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先生有一個觀點，認為文化變革在先，社會變革在后。有的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這是一種弗洛伊德主義的觀點。那么文化變革和社會變革到底是怎樣的關系呢？

李澤厚先生認為，社會變革之前總是有文化的變革，先有晚清的經學革命，有西學東漸，才有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先有五四運動，再有中國共產黨；有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有延安道路；有中蘇論戰，有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有文化大革命，有改革開放等等。總之先是文化變革，然后才是政治和經濟變革。他希望中國來一次文化復興，一次思想的大解放，這樣才能促使政治和經濟出現大的發展。但這種觀點似乎和馬克思主義觀點不一致，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在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當生產力飛速發展，而生產關系并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就會出現社會變革。經濟的不協調影響了政治的不協調，進而政治系統出現了變革，引發了社會變革。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馬克思說的沒錯，而且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基石，政治才是上層建筑。政治系統的官員會動用權力，影響經濟的發展，卻不是馬克思著重論述的。封建社會持續了兩千多年，并不是沒有生產力的發展，也不是生產關系完全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是出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協調的時候，有政治系統自上而下的改革，卻往往歸于失敗。無論是李斯的法家理論，還是董仲舒的儒家理論，雖然能起到一時的作用，但并不能實實在在起作用。至于王安石變法和戊戌變法，就更是遭遇了重重困難，最終仍然歸于失敗。

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與之配合的生產關系，倘若沒有與之配合的生產關系，那么就會引發社會經濟的動蕩，進而引發政治系統的動蕩。除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革命具有摧毀的力量，很容易砸碎一個舊世界，但由于革命者自身的能力限制，很容易在砸碎舊世界的同時，重建一個舊世界，而沒有建立新世界。雖然革命者在革命之初有種種許諾，要在革命成功以后，讓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而且要實現人人平等的社會，卻最終違背了初衷。除了人性的貪婪，生命的短暫，需要革命者做一番算計，就是革命者自身的能力限制，思想限制，最終重建了舊世界，而革命者似乎變成了皇帝分封下的大臣，跟他革命的農民后來還是農民，只不過得了一點好處而已。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不容易成功，因為權力系統并不想改變自身的優勢，也不想拿自身開刀。即便有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出一段時間，頗見成效，最終也會被執行的官員悄悄改變，變成權力尋租的工具，也就給老百姓加重了負擔，當然也就流于失敗。文化變革是社會變革的一個因素，但不能完全等同于社會變革，更不能等同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先有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才有了文化的變革，或者有了政治體系的變革，有了社會的變革，才有了文化的變革。

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封建制度無法改變，那么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就無法改變，除非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就像晚明時期一樣，江南出現了大型的摷絲廠，出現了雇傭工人。但由于清朝的入侵，讓社會出現了倒退。本來要發展到資本主義，卻被滿族統治，退回到封建主義，不得不說是權力操控社會經濟的鮮活例子。滿清入關以后，實行文化上的統治，讓人們剃了頭發，留著“金錢鼠尾”的發型，叫做“留頭不留法，留發不留頭。”直到晚清，中國封建制度已經走窮途末路。文化方面，囿于“閉關鎖國”政策的影響，表現得比較保守。統治者盲目改變儒家思想，推行之后，產生了一定的副作用。不但產生了愚民政策，而且形成了特殊的儒家士大夫階級，脫離人民群眾，排斥勞動，排斥斗爭，排斥經濟，對資本、貿易和技術不感興趣。文化方面倡導儒家文化，尤其要提倡禮教文化，束縛人們的思想，而對于少數民族的文化卻沒有太多的認同，甚至從根本上是排斥的。很多人自視甚高，尤其是一些書生，還沒有考中就認為自己是統治階級的人物了，要用官員的眼光來看待世界，而且要樹立修齊治平的偉大理想，卻偏偏是一個“百無一用”之人。

文化的變化一般會受到權力系統的影響，而權力系統會受到經濟發展的影響，但千萬不能忽視封建主義的權力對于經濟的影響，簡直是決定性的。即便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權力系統也仍然可以控制這種發展趨勢，讓其重新回到封建主義，哪怕讓人民始終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也在所不惜。畢竟統治階級要享受榮華富貴，卻從來不會勞動。越是這樣，他們越容易對社會形成嚴密的控制，而且不允許有自由的言論產生，一旦產生，就會視為妖言惑眾的學說，把傳播這種學說的人稱為妖孽。經過一番污名化處理，文化方面出現了內斂的趨勢，而且大多是自娛自樂的，玩得再精致，也不具備偉大的創新。音樂方面沒有發展到西洋樂隊那樣龐大的規模，也沒有出現深層次的閱歷研究。繪畫方面沒有出現夕陽油畫那樣的風格，卻只是自戀。文學方面沒有出現太多反封建的自述，即便有了五四運動，一直發展到現在，文學也仍然受到權力系統的操控，受到資本的收買，沒多大出息。現在很難出現像魯迅那樣的作家，也很難出現像老舍那樣的作家，因為沒有他們生存的土壤了。

看似文化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前奏，其實只是統治階級疏于管理而已，放松了對文化方面的管控，不管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還是民國時期的“五四”運動，都是統治階級無暇管控造成的，并不是統治階級推波助瀾造成的。統治階級并不想改變現狀，改變現狀的都是被統治階級，而且文化方面有一定的配合，不是倡導迷信，就是倡導外國的理論，鮮有能和中國現實結合的理論。偉人能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立足中國大地，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怎么說都是開天辟地的偉大之功。而文化是相互配合的，也是權力系統倡導的，似乎和經濟與生產力發展關系不太大。倘若從根本上來說，文化變革與社會變革都受到經濟發展的影響，但同時權力系統在操控經濟發展，也操控著文化和社會的變革。所謂文化與社會偉大的變革，只不過是權力系統無暇操控而已，才會產生。不然，就不會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