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獨一無二》改編自法國電影《貝利葉一家》，講述了一個聽障家庭中唯一健聽女孩喻延的成長故事。影片以家庭責任與個人夢想之間的矛盾為敘事核心，細膩地刻畫了喻延在承擔家庭重擔與追求自我價值之間的艱難抉擇與最終和解。它深刻地探討了家庭倫理對個體成長的深遠影響，通過豐富的情感細節，向觀眾傳遞出家庭與夢想并非天然對立，而是在愛與理解中可以達成和諧共鳴的理念。然而，在跨文化改編的過程中，影片雖嘗試將本土家庭倫理觀念融入其中，卻在敘事結構和現實質感的呈現上出現了瑕疵，部分情節顯得與現實脫節，懸浮于空中。如何讓外國電影文本在本土化語境中真正落地生根，成為主創團隊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夢想、家庭與自我認同

文｜李旖琨

《獨一無二》改編自法國的《貝利葉一家》，同時也借鑒了美國改編版《健聽女孩》。影片深刻展現了夢想與家庭這兩大人生重要命題，在關鍵時刻總是相互交織、難解難分的復雜關系，以極簡卻充滿張力的敘述風格，深刻揭示了家庭與個人夢想之間的矛盾及和解之道。

影片講述的故事背景設置于一個聽障家庭的獨特環境中。小女兒喻延作為家庭中唯一健聽者，自幼就承擔起溝通家人與外界的責任。這種身份的特殊性使她在成長的過程中形成了極強的責任感，卻也因此背負起沉重的心理負擔與壓力。

影片中多次通過細節展示喻延承擔著家庭與社會溝通的“紐帶”這一角色，她不只是高中生、女兒，更是家庭中唯一與外界對話的出口，是整個家庭的“代言人”。影片在客人交涉、醫院溝通、銀行業務、法庭解答這些細節中，都是在強化“紐帶”這一角色定位。導演拋棄了強力的戲劇沖突，通過特寫鏡頭中的面部表情、肢體表達的刻畫來具象化喻延的責任感。同時導演補充喻延的叔叔喻志成這一早期“家庭負責者”形象，作為“能聽見”的第二條線，對照于喻延的困境，他能聽見所以“撕裂”自己——這個角色擁有完整的人物弧光，沉默著接受責任，撕裂自己的夢想與情感，早早耗盡自己理解與體諒的勇氣，渴望理解與愛。導演用緩慢訴說的方式來展示父親分家產的“不公平”，敘述了一個耗費半生為家庭負責的孩子，希望用僅有一次的任性得到一句公平的評價。

在家庭倫理建構的責任體系中，喻延承受著無聲的壓力，其個人意識的覺醒促使她尋找突破的方式，音樂夢想的萌發與成長，不僅是審美偏好的具象化表達，更是主體突破家庭責任話語束縛、尋求自我認同的精神實踐，以及實現尋找家庭責任與自我意識的重要媒介。

影片對于喻延音樂夢想的發展過程有細致的描寫，以外婆的影響、合唱的契機、老師的幫助等方式，向我們展示青春的迷惘與夢想的選擇，更凸顯了處于青春期的孩子對于理想和家庭選擇之間的內心激烈碰撞。

導演對于暖色調、柔和的光影和輕松配樂的選擇，強化了音樂是喻延與世界之間的“無聲”交流這一表達。音樂對于她而言，是尋找自我認同與生存價值的載體，同時也是對抗現實生活的精神武器，是青春成長的必經之路。影片常常使用無聲的世界與音樂的世界產生強反差的方式強化沖突。追夢之路絕非一路坦途，拿下耳機，喻延回到現實生活，承擔屬于自己的責任。導演通過細致的描述，將母親拽下耳機象征為對女孩夢想的阻礙，他們以無聲的“粗魯”方式將女孩拉下夢想的列車，將青春夢想與家庭責任的沖突深刻化。

影片兩次高潮分別發生在法庭吐露心聲與喻延用音樂給予家人“聲音”的片段。第一次是年少不得的愛與公平被“無聲”宣之于口，是喻志成作為第一代家庭發言人半生的成長，實現了情感與家庭的和解。第二次則是夢想與愛的和解，家人用骨傳導“傾聽”喻延的音樂與理想，跨越身體的障礙，走向愛。

導演巧妙地選擇骨傳導的方式，使聽障人士打破身體的局限，更象征著溝通方式的轉變，也用長鏡頭加特寫的拍攝手法，將家人第一次聽到聲音從驚恐到幸福微笑的過程記錄下來，感受到愛意在空氣中流淌。此刻，喻延不再是家庭向外對話的紐帶，音樂變成了他們共同感受的紐帶。

影片好似緩緩流淌的溪流一般，將家庭和解的一刻平淡地設置，喻志成歸家的“喝一杯”和喻延追求夢想時高鐵上的黃色塑料袋展示了生活本身的模樣，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家庭與夢想并非對立面，而是在愛的滋養下，會變成共鳴的部分。

