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陳沁涵

金悠承出生于韓國第四大城市大邱，相比首爾，外界都認為那里的教育競爭壓力會小一些，但他從小就像被上了發條，維持學校、補習班和家之間三點一線，在青春期掉頭發、失眠……“從來沒人夸過我學習認真，因為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苦讀12年，他與想報考的大學失之交臂，退而求其次入學釜山當地一所高校，成績上游，并獲得了出國交換留學的機會，但一直對高考失利耿耿于懷。“目標不是考上大學，是考上名牌大學，重點是名牌。” 金悠承告訴澎湃新聞，家庭為他的學業投入了大量財力，尤其是外國語高中的學費和出國留學費用高昂，他的父母非常辛苦。

韓國社會學家張慶燮所著的《壓縮現代性下的韓國》指出，韓國家庭普遍在孩子身上進行大量教育投資，產生了一種相當于“社會投資狀態”的集體效應。如果說韓國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強大的勞動力教育程度實現的，那么私人家庭在教育上所達到的成就比國家還要大得多。

根據經合組織（OECD）發布的《OECD教育指標2023》，2022年韓國青年（25—34歲）的高等教育完成率高達69.6%，在OECD國家中位居首位。基于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力群體，韓國以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創造了“漢江奇跡”。

韓國前總統樸槿惠2013年上臺時誓言實現“第二個漢江奇跡”，正是從那一年起，韓國的生育率連續11年在OECD國家中墊底，2023年生育率一度跌至全球最低的0.72，2024年止跌回升至0.75。有人將韓國這種模式類比為“工蜂經濟”——民眾辛勤勞動為世界提供優質產品，卻對繁衍后代興味索然。

即將本科畢業的金悠承正在為就業備考各項資格證書，“我的目標是努力工作，在我喜歡的領域深耕，賺到更多錢，讓父母過上更好的生活。如果有條件的話養一只貓。”但談到婚戀問題時，他毫不猶豫地說：“比較排斥結婚生子，即使有一個我很愛的人。”

當地時間2025年4月23日，韓國首爾，江南區韓國國際會展中心（COEX），2025年中型骨干企業就業博覽會舉行，各用人單位展臺前人流如織。視覺中國 資料圖

“還是在鄉下待著更好”

在韓國，學歷和學閥對于在社會中受到尊重并獲得成功至關重要，前者是就業市場在篩選人才時的重要標準，后者則基于一個人畢業院校的聲譽和校友社交網絡形成，也是對個人社會地位和職業有重要影響的文化資本。

沒有考上頂尖的名牌大學，這在金悠承心中一直是過不去的坎，因為從小學拼到初中，他努力考入大邱的一所外國語高中，相當于一只腳邁進了名牌大學的門。他的周圍，許多高中同學出身于教授、醫生等精英家庭，這樣的家庭對孩子的要求異常嚴格。“考試成績不令人滿意的話，一些家長會當著老師的面直接對孩子扇巴掌。”

在韓國，外國語高中屬于“特殊目的高中”，和自律型私立高中（也稱自主型私立高中）都被視為精英高中，極大吸引了富裕中產階級家庭和有競爭力的學生。這兩種學校可自主甄選學生、自行設置課程，不像普通高中要遵循“高中平準化政策”（HSEP），即基于居住區域的隨機選擇程序而非入學考試來選擇學生。

據韓國大學信息公開網站University Alert發布的數據，2024年在“SKY大學”（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入學的新生中，畢業于普通高中的只有7275人，僅占55.4%。僅次于普通高中的依次是自律型私立高中（14.0%）、外國高中（9.3%）、外國語高中和國際高中（8.2%）、英才學校（3.9%），整體升學率非常高。

金悠承從小學一年級開始上三門課的補習班，一直持續到高中。而他的同學當中，同時上六七個補習班的大有人在。韓國學齡人口正在直線下降，但該國以課后補習班（被稱為“hagwon”）為主的私人教育行業，收入和利潤卻持續創新高。

孩子的學習負擔和父母的經濟負擔就像一塊硬幣的正反面。根據韓國統計局數據，2020年至2023年間，學生人均私人教育支出上漲了43.7%，從2020年的每月30.2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593元）增至2023年的43.4萬韓元。而這還只是保守估計，公民團體“無憂私教” 2024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那些熱衷于私人教育服務的家長平均每月花費高達106.1萬韓元。而2023年韓國工薪階層的平均月薪為363萬韓元。

