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字數約：4459 字

閱讀時間約：7 分鐘

本文章節：

01、處理了2個記憶畫面后，抑郁癥患者竟快速康復！

02、高效不是因為催眠，而是精準化修復了病理性記憶

03、更加準確的診斷，是復合性創傷后應激障礙（C-PTSD）

04、我們現在的臨床心理干預，能將復發風險降到幾乎為0！

大約15年前，我還在武警廣東總醫院擔任心理科主任，有一位抑郁癥患者找我就診，名字叫瀾瀾，是個20多歲的職場女性。

當時，瀾瀾一直吃著她原來的大夫開的藥，而我用傳統的認知行為療法給她做心理治療。但一頓操作猛如虎，療效只有一點點，我都emo了。

我下班后，總是在家唉聲嘆氣。我的愛人，也就是創傷修復師Lucy問了個究竟后，提議讓她試一試。

當時我心里嘀咕，我當醫生這么多年，還是心理科主任，我都沒轍了，Lucy這個外行人搞得定嗎？

但那時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在征得瀾瀾同意后，且在不收費的情況下，我們打算放手一搏。

非常意外的是，Lucy真的令瀾瀾順利康復了，我心里很高興，但也有點不服，畢竟我是心理科主任，怎么反而是Lucy這個“外行人”把疑難雜癥搞定了呢？

后來，瀾瀾跟男友結婚了，生活非常幸福美滿。

現在回過頭來看，瀾瀾算是第一例接受3PT（精準精神心理病理性記憶修復）的患者。

只不過，當時是技術的萌芽階段，我們沒及時思考總結，也沒給技術起名，甚至誤以為是深度催眠的功勞。

以下，我們再次分享瀾瀾的案例，并從全新的3PT角度進行解讀。

01、處理了2個記憶畫面后，抑郁癥患者竟快速康復！

瀾瀾不到30歲，是長沙國企里的“卷王”。

在同事眼里，瀾瀾有拼勁、能力強、會表現，年紀輕輕就當上辦公室主管，妥妥的“女強人”一枚，簡直是職場天花板一樣的存在。

可是，瀾瀾心里的糾結，只有她自己知道。

明明她已經非常優秀了，還總是要求自己要比所有人強，甚至想超越上司。但在國企，她畢竟資歷尚淺，怎么可能那么快實現呢？

所以，瀾瀾控制不住地焦慮，對自己非常不滿意、自我施壓，脾氣變得暴躁。有時她還化身職場杠精，對同事稍有看不慣就開始挑刺，職場關系搞得很緊張。

逐漸，瀾瀾出現了嚴重的抑郁發作，無法工作，還失眠，甚至想自殺！

此圖為AI生成

她去廣州市腦科醫院就診過，被診斷為重度抑郁癥，開始服用抗抑郁藥賽樂特。

一開始，瀾瀾對這種藥的反應不錯，服藥之后情緒好了很多。但她很快發現，藥效僅僅只能維持幾個小時；藥效一過，她的情緒一下子又不行了。

瀾瀾還是比較清醒的，她意識到藥物治標不治本，不能過度依賴藥物，還得從其它方面想方法。

后來，瀾瀾和家人在微博上了解到我，決定來武警醫院找我治療。

因為在那時，全國大部分醫院的精神科都不重視心理治療，基本沒有配備心理治療師。

而我組建的武警廣東總醫院心理科不但有精神科醫生和住院條件，還有心理治療師、行為輔導員，主打一個系統化治療。這在當時是很超前的。

那時，瀾瀾的抑郁已經非常嚴重了，她完全不能獨處，一定要有人陪著她，否則稍不留神，她可能就會自殺。

當時，瀾瀾的男友24小時陪著她，給足了她安全感，還許諾馬上跟她結婚。但瀾瀾覺得自己病成這樣，哪能拖累對方，便拒絕了。

由于她對賽樂特的反應還不錯，我就沒有給她調整藥物，讓她繼續服用。

在這基礎上，我對她進行了10個小時左右的傳統認知行為療法（CBT），持續了一個月左右。效果有是有，但不穩定。

其實，對于瀾瀾這種有學歷、有能力的成年人來說，CBT能起到的作用確實很有限。

他們道理都懂，見多識廣，懂的比一般心理咨詢師/心理治療師還多，但癥狀就是沒法消除。

當時，我絞盡腦汁也拿不出其它方法了，天天愁眉苦臉的。人家大老遠過來找我就診，我不想讓她失望而歸。

我的愛人、也就是創傷修復師Lucy知道后，眉毛一挑，非常篤定地對我說，“既然你都沒辦法了，那不如讓我試試吧。”

