美國僑民對陳之施政，也均引以為榮……人民雖負重稅，但看見施政效果，也感滿意。”稍后廈門美領事也作了類似的報告，說“它指示了怎樣由一個前進的政府能造到的成果”。他們都特別強調了幾大市政工程：公園、公共菜市場、屠宰場、河堤、漳廈公路。1920年8月31日美國駐廈門領事凱利頓(A.S.Carleton)發往華盛頓的報告高度評價陳炯明在漳州的兩年政績：“陳氏……施行各種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極佳，結果人民都感滿意。這令中國人看到，事可辦成，不必需要過度辛勞和重稅。”他認為陳炯明統治下的閩南二十六縣，堪稱“模范小中國”。但他同時不無憂慮地說：在漳州的眾多美國人，都認為陳炯明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盡管“不屬于最激烈派”。

英國駐廈門領事杜爾士(B.G.Tours)報告，1920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參加的學界春季運動會上，陳炯明散發了“大量有著布爾什維克色彩的宣傳單冊”。而在陳炯明的辦公室里，英美煙草公司的一名經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義即(無政府主義)書籍及宣傳資料。而1920年5月1日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刊》載文稱漳州為“閩南的俄羅斯”，在述及其圖書館制度時說“共產時代當亦不過如此”。1920年12月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發表蘇俄(布)西伯利亞負責人威廉斯基的文章，稱贊漳州“是中國南部革命的中心”，“是中國革命青年和社會主義者的朝圣地”。1920年5月8日《陳炯明致列寧的信》也寫道：“人類所有的災難都來自資本主義的國家制度。只有消滅國界，我們才能制止世界戰爭。只有消滅資本主義，我們才能考慮實現人類的平等。”似乎證實了英美外交官的擔心。其實，陳炯明的社會主義與蘇俄并不相同。早在1919年梁冰弦初晤陳炯明時，陳就“談到社會主義運動……今后要全體人民議政，卻不要誰或什么階級專政……國家民族應各有其達到社會主義的途徑，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剝學步蘇俄”。

執掌廣東，與孫中山決裂

1921年10月，全國教育會在廣州召開第七屆聯合會，江蘇省代表黃炎培事后撰寫了題為“一歲之廣州市”的小冊子，盛贊在陳炯明主政下的廣州新景象，歸納出廣州在五個方面的變化：

一、尊人道。如嚴禁警察無故鞭打人力車夫。

二、言論自由。廣州市日報有33家之多，雖有指斥當局，甚至傾向北洋政府的，也從未加以干涉。

三、整風紀。如嚴禁妓女私入旅館賣淫，厲行禁吸鴉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會，一方面勸戒罷工，同時積極推行工人教育，設立工人補習學校。

五、衛生行政方面，特聘專門人才，以科學的方法，銳意改革。如對醫院、化驗室、屠場、市場、浴場，以及藥品、食料、飲料、茶樓、酒館、牛奶房、劇場的管理，對妓院的檢查和取締。

1921年3月1日，美國駐華公使館武官向國務院提交的報告稱：“孫中山是一個智慧而有野心的人，為求達到個人目的，將不顧一切或犧牲他人。”“陳炯明是現任廣東省長，他是由閩南回師廣東。他不同意孫中山當大總統之夢想，僅愿在他自己的省份建立一個廉潔政府。憑藉他的五萬軍隊，他已開始一個現代化的政府。陳氏的第一個命令，是禁絕煙賭，使他由賭場失去每年兩百萬元的收入……相信他是一個誠實正直的中國官吏。他的目標不在壓榨人民，而在對人民提供一個有效率及誠實的政府。他讓廣東九十三縣人民選出自己的議員……由他的談話中，相信他最后會成功建立一個由粵民選舉的政府。”“孫中山及其同黨……全是一批無原則野心官僚的結合，他們終其一生唯一的動機是企求增加個人的權勢及財富。”

1922年4月28日，美國武官菲蘭少校(Major Philean)向美國國務院呈交的報告說：“自1921年打敗廣西軍閥后，孫陳已發生意見分歧。到1922年4月，這種分裂更趨明顯。”“孫中山，一個夢想者及自我主義者。眼睛注視著北京——他的目的地，相信全中國會匍匐在他的腳下，宣布他是中國的救主，勞工的救星，全國唯有他唯命是從。”“陳炯明，擔任省長，把廣東的稅收用在工商發展、交通及學校等項目。為了進行廣州現代化，每天各方均向陳要預算，發展蠶絲、拓寬馬路、建立無線電報。此外還得為少數誠實勇敢的縣長們，籌募軍餉及軍火，剿除土匪，否則會像廣西一樣，不堪收拾。對教會學校及其他外國人辦的學校，也得予以協助，已備為中國下一代新教育的需要而準備。毫無疑問，孫陳之分裂與日俱增。”

