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世界上所有事物的產生都是有目的的，都是為了達成某種善業。所謂善業，就是美好的目標。城邦是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最高共同體，追求的目標也最高，是公民的至善。政治學研究的目標，就是怎樣培養優良的公民，通過好公民達到城邦的最高目的：至善。

亞里士多德的看法體現了希臘城邦最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公民是城邦的核心，有些西方學者因此稱城邦為公民國家。一個城邦治理的好壞，就看它的公民是好還是壞。如果公民好，城邦必然治理得好，如果公民壞，則城邦治理也好不了。如此看來，政治家的主要任務，也就是培養品質優良的公民。柏拉圖之所以猛烈批評雅典歷史上的政治家，是因為他認為這些政治家猶如糕餅師，糕餅師需要討好顧客，雅典政治家需要討好公民，結果是雅典人越來越放肆，國家治理得也越來越壞。

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首先是由公民構成的。在古希臘，公民一般是成年男性。公民不能只是一個光棍，而需要有家庭，有家庭，就要有組成家庭的基本成員，如妻子、孩子。有了妻子和孩子，就需要養活這些人，為養活他們，奴隸制就成為必要。主人、妻子、孩子和奴隸，組成了最初的社會。亞里士多德還討論了家庭內部的關系，主張夫妻之間必須實行共和制，男性家長必須尊重妻子，兩人聯合共同經營好家庭。家里的工作則應當由奴隸完成。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奴隸不能是希臘人，而應當由蠻族人充當。奴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主人的生存和自由。所謂“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就出自亞里士多德。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有理由把希臘城邦稱為奴隸制城邦。

對亞里士多德而言，人本質上是社會動物，不可能只依靠自己滿足所有需要。他需要跟鄰居交換他自己無法生產的東西。這樣，若干家庭聯合起來組成村落。但村落作為國家仍然太小，既不能完全滿足公民自給自足生活的需要，也無法抵御外來的攻擊。于是多個村落聯合起來，組成了更大的單位。當這個單位達到足以自足或者接近完全自給自足時，城邦就出現了。所以，城邦是人類為了追求自足和美好生活而組成的最大的共同體。所以亞里士多德說，城邦是自然的產物，人天然是城邦的動物。假如一個人在本性上脫離城邦，按照亞里士多德自己的說法，那他不是一個神靈，便是一個野蠻人。

然而，城邦一旦產生，就取得了超越個人和村落的優先地位，理由是整體大于部分。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天生是社會動物，公民只有在城邦之中，才能達到至善。如果脫離了城邦的法律和公正，人就會墮落成最惡劣的動物，不再成其為人，更談不上達到至善了。他還拿人體舉例，說手之所以成為手，是因為它只有作為人體的一部分時，才會發揮它作為手的作用。一旦手脫離了人這個整體，那手也就不成其為手了，喪失了作為手的功能。

這里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生活在公元前4世紀的亞里士多德，本來已經見到了城邦之間組成的聯盟，如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雅典組建的提洛同盟，還有公元前4世紀新出現的許多同盟。這些同盟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城邦的限制，開始走向較大地區的統一。腓力二世甚至通過征服周邊地區和希臘，初步建立了帝國。亞里士多德自己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準備打造一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然而亞里士多德居然對這些都視若無睹，繼續把古典時代的希臘城邦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國。一個如此偉大的思想家，居然對他眼前的發展視而不見，可以想見城邦這個概念在他的思想中是怎樣的根深蒂固。只是他不知道，他理想中的那種小城邦，隨著歷史的發展，終歸是要被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