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北京養老驛站員工走進特殊困難老年人的家中，我們發現許多高齡、失能或失智的老年人家庭都不得不請保姆或購買養老服務，因為他們的日常生活離不開細心看護，突發狀況更需要及時響應，而忙于工作的子女們常常力不從心。當將80位北京老年人的訪談資料拼湊在一起時，一種新的養老選擇次序鏈條逐漸浮現。在這些老年人的表述中，兒女優先的傳統養兒防老觀念正在演變為社會化服務優先的養老觀念。這種在超大城市率先出現的新養老觀念，或可窺見中國養老格局和家庭倫理的轉變。

傳統的養老格局：由內向外

王奶奶最初是以保姆的身份來到老劉家的，她不識字，一只眼睛還在支援前線打仗給士兵送擔架時被炮彈轟瞎了。王奶奶的一生非常苦，她原來有一個丈夫，后來丈夫去長征了，她留在家照顧丈夫的父母和8個弟弟妹妹，等這些孩子成家立業、公婆也安享晚年后，王奶奶才卸下包袱喘了一口氣。后來，丈夫在部隊升官了，進了北京城就再也沒有回來，還轉頭跟身邊的護士結婚了。王奶奶一直沒有自己的孩子，養育的一大家子里也找不出一個人愿意為她養老送終。之后，王奶奶前夫的戰友給她介紹了老劉。老劉的老伴早年間去世，老劉也一直在內蒙古基地做監工，不能常回北京照看孩子，所以戰友就介紹王奶奶去老劉家當保姆。后來部隊里的首長跟老劉說，現在風聲緊不允許家里使用保姆，人家長期照顧你們家，一直沒名沒分的不好聽，老劉沒辦法只得和王奶奶領了證。直到晚年，王奶奶一直是老劉的兒媳婦伺候的。

其實，王奶奶這一生的經歷是很多傳統女性的寫照，她們在家里更像“保姆”的角色，伺候公婆、丈夫和孩子，而當她們晚年的時候，一般還是依靠兒子，準確地說是兒媳來照料，而這個兒媳的養老又由下一個兒媳負責。因此，傳統上，中國老年人在養老方面遵循著自己—配偶—兒子兒媳或多子女輪流—遠親友鄰或居家養老服務—養老院的選擇序列。

轉型期的新養老格局：

從子女優先到服務優先

在跟北京老年人聊天時，我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現在真指不上孩子養老。”但是，當詢問長期負責照顧特殊困難老年人的員工時，他們卻堅定地說：“真正能給老人兜底的還是孩子。”這兩者間的微妙張力悄然暗示著養老的確發生了某種轉變，但是仍舊有恒定的東西保留了下來。

徐爺爺的生命歷程中凸顯的養老次序性可以理順這種張力。徐爺爺育有一兒一女，早年間和老伴相依為命，在他80歲那年，老伴不幸去世，徐爺爺悲傷過度也住院了一段時間。那期間，子女忙于上班，所以兒子給老爺子請了私人護工。后來徐爺爺出了院，兒女不放心他身邊沒人照顧，就前后托熟人請了4個保姆。隨著年歲漸大，徐爺爺的身體欠佳，缺乏安全感，他時刻提防著保姆，還叫女兒在家里裝了監控器幫著監控。平常他也沒少和保姆置氣，覺得自己沒洗澡她先洗澡。老爺子過日子比較拮據，現在天天就跟保姆較勁，因此徐爺爺陸續辭退了保姆。聽說社區里的養老驛站剛開張，他想著先把房間占下來，要不大家一搶就沒有了，就下定決心第一個入住。他覺得驛站離家那么近，隨時回家會很方便，沒想到趕上驛站封閉管理，并且在驛站里也有各種不順心的事，因此他熬到兒子退休，便和兒子訴苦：“這地方真養不了老，還得是你養我，要不我就只能去養老院了。”兒子聽到后趕緊把老爺子接過去一起住了。