除了要考高分之外，韓國高中生還要積累各種活動的履歷，以求在學校生活記錄簿上留下積極的內容。金悠承高一參加了學校的統計社團，需要閱讀相關論文并撰寫報告。“如果寫得不好就會被社團的團長批評，繼而很可能會影響老師在學校生活記錄簿上的評價。”

很多同學在高中之前就學完了應考的所有內容，所以有足夠多的時間累積各種社團和社會活動經驗。而金悠承并沒有這樣的余力，更多時間花在追趕學習進度上。“即便是名牌大學畢業生也找不到工作，這樣的新聞很多，所以大家都非常焦慮，如果考不到一個好的大學就更找不到好工作了。”

2018年的韓劇《天空之城》就是對這種學歷競爭的寫照。無論面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韓國家庭都選擇增加教育投資以克服焦慮。

進入釜山的高校之后，金悠承開始計劃考研，立志考到首爾的名牌大學，并期待在研究生畢業時，學校教授能夠推薦一份不錯的工作，然后留在當地生活。然而，他多方打聽后發現，首爾的工作壓力大，“作為外地人，個人能力極高才能在首爾過得稍微舒適一些。”

“比起那么高壓的工作環境，我還是在鄉下待著更好一些。” 金悠承說，韓國有個笑話——首爾以外的地方都是鄉下，所以大家都想往首爾擠。

韓國5180萬人口中約有950萬人居住在首爾。事實上，這一數字僅僅反映了申報居住地為首爾的人口，如果把流動人口納入統計，數值更大。過度集中引發了各種各樣的大城市病，有專家分析認為，青年人財富資本積累不足加之職場競爭壓力過大，使得個人分配給婚姻和家庭的時間越來越少，加之高學歷、高收入者有晚婚、晚育或不婚的傾向，造成近年來首都圈出生率不斷下降，2024年首爾出生率僅0.58。

韓國政府今年3月公布了多項提振生育的措施，希望動用一切可用資源維持生育率反彈勢頭。

12年來最嚴峻的就業市場

放棄了“進城”的念想，也并沒有讓金悠承放松緊繃的弦，他正備考各種資格證書，這是學歷之外許多企業的硬性要求。

韓國中小風險企業振興公團為大學生提供的就業指南指出，大學畢業生需要擁有的基本的資格證書包括，計算機能力、文字軟件應用、歷史能力考試、托業（TOEIC）英語能力評估證書。此外，根據工作內容還需要其他資格認證。如果要在大企業求職，職業技能則需更勝一籌。

2000年代中期開始在韓國大學生中流行的一個新詞是“spec”（spec來自specification，“規格”——電子產品和其他消費產品的詳細功能列表）。學生們認為，他們的就業機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簡歷中展示的“規格”的數量和質量，也就是學歷和經驗，比如資格證書、比賽獎狀、論文報告、志愿工作、出國留學、實習項目……

從韓國高中畢業后到上海外國語大學留學的李恃憲面臨的問題比較特殊，對她來說，海外留學導致未能在韓國本土累積足夠的實習經驗、社會活動經驗和資格證書。她告訴澎湃新聞，如果回國就業，相比韓國本土大學生不具備優勢。

美國楊百翰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喬納森·賈維斯（Jonathan A. Jarvis）2020年發表論文稱，通過對數十名用人單位評估者、在本地接受教育的韓國人以及接受海外教育的韓國人進行深入訪談，發現那些在進入本地大學之前就出國留學的韓國學生，比那些在韓國大學畢業后出國留學的學生更難找到滿意的工作，前者缺乏“本土文化資本”，后者能在全球和本地文化資本之間保持平衡，更輕松適應職場環境，并能自主選擇何時、如何展現自己的全球知識與對韓國職場規則的理解。

之所以選擇本科就到中國留學，李恃憲一方面是出于對中文學習的興趣，另一方面是高考成績并沒有達到預期。成長于精英家庭，她和弟弟都希望進入SKY大學，高考先后失利，她選擇留學，弟弟則選擇復讀。