從2008年開始，Lucy就不斷學習心理學，其中就包括催眠。

那時，我只覺得Lucy的悟性極強，聲音清晰空靈、富有磁性，對情感、心理的捕捉和理解比我更獨到細膩，催眠技巧也比我更好。

況且，我確實沒啥更好的辦法了，便答應了她的提議。我們跟瀾瀾和她的男友溝通后，他們也愿意試一試。

說白了，我們當時都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

很快，Lucy對瀾瀾進行了催眠治療。Lucy不是神，也不是天生就會創傷修復，她也有摸索的過程。

一開始，Lucy并沒有要修復瀾瀾的病理性記憶、尤其是心理創傷的意識，她只是用她學到的催眠暗示療法，幫助瀾瀾緩解壓力，感到平靜放松，并給予積極的暗示。

簡單來說，這就是現在大部分催眠治療師的做法。

這有沒有效果呢？還是有一點的。瀾瀾覺得比較放松，情緒好了一丟丟，但也僅此而已。她的癥狀還是沒有根本性的好轉，內心還是壓抑、低沉。

Lucy意識到這樣行不通，她決定打破傳統催眠暗示療法的做法。結果一下子進入瀾瀾的內隱記憶層面（我那時以為是潛意識），處理瀾瀾腦海里浮現的2個畫面：

第一個畫面是瀾瀾小時候，她在家里的一面墻上寫滿了字，“我必須考第一”“不得第一，我就去死”。

第二個畫面是她小學3年級時，她違反了紀律，老師罰她，用戒尺打她的屁股，有幾位同學偷偷向她的屁股扔小紙團，還嘲笑她，她心里非常羞惱、感到非常恥辱，但是又沒有辦法。

Lucy當時憑著直覺，對這2個畫面進行了一些處理，主要是引導瀾瀾釋放了強烈的負性情緒，調整了一些不良的認知。

后來，我給瀾瀾做傳統的認知行為治療。

對于第一個場景，我是知道的。因為瀾瀾跟我說過，按照現在的說法，她的母親是個“雞娃”家長，要求她必須考第一，所以她從小也自我施壓。

但對于第二個場景，瀾瀾從沒跟我說過。我當時還有點郁悶，“小時候這么不開心的事，你怎么不告訴我呢？”

瀾瀾也一臉無奈，“何醫生，我真的忘記這件事了！現在想起來，確實發生過，但我也不知道這跟我得抑郁癥有關呀！”

這兩個記憶得到處理之后，瀾瀾的情緒癥狀明顯好轉，自殺念頭也消失了。她覺得自己似乎滿血復活了，便提前結束了心理治療。

瀾瀾回家后，很快就停掉了藥物，重新回到工作單位，康復得很好，后來還跟男友結婚了。

02、高效不是因為催眠，而是精準化修復了病理性記憶

瀾瀾的康復效果令我們非常驚訝，當時我們也不明白為什么這么神奇！

我們還以為是Lucy的催眠技術特別高超，以為是深度催眠的功勞，后來還一度把這個技術命名為“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記憶修復技術（TPMIH）”。

現在，我們已意識到，其實Lucy是進入了瀾瀾的內隱記憶層面，關鍵是精準化地找到、并高效修復了癥狀背后的病理性記憶。

催眠技術當然有功勞，深度催眠是進入內隱記憶層面的方式之一，但肯定不是進入內隱記憶層面的唯一方式。

比如日本諾貝爾獎獲得主利根川進就曾通過實驗證實，特定的藥物（PAK1蛋白分子）可以喚醒小鼠大腦中的內隱記憶。

研究人員稱，“將來，注射 PAK1 蛋白分子并使其進入大腦記憶細胞中，同樣有可能可以喚醒人類的記憶”。

現在，創傷修復師Lucy的技術已經迭代好幾次了，她再也不用靠催眠技術進入患者的內隱記憶層面了。

所以，現在的技術名稱叫做3PT（Precise Psychological Pathological memory Therapy，精準精神心理病理性記憶修復），已經徹底與深度催眠解綁了。

03、更加準確的診斷，是復合性創傷后應激障礙（C-PTSD）

而且，如果根據現在世衛組織最新的診斷標準（ICD-11），瀾瀾是我們用3PT治療的第一個復合性創傷后應激障礙（C-PTSD）患者。

上面說過，瀾瀾被廣州市腦科醫院診斷為重度抑郁癥。廣州市腦科醫院在國內雖然不算出挑，但在廣東省內，它是最權威的精神科專科醫院。

從當時精神醫學的診斷標準來看，廣州市腦科醫院的大夫對瀾瀾的診斷并沒有錯。

不過，世界衛生組織在2022年正式新增了一個新的診斷：復合性創傷后應激障礙，簡稱C-PTSD。

從瀾瀾的經歷和病情來看，更準確的診斷其實是C-PTSD，她的病情很明確是心理創傷導致的。

此圖為AI生成

首先，瀾瀾經歷的心理創傷并不是十分重大、危及生命的那種，比如戰爭、災難、惡劣犯罪等等，所以不屬于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