（作者為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

剝離于現實的改編

文｜宋明海

電影《獨一無二》由王沐編劇并導演，作品改編自法國電影《貝利葉一家》，與美國改編版本的《健聽女孩》相比，《獨一無二》同樣延續了《貝利葉一家》中“聽障家庭中健聽女孩的成長困境與音樂夢想”這一主體要素，講述了少女喻延作為聽障家庭中唯一健聽的家庭成員，不得不去面對追尋音樂夢想與守護家人這一兩難局面的故事。與前兩部電影不同的是，《獨一無二》在敘事結構、影像風格和價值觀念上均做了重大改動，以期電影文本能在跨文化語境的改編中適配本土觀眾的審美經驗與情感需求。但在改編的過程中，電影暴露出“結構失力”“現實剝離”“轉譯偏差”的缺陷。

無論是原作《貝利葉一家》，還是改編版本《健聽女孩》，二者都將作品的核心沖突聚焦于家庭責任與個人夢想的撕裂這一點，以健聽個體與聽障家庭之間天然存在的心理隔閡與觀念沖突，引申出身份認同與成長困局等嚴肅議題，并對此進行深入挖掘。而《獨一無二》則選擇將中國式的家庭倫理觀念融入電影文本之中，在電影敘事結構上做了重大調整。

在敘事結構上，作品引入叔叔喻志成這一與喻延互為鏡像關系的角色，通過上一代人的房產糾紛牽引出家庭記憶，并在法庭對峙中達成情感認同與身份和解。這樣的處理方式導致影片大量的篇幅被這條敘事線索占用，而主角喻延和哥哥喻周在相當的篇幅中只能以“失語”的狀態參與情節推進，而非前兩部作品中對健聽個體與聽障家庭成員之間情感關系的深入挖掘。這樣的設置導致了喻延的友情線、愛情線、師生線均被不同程度地壓縮，在多重敘事線索并置下出現了人物關系的“情感裂痕”。其中，最直觀的便是喻延的愛情線處理，這在前兩部作品中均被深入挖掘，這是一條表現女主角心理變化與成長歷程的關鍵敘事線索，但在《獨一無二》中，愛情線男主角出現了大篇幅的“角色失位”?？梢哉f，這種劇作力量的分散，集中體現為電影作品的“結構失力”。

原作《貝利葉一家》在影片中保留了在幽默中夾帶諷刺的法式喜劇風格，《健聽女孩》則更加注重議題的嚴肅性與深刻性，盡管二者風格略有差異，但是都保留了視聽的現實質感與情節的現實底色。反觀《獨一無二》，后者在類型電影的商業邏輯與嚴肅表達之間尋求平衡，卻在權衡與對沖中造成了電影的“局部失真”。

在電影質感的處理上，《獨一無二》過于依賴通過光影、色彩與音樂來營造氛圍進行煽情，這反而失去了歸于本真背后的那份動人力量。以三位女主角的同一次校園合唱段落為例，前兩部作品在處理這一橋段時，都力求還原或表現現場性的聲音質感，克制音樂的煽情作用，在靜默與歌聲的交織中以純粹和真情打動人心。而《獨一無二》在處理這一橋段時，卻變成一場極具煽情性的集體情感宣泄。

在電影情節的處理上，影片開篇便以女主角的個人獨白完成家庭關系的介紹，這種處理方式雖然能讓觀眾快速明白作品中的人物關系，但是也因此喪失了細化人物性格與人物情感關系的機會。這與前兩部在具體的工作場景中層層漸進式的建構方式截然不同。后續的法院對峙戲中同樣存在此類問題，歸結為一點，便是過于強調人物的功能性，卻喪失了人物的現實底色，讓故事剝離于現實之外，成為懸浮于現實之上的“空中樓閣”。

作為一部跨文化改編的電影作品，如何讓外國電影文本在本土化語境中落地生根，是主創人員在改編過程中亟需解決的問題。電影《獨一無二》以中國傳統家庭倫理觀念重構電影文本，形成“家庭和解帶給個體自由”的敘事策略，這一改編雖契合本土文化中的家庭倫理觀念，但這種改編策略卻對影片中的核心議題“成長”帶來巨大沖擊。

傳統家庭倫理觀念在電影文本中的植入，還使影片在關于“聽障群體”與“身份認同”的議題上出現“轉譯偏差”。例如，女主喻延的掙扎僅停留在“時間被占用”的委屈上，而非深化到身份認同的迷茫與思考上，這與《貝利葉一家》和《健聽女孩》在身份認同議題上的挖掘與反思形成對比。

電影《獨一無二》雖然存在部分改變缺陷，但不可否的是影片在跨文化改編中亦有可取之處，電影整體完成度很高，尤其是將本土傳統家庭倫理觀念與外國電影文本進行融合的嘗試，為后續的同類型作品積累了寶貴的創作經驗。

（作者為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