統計顯示，韓國每年被SKY大學錄取的學生人數不到高中畢業生的3%，97%的高中畢業生要么接受較低層次大學，要么復讀。面對這一現實，全球化教育市場為富裕的中產階級提供了便捷的第二選擇，即出國留學，獲得一個更體面的學位，避免向下層社會流動的可能性。

值得擔憂的是，上世紀90年代末韓國遭受經濟危機以來，經濟不平等加劇，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貧困家庭被剝奪了參與教育競爭體系的權利。

同樣是明年畢業的李恃憲，希望通過在上海的韓國企業實習和參與相關活動，繼而獲得正式工作機會。“如果找不到工作，父母要讓我立馬回國。”她對就業路徑持開放態度，認為可以多嘗試。

而對金悠承來說，他希望能盡快工作賺錢，為父母提供經濟支持。但是他也認識到嚴峻的現實，“我感興趣的且薪水較高的工作也是其他人夢寐以求的，競爭很激烈。”至于對薪水的具體要求，他認為初始月薪能達到3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57萬元）就非常滿足了。

韓國年輕求職者正面臨12年來最嚴峻的就業市場。根據官方統計，2025年第一季度，20多歲后期（25-29歲）的失業人數增加了1.3萬人，失業率上升了0.6個百分點。該人群的就業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了9.8萬人，這是自2013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最大降幅。即使是傳統上對年輕求職者來說比較穩定的制造業，僅3月份就業崗位就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1.2萬個。

由于經濟萎縮、職位空缺大幅減少以及用人單位對經驗豐富的雇員的偏好，許多韓國年輕人在試圖開啟職業生涯時無法找到工作。

當地時間2025年2月10日，韓國首爾，市民在一家就業福利中心的就業信息公告板前查看就業相關信息。視覺中國 資料圖

女性面臨事業和家庭的權衡

找到一份自己既熱愛又高薪的工作，是金悠承現階段奮斗的目標，也是他從小“卷”學業的動力所在。對于人生下一階段的展望，他希望如果有能力的話想買一套房，但不是為了脫離父母和伴侶一起生活。

“對上一輩人來說，結婚是必經的人生階段，但是到我們這一代基本上不會再選擇結婚和生育。”金悠承說，結婚之后生活成本增加，還要為對方提供情緒價值，這些都是“額外的負擔”，更不用說養育孩子。

在他看來，這不是他的個人選擇，身邊的同齡人也大多形成了共識——在經濟條件有限的情況下，與其養育下一代，贍養父母更為重要。

受儒家傳統文化影響，以家庭為中心被認為是韓國文化的一個持久特征。如果追溯歷史，自19世紀中葉以來，朝鮮半島長久的社會和政治動蕩迫使底層民眾不得不更多依靠家庭。

雖然進入工業化較晚，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實施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在短短30年內就實現“壓縮性增長”，創造了“東亞奇跡”。但這種增長是建立在“經濟增長第一、分配第二”的戰略之上，缺乏適當的社會保障計劃，1970年社會發展支出僅占政府總支出的13% 左右。

韓國中央大學社會政策系教授金淵明撰文指出，在壓縮增長時期，韓國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工資發揮了社會保障的作用。與此同時，強大的家庭關系維持了家庭內部的私人收入轉移支付，為那些面臨失業或老齡化等社會風險的人提供了隱性的社會保障體系。

一定程度上來說，韓國實現“壓縮增長”的代價之一就是“家庭過勞”，尤其是90年代后期韓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使得家庭負擔更為沉重。

“現在韓國的社會氛圍就是這樣，年輕人不想結婚生子。”李恃憲對婚姻和生育并不抗拒，但以她的觀察，單身生活是大勢所趨。“孩子在韓國長大的話壓力太大了，我們從小到大都不容易，未來競爭肯定更激烈。”

作為女性，她考慮的另一重因素是生育對職業生涯的影響，從這個角度看是“弊大于利的選擇”。職業上升期中斷意味著和同齡男性拉開了距離，薪水也會受到影響。“趁年輕的時候工作賺錢，享受生活，可以出國旅游、學習一門外語……這就是大家想過的生活。”

經合組織國家中，25至34歲的韓國女性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但薪酬的性別差距最大，女性失業比例高于平均水平。韓國政策規定，男性和女性都有權在孩子出生后的前八年享受一年的假期。 但在2022年，只有7%的新生兒爸爸使用了部分假期，而新手媽媽的這一比例為70%。即使在雙收入家庭中，女性在家務和育兒上的時間也比丈夫多三倍。