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Jacob Gould Schurman)在1921年9月16日向國務卿報告說：“廣東目前毫無疑問地是中國最開明的一個省份，可能也是管理最有效率的省份之一。可是這效率主要是依靠陳炯明省長個人的盡力維持。”在1924年4月8日的機密報告中又寫道：“當兩年前我初次訪問該省時，孫、陳合作無間。時陳炯明擔任省長，給人民帶來一個廉能的政府。陳倡導聯省自治，他告訴我，將建設廣東為中國的模范省。當孫中山高唱揮師北伐時，已幾乎動搖陳炯明的忠心，使陳早已對孫的信仰幻滅了！”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成員、少共國際代表達林在1922年4月到達廣州。在廣州共產黨組織的會議上，達林“聽到了對陳炯明贊揚備至的評語。人們對我說，工人們愛戴這位將軍，陳炯明從廣州敗逃之后，工人們有孤寂之感……我們轉入了慶祝‘五一’節的問題。討論了游行的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共有三類：一、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支持蘇俄；二、反對國內反動派；三、支持孫中山政府。‘五一’時我在共產黨和青年團、工會的旗幟上看到了第一、二類口號，但是沒有支持孫中山政府的口號。”

達林來華既系受命于共產國際，自不能認同這些觀點，但也報道說“廣州的局勢由于以下兩個原因而極端復雜化：首先，廣州的共產黨組織支持軍閥陳炯明，并進行反對孫中山政府的宣傳；其次是由于階級斗爭的尖銳化，資產階級左右著國民黨的政策。”“4月底至5月底在廣州舉行的共產黨的會議上，關于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廣州組織的代表不發表意見，實際上企圖把全國勞動大會拉向支持陳炯明的那一邊去。”“受廣州資產階級的影響，孫中山政府方面同工會的關系更加緊張起來。政府采取了限制工人運動的做法。孫中山頒布了法令，根據這個法令，工會召集代表大會必須呈請政府認可。此外，政府還有權撤消它認為不合適的工會領導機關的候選人，并將自己的代言人、甚至不是工會會員的人，安插進工會領導機關。”4月27日，“我提出了關于(孫陳)和解的可能性問題。孫中山突然變得怒氣沖沖并提高了聲調說：‘我是總統，部長們應當服從我。他反對我，反對共和國總統，反對人民的意志。如果他一定不服從，那么他將被消滅。沒有任何和解可談。’”

蘇俄干預，理想主義失敗

在達林之前就已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來華，與孫、陳接觸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馬林，在1922年7月1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說：“孫中山……親自對我說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只有陳炯明——— 我也和他長談過三次———一點也不希望實行黨的獨裁。他同樣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當他過去在福建省作為革命軍隊的將領時曾經完全站在俄國革命方面。但俄國革命本身的發展卻使他漸漸向右轉。他為這樣的立場辯解說：在有三千萬居民的廣東建立國家資本主義是可能的，能夠排除私人資本主義。并且，在政治上，一個具有相當廣泛的地方自治權的民主政府能夠建立起來。他認為，中央集權對全國來說是不可能的。而且，國民黨的黨綱并不完善，他看出有建設一個新的社會主義黨的需要。就像支持罷工工人一樣，他出資幫助一家日報(指中共在廣東的機關報《廣東群報》)，這家報紙的編輯是共產黨員。他要求派一個代表到蘇俄去，并宣稱并不反對在廣州設立共產國際的辦事處。他希望在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下改組軍隊。雖然這幾次談話中他對孫中山的態度十分消極，但當時還不能預見公開破裂即將發生。破裂爆發于他的副官(應作‘副手’，指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被暗殺和免去他廣東省長的職務之后。”

馬林顯然認為此時孫中山的政治理念比陳炯明更接近于蘇俄。特別由于陳炯明在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同時卻反對“黨的獨裁”，這種類似于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信仰，自然會令馬林判斷陳炯明本質上與布爾什維克格格不入，因而對之缺乏熱情。正是由于接受了馬林的判斷，蘇俄不久之后即不顧中共內部的強烈反對，斷然聯孫反陳。

在陳炯明晚年手訂的《中國致公黨修訂政綱意見書》中，他這么強調：“經濟建設，須有全國性計劃，以謀發展之平衡與配合之妥善，惟計劃之訂定，必須依照民主方式。在計劃規定之下，人民須有充分經濟企業之自由，除保護勞工及防止法律獨占以外，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本黨認為經濟民主應以此為起點。”可見他的經濟綱領，也與社會民主黨人吻合。

遺憾的是，盡管陳炯明的事業當時蒸蒸日上，得到中外民主力量的高度評價，顯得大有成功希望，最終卻失敗了。蘇俄的干預，是陳炯明失敗最關鍵的外在因素；而作為一個與加繆十分相似的理想主義者，“他的一生太過于堅持自己的理想與價值原則，結果最終落得兩面受敵的下場”，在20世紀中國的失敗也恐非偶然。無論如何，他的失敗標志著民主社會主義在20世紀中國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