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義會議之后，博古、李德二人被徹底解除了紅軍軍事指揮權，從此，博古、李德二人漸漸“銷聲匿跡”。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實上，在遵義會議前夕，二人在紅軍內部的地位，就已經開始衰落了，很多紅軍戰士私底下甚至“痛罵”二人，要求解除二人“兵權”的呼聲非常之大，脾氣暴躁的彭德懷更是說道：“紅軍絕不能讓博古、李德繼續胡亂指揮了，否則紅軍就完了。”

一、周恩來對博古、李德拍桌子批評

湘江戰役之前，紅軍主要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三人指揮，這就是紅軍歷史上的“三人主席團”。

長征之前，博古、李德二人權利是非常之大的，在二人力主下，中央解除了毛主席軍事指揮權，毛主席被徹底排擠出中央指揮層。

而周恩來雖然是主席團成員之一，可他更多的是負責執行層面上的事務，博古和李德二人才是最終下政策之人，雖然在很多問題上，周恩來也曾和二人據理力爭，可是在博古、李德“聯手”下，周恩來的據理力爭都宣告失敗。

在博古、李德硬碰硬的錯誤軍事決策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紅軍被迫開始長征。

更讓人痛心的是，到了這個時候，博古、李德二人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在二人不聽勸阻下，紅軍在湘江和國民黨反動派爆發了湘江戰役，短短幾天戰斗，中央紅軍損失五萬多精銳，經此一戰，紅軍可謂是元氣大傷。

湘江戰役之后，紅軍上下對博古、李德的不滿終于爆發了，無數干部公開指責二人，一些性格剛烈的干部，甚至和二人拍桌子，對于博古二人的命令，紅軍不再堅決的執行了，應該來說，湘江戰役的慘敗，讓博古二人威信盡失，從此，博古、李德二人地位開始衰落。

二、博古、李德政治地位開始下降

1934年年底，中央紅軍主力抵達甕安猴場，毛澤東被安排到一處環境很不錯的房子，可以說，從這一安排可以看到，毛澤東地位在紅軍已經開始上升。

1935年元旦，中央召開了著名的猴場會議。會議期間，對于博古、李德二人提出的諸多軍事建議，中央都給予了否決。

更為關鍵的是，會議決定，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主席團被撤銷，主席團不再負責軍事指揮，紅軍軍事指揮由中央政治局負責，這個決議，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博古二人的指揮權，這一次會議，更是讓博古二人的地位迅速衰落。

與此同時，毛澤東地位開始急劇上升，毛澤東開始參與紅軍指揮工作，按照會議精神，毛澤東作為政治局委員，是有權力參與指揮紅軍的。

1月9日，紅軍攻占了遵義。政治保衛局在給中央首長們分配房子時，毛澤東分到了一所原貴州軍旅長的房子，這棟房子是遵義城最好的房子之一。

與此同時，博古和李德二人分到了一所普通四合院。他們的房子比張聞天、王稼祥的房子都不如。

在長征之前，最好的房子一直是博古和李德住的，可以說，從所住房子可以看到，在遵義會議前夕，博古二人已經沒有多少權力了。

還有一點也非常重要，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首先提出了召開總結紅軍失敗的遵義會議，周恩來最終決定召開會議，而博古、李德二人，卻沒有具體參與會議的組織，可以說，這一點也說明，博古二人對中央影響力，已經越來越小。

1935年1月中旬，博古、李德二人被正式解除了指揮權，被排除出了中央領導層。

三、博古和李德后來怎么樣了

值得一提的是，遵義會議之后，博古雖然“靠邊站”了，可他沒有因此懷恨在心，而是繼續為我黨努力工作，信仰也沒有絲毫動搖，對于毛澤東的工作，博古始終非常支持。

遵義會議之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挑撥博古，忽悠他不要交出權力，這個時候，博古堅決地批評了這種狹隘思想，博古選擇痛快得交出了自己權力，交出了相關中央資料和印章。

強渡大渡河勝利之后，博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高度贊揚指揮層的正確指揮，贊揚了紅軍戰士的不畏犧牲。

一渡赤水期間，周恩來和博古進行了一番談話，當周恩來指出自己和博古都不適合當統帥時，博古沉默不語。雖然博古沒有明確回答，但此時的博古，對毛澤東態度，已經開始轉變。

1935年6月，在張國燾和中央產生分歧時，博古堅定得站在毛澤東這一邊。

政治局會議上，博古嚴厲得批評了張國燾南下策略，博古指出，在國民黨重兵圍剿下，南下只有死路一條，只有北上，紅軍才有活路。

不得不說，博古在張國燾分裂中央的行動中，表現出了對黨的無限忠誠。

抗戰爆發后，博古開始負責我黨宣傳工作，1943年，博古擔任新華社負責人，在博古努力下，我黨擁有了大量優秀宣傳干部。

1946年，博古從重慶坐飛機返回延安時，遭遇飛機失事，機上十七名人員全部遇難。

遵義會議后，失去指揮權的李德被中央安排到紅一軍團，不過因為軍團長林彪不待見他，李德呆了不到一個月，就回到了中央縱隊。

李德在紅軍地位徹底衰落之后，他開始研究毛主席，對于毛主席一些軍事思想，李德開始深入研究。

1935年，在張國燾試圖分裂中央時，李德堅決得和他們做斗爭，在紅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阻攔毛主席北上時，在李特沖動得拔槍時，李德更是不顧生命危險一把抱住李特。

抗戰爆發后，李德大部隊時間，都在抗大擔任教員，客觀地說，李德實戰指揮能力雖然很一般，可是在軍事理論上，李德還是有些能力的，應該來說，李德為我黨培養軍事指揮員，是作出了一定貢獻的。

1939年，李德回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從此，他再也沒有回過中國。

1973年，李德回憶錄性質的書籍《中國記事》正式出版，在這本書中，李德詳細記錄自己在中國的經歷，某種意義上，這本書對于我黨早年革命活動歷史，是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

1974年，李德在東德病逝。

不可否認，在大革命時期，博古、李德二人的確對我黨造成了很大損失，如果毛主席能夠在長征之前，就取得紅軍軍事指揮權，那么紅軍也許不用長征，更不會有湘江戰役的慘敗。

有無數歷史愛好者談到，如果毛主席可以在長征之前，就成為我黨一號領導核心，或許我黨能夠提前一兩年取得革命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