徐爺爺在各個階段都選擇了不同的照料主體，他的選擇次序也和很多北京老人的選擇不謀而合。費孝通先生曾指出，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當前，超大城市開始出現一種新養老格局，老年人在觀念層面逐漸形成一條相對完整的、有先后次序的養老模式選擇鏈條，他們會鑒于健康、年齡、家庭條件和社會風險等因素依次選擇不同的養老方式。當夫妻雙方年輕、身體健康時，他們通常選擇自我養老。如果夫妻一方出現健康問題，一般選擇配偶養老。而當夫妻一方失能、失智、高齡或者逝世，老年人會在居家的前提下，優先選擇社會化服務進行養老。其中，家庭往往通過熟人介紹來選擇服務，并且需要和服務方建立一定的私人關系和特殊信任。如果老年人在享受服務的過程中發現各種問題，他們才會選擇子女養老。如果此時子女還未退休或小家庭還未成熟，那么養老院便成了老人的最后選擇，并且這種選擇已經很難再受到傳統孝道的指摘。

這類新養老格局主要有以下四點特征：第一，周期性。老年人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依次做出自我養老—配偶養老—居家社會化服務養老—子女養老—機構養老的選擇。第二，倫理性。老年人依次選擇的養老模式背后分別遵循著夫妻一體—熟人與特殊信任—責任倫理—陌生人與市場邏輯的倫理觀念。第三，層級性。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人一般有不同的養老選擇次序。第四，關聯性。盡管不同階段只有一種主導的養老模式，但是其他養老方式可以起到輔助作用，如在社會化服務養老模式下，子女也會起到突發事件應急響應或短期照料的輔助作用。

新養老格局背后的倫理觀念

新養老格局中最重要的變化是老年人從子女優先的養兒防老觀念轉變為社會化服務優先的養老模式。但是，當一個家庭沒有選擇時，如經濟實力有限或子女和老年人只有一套房的前提下，他們一般還是會在選擇配偶養老之后直接選擇子女養老，子女成為他們養老的唯一兜底者。此外，盡管不同階段只有一種主導的養老模式，但是其他養老方式可以起到輔助作用。因此，中國并未從反饋模式走向接力模式，而是反饋模式順應時代發展有了新的特征。

實際上，這種變化深受責任倫理的影響。當代城市老年人已經開始反思責任倫理在新情境下是否還合乎情理，比如，是否要為子女無止境地付出而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質？拉扯第三代是否還是自己應盡的義務？同時，老年人的“不忍之心”也建立了向下倫理的邊界，不少老年人不忍讓獨生子女背負自己或兄弟姐妹照料父母時都體會到的崩潰和重擔，所以反而會提前為養老積蓄財力，而不是無限制地將所有資源流向子代。這都促進了責任倫理從無限性轉向有限性。

同時，當代責任倫理還發展出了雙向性和延遲性特征。雙向性指老年人對子女并非毫無要求，而是暫時將孝養分離，不要求子女長期照料或經濟支持，轉而希望他們負責監督社會化服務、應急處理突發事件和滿足精神慰藉需求等。另外，對子女而言，當他們度過小家庭的成長期，迎來小家庭的成熟期，也就意味著有時間、精力和資源對父母進行反哺。同時，子女還會在撫育自己孩子的過程中體會到為人父母的不易，即便“少年時多不知孝”，然而“養兒方知父母恩”，此時贍養父母、送父母最后一程的重要性，甚至比“扶孩子上馬后再送一程”更為重要。

延遲性體現為，現代社會人均壽命相應延長，撫育孩子、購房購車成本更高，小家庭的生長期更長，人們的情感也需要在這種新的家庭生命周期和個人生命歷程中自然生發、緩緩流淌。因此，如何在小家庭成熟之前讓老年人可以先依靠社會化服務進行養老，盡可能延長這段時間讓子女做好充足準備，同時讓老年人有更多的尊嚴感，是我國開始構建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體系的重要目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雅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