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討論計劃經濟、資本與勞動以及剩余價值、剝削概念時，存在一個知識點上的偏差

知識性的解構往往是學科外的。

比如，關于計劃經濟，哈耶克并不反對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他是用知識點去推倒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少數辦公室精英在給整個社會做計劃，這當然不會比市場機制的反應更靈敏，因為經濟的發展是超維度、非線性的，充滿了無數的隨機與偶然，而數據是滯后的。

這實際上是兩種思維模式的差異，一種是動態地建立確定性，一種是靜態地建立確定性，前者是讓市場自己去計劃，后者是讓辦公室精英去做計劃，但市場的動態發展總是對辦公室精英說不。

作為整體的運行機制，很多看上去很完美的計劃，其實是千瘡百孔，等于是把不確定的市場強行塞入計劃經濟確定的鳥籠里，與其說是做計劃，不如說是在下注，賭的是我參透了天機。

一個有限維度的股票走勢都“計劃”不出來，又何況無限維度的整體經濟。

那么 ，大數據能幫上計劃經濟的忙嗎？

不能，阿法狗之所以可以戰勝李世石，因為只是兩個維度的對抗，如若打麻將，人類“圓桌會議”中隨機的默契，足以玩死阿法狗，雖然也只有區區四個維度；人類的經濟是無限維度，如果大數據能精算，那它就是上帝。

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到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

作為人本主義的視角，剩余價值公式的底層邏輯也是計劃性，所以它從來也沒真正約束過人類，市場依舊。

因為要把剩余價值公式推到終完美，意味著投資人不管投資多少，一萬還是一萬億，他的收入都是零，那就是把收益奉獻給了工人，餓死了自己。這等于把一個充滿了不確定的市場關系用人為的計劃定格了：一切按有效勞動時間計算價值，資本除外，然而這是無法量化的公式，大數據也不行，現代生產無數序的分工是一個動態的隨機組合，這是超維的算力，而且數據滯后。就算有剝削，也無法合理地進入公司財賬，成為“空想的財務烏托邦”。

其實，馬克思也有困惑，困惑于對剝削量化計算的可能性。

他是這樣說的：

“勞動創造了一切財富的增加值，這個增加值中，利潤與工資的合理性怎么定義？是無法精準計算的。”

不能精準計算，剝削率就入不了財賬，它只能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勞動者無法去和資本家去議價他個人的剩余價值應該是多少，體現于不同職崗的員工剝削率又是多少，這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所以，以剩余價值為基礎的分配制度，到今天為止也沒有實踐過。

剝削論并沒有建立一種計量經濟學，事實上1969年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希和丁伯根提出了計量經濟學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受到了挑戰；而不久后，中國在1978年開始了偉大的改革開放。

我們不妨進而把上面的討論做一個伸延：那就是說，馬克思的人本主義論點和經濟學形成了一種交錯，它們互相影響，構成了所謂的政治經濟學；但是如果把政治經濟學的結論通過財賬去操作，那就不是交錯，而是錯位了。

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體現于每個勞動者身上的剝削率，都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錯位，在經濟實踐中用辦公室精英的確定性去定義超維經濟現象的不確定性，結果在結束了文案上不確定性的同時，又陷入了市場中更大的不確定，從而失去了可操作，大數據也幫不上忙，因為，確定性只能是無數不確定的因子碰撞的結果，否則，確定性就是一潭死水。

當你一切都計劃好了，沒有了競爭 ，也沒有了效率，當你把一切都按有效勞動時間定義了，資本就會遠離 ，經濟就成了無法再生的單細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