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鐵疙瘩是意大利貨？”1949年2月2日清晨，朱文剛在功德林監獄的庫房里駐足。他摸著冰涼的金屬架，手指突然停在某個凹陷處——那里似乎還殘留著暗紅色的銹跡。留著分頭的舊警察湊過來：“您明鑒，當年貴黨李守常先生就是在這架子上走的。”

這話讓朱文剛的太陽穴突突直跳。他猛地轉身盯著說話的人，直到對方慌亂地垂下頭。北平城頭才換了青天白日旗不過兩個月，這座曾絞殺過李大釗的刑具，竟像恥辱柱般矗立在新政權的監獄里。這個發現不僅牽出一段血染的歷史，更在兩年后掀起了席卷京滬的追兇風暴。

彭真同志在辦公室聽完匯報，手中的鋼筆“啪”地按在文件上。這位經歷過“五四”風潮的市委書記，比誰都清楚這座絞刑架的分量。當工人們拆卸這個鐵家伙時，發現底座已經和水泥地長在一起，要用鋼釬才能撬動。運送途中，車轍壓過未化的積雪，在長安街上碾出兩道深痕，仿佛歷史在向新政權遞交血書。

1951年6月的某個清晨，鼓樓灣胡同里飄著炸油餅的香氣。便衣民警裝作查電表敲開菖號院門時，床榻上的老頭正在咳嗽，痰盂里泛著血絲。這個自稱吳博哉的老病號，枕邊卻擺著枚擦得锃亮的文虎勛章。當民警故意聊起張作霖時代的舊聞，他渾濁的眼珠突然閃過精光，脫口糾正：“那會兒我們叫安國軍……”話沒說完就僵在當場——藏在勛章夾層里的委任狀，早被翻了出來。

“法不容情”四個字的批示送到抓捕組時，有人嘀咕：“這老棺材瓤子還能活幾天？”但彭真在市委會議上說得明白：“哪怕他只剩最后一口氣，也要讓人民法庭審判這口氣！”不得不承認，這種決絕讓某些心存僥幸的舊官僚脊背發涼。當吳郁文被抬上擔架時，他死死攥著床沿喊：“我都七十了……”民警輕輕掰開他枯枝般的手指：“李大釗先生就義那年，也才三十八。”

隨著吳郁文交代出雷恒成的下落，上海馬立斯新邨的算命攤子突然冷清了。號稱能通陰陽的“了明禪師”，某天清晨被茶樓伙計撞見：他捧著羅盤的手在發抖，銅錢卦掉在地上都忘了撿。這個曾在刑場上談笑風生的劊子手，聽到京腔民警喊出“雷處長”三個字時，竟嚇得尿濕了道袍。歷史有時就是這樣，二十年前的屠夫，二十年后成了篩糠的鵪鶉。

翻查舊檔發現，當年行刑隊為了彰顯“仁政”，特意從德國醫院借來氧氣罩。可這西洋物件套在李大釗臉上時，劊子手們才發現根本不會用。據目擊者回憶，李大釗第三次被推上絞架時，突然說了句：“拿紙筆來。”正要記錄“悔過書”的書記官湊上前，聽見的卻是：“告訴稚松（趙紉蘭），《晨鐘》報的稿費還沒結……”

趙紉蘭在靈堂昏厥的場景，被記者寫成“氣絕復蘇者數次”。但少有人知的是，她清醒后第一件事是找來剪刀，把丈夫長衫上的絞索勒痕整片剪下。這片帶著血漬的粗布，后來被她縫進兒女的棉襖夾層。直到1951年深秋，當吳郁文在病床上交代罪行時，李葆華才從母親遺物中發現這個秘密——原來母親是用這種方式，把父親的骨氣一針一線織進了后輩的血脈。

魯迅捐出的五十塊銀元，在當年能買下北平半間四合院。但更珍貴的是他在日記里寫的那句：“守常先生的棉袍，比某些人的狐裘溫暖百倍。”這種溫度穿透了時光，當雷恒成在刑場挨槍子時，執行的法警特意選了俄制納甘左輪——正是1927年行刑隊用過的款式。子彈從后腦貫入的瞬間，這個老劊子手或許想起了二十四年前：那天西山的晚霞特別紅，像極了李大釗就義時嘴角溢出的鮮血。

歷史審判從不看被告席上的白發。吳郁文咽氣前夜，獄醫聽見他含混地念叨：“大帥……學生運動……”沒人知道這是懺悔還是囈語。但可以確定的是，當1953年的春風吹過功德林監獄時，原先安裝絞刑架的位置，已經種上了一排柏樹。有個老管教說，這些樹苗是彭真同志親自挑的，因為柏樹耐寒，就像某些精神凍不死、絞不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