性別不平等在韓國的家庭生活中仍然根深蒂固，以及男性主導的企業文化，都給韓國的經濟和文化聲譽蒙上陰影。一名在人力資源部工作的28歲韓國女性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她見過有人在休完產假后被迫離職或錯過升職機會，這足以說服她永遠不要孩子。

只有女性面臨事業還是家庭的權衡。對于即將踏入職場的韓國Z世代白瑞禧來說，這個權衡問題沒有固定答案，不論是對事業還是婚姻，沒有一成不變的要求和預期，“我是一個很現實主義的人”。

2024年生育率回升，能否持續

出生于兄弟姊妹6人的大家庭，白瑞禧從小就習慣于自己做選擇，出于對漢語的興趣到上海留學，在觀察到韓國企業出海中國需要咨詢分析人才時，她選擇繼續在華攻讀國際關系專業的研究生，并廣泛積累人脈關系，在畢業前就敲定了合適的工作。

在很多人看來，只有積極工作才能從國家對經濟生產的大力支持中分享社會利益。如果不投入就業市場，韓國人通過積極的教育投資積累的人力資本將不會得到利用。

至于人生的下一階段，她直言：“如果30歲前沒結婚，那就等40歲之后再考慮，在這期間事業第一。” 白瑞禧和家人一直非常親密，對她而言，婚姻中的親密關系并不是生活必需品，所處的大家庭已經能為她提供充足的情緒價值。如果踏入婚姻生活，是否生育也將依情況而定，其中經濟條件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2023年，韓國低生育及老齡社會委員會與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開展“低生育認識調查”。調查顯示，在全國1200名18歲至79歲群體中，49歲以下受訪者中49.0%的人表示今后無生育意愿。不愿生育的原因排前兩位的分別是“經濟負擔和收入兩極分化”（40%）與“撫養和教育子女的負擔”（26.9%）。

為了緩解父母的經濟壓力，韓國保健福祉部去年1月宣布，將從2024年起大幅提高對兩歲以下嬰幼兒父母的補貼，希望能借此進一步鼓勵生育。按照新政策，家中有1歲以下嬰兒的父母每月可以獲得100萬韓元（約合5450元人民幣）補貼；撫育1至2歲幼兒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萬韓元（約合2725元人民幣）補貼。有專家批評，這樣的舉措治標不治本。

面對低生育率，韓國于2024年6月宣布進入“人口國家緊急狀態” ，將啟動全力應對體系，直到低出生率問題解決為止。為此，韓國政府發布了包括延長休假、納稅減免、住房保障、生育養育支援等多個領域的核心政策。2024年韓國新生兒數量同比增加8300人，這是韓國新生兒數量9年來首次同比增長。

非營利性人口政策研究機構朝鮮半島未來人口研究所（KPPIF）指出，韓國2024年總生育率為0.75，比上一年增加0.03，這很可能是由于疫情導致結婚和生育推遲，進而出現“暫時性復蘇”。據《韓國日報》報道，韓國生育基金會人口研究中心主任劉惠貞表示：“盡管出生率在統計上有所回升，但年輕人對婚姻、生育和養育子女的看法仍然非常消極。”

韓國政府方面卻持積極態度，低出生率與老齡化社會對策委員會于今年3月至4月對全國25-49歲的國民進行調查，詢問結婚與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對結婚的積極認知為72.9%，較去年9月上升了1.4個百分點。回答“認為應該要有孩子”的受訪者為70.9%，較去年9月也有小幅上升。在政府的低出生率對策中，認知度與預期效果最好的政策是“住房供應”。

低出生率與老齡化社會對策委員會副委員長朱炯煥表示：“雖然仍存在出生率反轉動能減弱的可能性......為了讓目前的回升趨勢不止于短期反彈，將從中長期角度應對優質崗位不足、首都圈人口集中等結構性問題。”

韓國銀行總裁李昌鏞警告說：“如果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持續下去，2050年代以后很難避免經濟負增長，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國家債務的比率將從目前的47%上升到182%。”今天，年輕人忙忙碌碌，為國家發展添磚加瓦；明天，摩天大廈人去樓空。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本期資深編輯 周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