嚴格來說，她遭受的心理創傷屬于中度。雖然當時Lucy只找到了2個心理創傷，但她在生活中會不斷激活這2個心理創傷。

每次激活時，她就相當于再一次經歷了心理創傷，反反復復地經歷痛苦，感到無法逃脫。

所以，瀾瀾符合C-PTSD的2個重要標準：

一是遭受過中等程度的心理創傷；二是心理創傷會被反復激活，她感到無法逃脫。

04、我們現在的臨床心理干預，能將復發風險降到幾乎為0！

還有，其實瀾瀾還有強迫型人格改變，只是當時我們對精神心理障礙的理解還不夠深入，沒有識別出來了。

瀾瀾當時已經痛苦得想自殺了，但她在外人面前表現得很正常，大部分時間還能上班，她的同事、朋友肯定猜不到她都抑郁了。

一般來說，這種帶著“微笑面具”的患者，都有強迫型人格異常：要求自己表現優秀，不能崩潰，努力維持自己美好的形象。

但很可惜，國內外主流精神科醫生對人格異常缺乏了解和識別的意識，很少對患者下人格方面的診斷。

那時的我也一樣，沒識別出瀾瀾有人格改變，更沒意識到人格異常的背后，其實也是病理性記憶。

現在，我在面診時會有意識地識別患者的人格異常，很多抑郁癥、雙相障礙患者其實都伴有偏執型、強迫型人格異常。

而Lucy也會深入到內隱記憶層面，精準地高效修復人格改變背后的病理性記憶，認知上給予快速提升。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會對患者、患者父母進行高維度認知行為家庭治療，比如積極引導患者建立“積極努力、順其自然”的認知。

當時，瀾瀾是在男朋友的陪同下來治療的，她的父母沒有過來，當時沒法對她父母進行高維度家庭治療。

但現在，我們有了“病-人-家”的理念，高維度家庭治療對患者的康復非常重要，我們要求患者的父母必須參與。

不過幸好瀾瀾那時已經經濟獨立了，在某種程度上離開了原生家庭，即使她父母不積極改變，對她產生的負面影響也不會很大。

但對于青少年、學生患者來說，他們還要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如果父母不懂得自我反省、改變和提升，就很容易繼續對孩子造成疊加性心理創傷。

這相當于我們把孩子治好了，把病灶去除了，可是孩子回家之后又形成新的病灶，孩子自然康復不順利。

不過，當時我們沒有處理瀾瀾的強迫型人格改變，她的性格仍然有要強、追求完美的一面，她有可能會對丈夫、對未來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創傷。

比如她有可能會對丈夫、孩子的要求很高，尤其容易“雞娃”。她的孩子就會壓力山大，如果還疊加了其它病理性記憶的話，罹患精神心理障礙的風險較高。

當然，這只是結合精準精神心理學知識來做假設，這些隱患也不一定會發生。但我們必須承認，當初我們的臨床心理干預模式確實有著極大的不足之處。

現在我們的臨床心理干預模式已經不斷完善了，最近剛分享完的偉濤案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偉濤罹患的是雙相障礙Ⅰ型，曾到北大六院看過病，住過院，但還是治不好。

但偉濤接受了17次3PT之后，竟奇跡般康復了，并順利讀完研究生，還在杭州找了工作、定居、談戀愛。

我們會將患者的病情、人格異常分解為一個又一個的心理問題，然后用3PT精準化地找到每個心理問題在內隱記憶層面對應的病理性記憶，再深入而高效地修復。

每次3PT之后第二天，我們還會對患者進行高維度認知行為家庭治療，跟他們從更加理性的角度復盤前一天精準化找到的病理性記憶，改善家庭關系，逐步塑造出高逆商。

在臨床心理干預的后半程，我們還會處理患者的學習障礙，幫助他們更快地回復學習狀態，為復學做準備；

我們還會跟患者一起做人生規劃，幫助他們找到遠大的目標，強化其內驅力，不能只埋頭苦學，一味地努力，還要抬頭看看夢想在哪里。現在是AI時代了，引導孩子及時進行人生規劃，這意義重大。

當然，還有一定少不了的：孩子病了，意味著家庭系統、家庭教育方式肯定出了大問題，這必須解決。

我們現在的臨床心理干預更系統、更全面、更深入，關鍵是更加精準化，而且率先進入了人的內隱記憶層面；

這不僅能幫助患者真正、快速地消除癥狀、減藥撤藥、走向康復，還能讓患者因為認知的迅速提升而變得更成熟、更睿智，甚至有脫胎換骨般的蛻變！

而通過精準化的家庭治療，尤其是孩子有了明顯的變化后，父母更愿意自我反省、改變及提升，其家庭系統也能夠迅速得到提升。

如果在我們的積極引導下，患者及父母都塑造出越挫越勇的高逆商，那么，復發的問題就不再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令人擔心、恐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