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日本軍人繳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國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僑，中國政府設立了一個機構管理他們，這個機構的名稱，今人說法分歧，我記得我看見的招牌是“日僑俘管理處”。僑俘兩個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

那時“中國本部”（不包括東北和臺灣）有日俘一百二十八萬三千多人，日僑約八十萬人，中國政府要把他們送回日本，當時稱為“遣俘”和“遣僑”。那時“中國本部”使用廣州、上海、秦皇島、青島等十三個港口進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資料顯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萬人，日僑約六十萬人。我們逗留京滬時，遣送工作還沒有結束。

國際通例，戰勝國有權使用戰俘的勞力。我們到南京時，看見日俘正在揮汗修路，江灣新建的機場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繼續施工。多年后，美國好萊塢拍了一部有名的電影：《桂河大橋》，演出英軍戰俘修橋的故事。雖然做了俘虜，為敵人修橋，那個英軍上校還是很興奮，他說，身為軍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壞工作，難得有機會建設，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軍攻打中國，一槍一個洞，一彈一個坑，留下無數斷橋殘壁，征用他們出力建設，也是一種教育。

▲《桂河大橋》劇照

有一天，我去看他們修路，皇軍一變而為苦力，也是千載難逢的景觀。那時機械器材缺乏，修路還是靠鍬和鎬，他們挖過許多戰壕掩體，操作十分熟練。動作比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鍬一鎬下去很確實，不敷衍了事，也沒看見有人擅自休息走動或抽煙喝水。

軍官帶隊督工，工地狹長，他不停地走動察看。盟軍規定，日俘遇見戰勝國的軍人，不論對方階級高低，都要敬禮，而對方不必還禮（這是長官唯一叮囑過的注意事項）。乖乖，他向我敬禮的時候，我還真覺得如在夢中。下次再去，我到馬路對面遠遠地看，躲著他。連上有個班長，他每天故意走過工地，每天享受一個敬禮，大日本皇軍的軍官，動作敏捷，姿勢正確，從未違背盟軍的規定。我聽見有人笑那班長無聊，那班長說，“抗戰八年，除了這個，咱們還能撈到什么？”他每天計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禮，到沈陽后，我聽他數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灣看日俘修機場，那里參加勞動的人數多，一片黃塵中黃螞蟻成群蠕動，乍見之下，產生錯覺，還以為他們構筑工事，包圍上海。我看見他們整隊歸營，盡管鞋襪破舊，軍服骯臟，他們的隊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視，無人交頭接耳。官長的軍服上業已卸除那些顯示階級尊嚴的佩件，外形和他們一樣狼狽，同時也失去了關乎他們生死榮辱的權力，可是他們對長官的尊敬服從絲毫未減。那時怎么也沒料到，兩年零十一個月后，我狼狽奔往江灣，由江灣逃出大陸。

聽說上海的慈善機構想捐一批鞋襪給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說日俘決心給京滬人士留下“去思”，他們辦到了，報紙雜志不斷有人稱道他們。據說他們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課，紀律嚴整。據說投降后照常整理內務，被服裝具一絲不茍。據說繳槍之前把槍擦得干干凈凈。據說他們登船回國，秩序井然，無人搶占好位子，而且讓婦孺優先。他們的財物都得留下，只準帶很少的錢、很少的隨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現款，一只手表，一只自來水筆。憲兵檢查嚴格，據說他們無人違反規定。

不久，我們走海路赴東北，葫蘆島登岸，正是夕陽西下，我看見許多日本僑民在碼頭上排成隊伍，接受檢查，老人彎著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婦女，牽著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壯男子。隊伍很長，沒有聲音，圖畫中才有那樣的沉默，只聽見海浪拍打堤防，連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輪船等著送他們回國，記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殼油漆斑駁，我當時有一個念頭閃過：如果海上起了大風大浪，這樣一艘船能把他們平安送到日本嗎？

▲小林淺三郎向何應欽呈遞投降書

投降，日本軍人一萬個不甘心，閑言閑語很多。中國政府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飛南京“受降”，日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呈遞降書，兩人留下歷史性鏡頭。我乍見那張照片時，覺得什么地方不對勁，看了幾十年，終于看出眉目來，那位降將雙手送出“那張紙”時，紙離桌面太近，太低，“那張紙”也沒過桌面的中線，何大將得伸長胳臂俯著上身接過來，“降將”有機心，何上將恐怕是有些慌張。單就那授受片刻而論，日本沒輸。

日本關東軍大約有十萬人不愿投降，拋棄妻子兒女，遁入長白山中，再也沒有出來。長白山區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氣溫經常在攝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們沒有生存的條件。奇怪的是沒有人逃回來，估計最后的結局是集體自殺，而且是少數人控制多數人強迫自殺。

他們的妻女擔當另一種角色。那時國民政府船只有限，東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陽時，馬路兩側日僑擺了許多地攤，出售他們帶不走的東西，維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鋼琴沙發，小件如玩偶花瓶，雖說家產充公，當局并未禁止。

那些專售“小件”物品的地攤最有看頭，日本文化琳瑯滿目，地攤后面幾乎清一色的“跪”著一個女子，絕對沒有男孩子出現，只有他的母親或姐姐，她們給“男子”留面子。她低著頭，雙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顧她的貨物，任憑顧客自動取貨，自動照標價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沒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關內來的中國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臉蛋兒，強迫她抬起臉來，她的反應是“三不”：不合作，不掙扎，不出聲。

以上選自《王鼎鈞回憶錄》，書里記錄的好些事，給人印象深刻。

鼎公已百歲高齡，人到晚年，耗盡17年，完成四冊大書：《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抗戰、流亡、內戰、白色恐怖……這四部回憶錄脈絡清晰，藉個人離亂的遭遇顯現火焰山似的動蕩年代，讀來仿佛章回小說，精彩故事一個連接一個——這，其實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與血淚換來的！

抗戰時期，王鼎鈞先后在日軍占領區，和抗戰大后方生活；內戰時期，他成了國民黨憲兵，看見了國民黨最巔峰狀態，后來淪為了解放軍俘虜，在解放區生活；1949年后，他來到臺灣。鼎公說，“我的經歷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叫我做個見證。”

難得的是鼎公并未將回憶錄寫成自己的血淚控訴，而是以文學的求美、史學的求真、哲學的求解將血淚化成明珠，不見煽情，不見吶喊，平心靜氣，卻有史詩般的壯闊和觸及靈魂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