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崔君 攝）

崔君寫的東西首先來自她切實的生命體驗，寫下來是記錄，也是表達。在她的小說里，人們總能讀到對世界與人性有如孩童般的卻又近乎冷靜的叩問。

?作者 | 段志飛

?編輯 | 尤蕾

3月21日“國際森林日”這天，《新周刊》記者見到了崔君。她的語言別開生面，與她一開始形容自己的“嘴笨”并不相符。

2018年，崔君從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創作方向碩士畢業之后，留在北京干起了一份文學類的事務性工作，到現在已有近7年。工作之余，她會按照自己的節奏寫小說，一旦工作忙起來，小說寫到什么程度就成了次要問題，寫不寫完全是自己的事。

和大部分外鄉人一樣，崔君在北京的生活并不輕松，她也會被那些命運、性格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規律影響。作為20世紀90年代生人，她經歷過互聯網時代之前的童年和互聯網時代之后的社會變遷。抑或說，崔君首先是一個從山東來到北京的年輕人，然后才是一名小說家。

《冰淇淋廠冬天在干嗎》/《有山有谷》

崔君 著

濟南出版社，2024-2（左）/浙江文藝出版社，2025-1（右）

繼2024年的《冰淇淋廠冬天在干嗎》之后，今年崔君出版了新的小說集《有山有谷》，里面的故事多橫跨鄉村與城市，她被出版界評價為“新勢力”寫作者。對于這個名號，崔君覺得有點心虛，她說自己是個容易自我懷疑的人，現實生活中更習慣自己待著，不習慣當眾表達。

一個人的來處是其性格的底色。從一個資源匱乏的農村到在大城市里求學、工作，有同樣經歷的人很容易想象和理解這條路上的溝坎。崔君毫不客氣地稱自己為“小鎮做題家”，這大概也是90后這代人的一種成長路徑，只不過從“小鎮做題家”到科班作家，這中間有太多偶然。

近些年，文化界似乎存在一些對科班作家的質疑的聲音，有人認為創作并不屬于可傳授的知識，所以強調方法和定義高級使得文字蒙上了一層不真誠的嫌疑。對此，崔君覺得這多少有些偏見，方法和真誠并不相悖，即使自己摸索也能夠總結一些技巧。最簡單的一個故事，也存在好的講法和不好的講法。

“我寫的東西首先來自我切實的生命體驗，寫下來是記錄，也是表達，以一種什么樣的形式安放，是個選擇問題。不同作者的路子都有出彩的地方。”崔君說。

一談到寫小說，崔君就鋒利起來，然而她在現實生活中是個追求平靜的人，有一位一起生活了很長時間的愛人，喜歡養些花、鳥之類。寫作更像她的一塊自留地，如今這塊地上長出了樹，在生活場景的多重變換后，她從樹葉之間的縫隙里，打撈一些過去的人、事、物。在她的小說里，人們總能讀到對世界與人性有如孩童般的卻又近乎冷靜的叩問。

崔君。（圖/由被訪者提供）

寫小說之后，不再“掉魂”

1992年，崔君出生在山東省臨沂市蒙陰縣的一個小村莊。很長一段時間里，她就在那兒的河里、樹林里玩，寫作業、干家務、幫著帶小孩。妹妹剛出生的時候，她只有9歲，也還是個孩子。

在山東農村有一種民間說法——小孩在山野間玩得忘乎所以，容易“掉魂”。魂魄“脫離”軀體，像尋常物品一樣，“掉”在了樹林和小河邊，癥狀之一是精神萎靡。在崔君看來，“掉”這個動詞干凈利落，似能聽到魂魄落地的聲響。她說自己興奮過度后容易偏頭痛，這會讓她想起這個詞。所以，在她心里，有一根線拴著向上升的那個氫氣球，她反而在心情平和時能做許多事，包括寫作。

崔君小時候經常玩耍的河邊，不遠處就是山谷。（圖 / 崔君 攝）

對于蒙陰縣，她試圖用《沂蒙山小調》和孟良崮戰役來形容那是一個怎樣的地方——位于山東省中南部，既不靠海，也離省會城市較遠，相對閉塞。如果想要去北京，需要先從蒙陰縣搭車到隔壁的平邑縣，才能坐上火車。

在熟人社會里，崔君從小到大聽得最多的，是鄉里之間的家長里短。她說，這些事情讓她感覺很親近，隔了二三十年再回看，也帶有讓人感慨的命運感。就像《有山有谷》中所描述的那樣，現在大家吃得飽、穿得暖，但有些鄉村女性的心理問題和精神困境是沒有出口的，倚靠搖搖欲墜的教義減緩苦痛是無奈而又殘忍的。

崔君的父母在園里種土豆，覆上地膜保溫，好讓它們快點發芽。（圖 / 崔君 攝）

除此之外，就是與自然為伴，比如那些莊稼、林木、昆蟲和野草野花。對于微觀世界，她總是格外細心和敏銳。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崔君寫了一篇作文《捉知了的三種方法》，那是她印象中第一次因為寫了什么東西而得到別人的稱贊。

隨著年紀的增長，崔君讀完了中學和大學，最后在工作和考研之間選擇了后者。她對文學抱有夢想，于是想試試北京師范大學。臨近報名的時候，她心思一動，把原本傾向的外國文學專業改成了文學創作。很多年后，當她回憶起這個有意味的瞬間，依然覺得充滿了戲劇性。

研一之后，崔君完成了一篇4萬字左右的中篇小說——《金剛》，寫的是家鄉鉆石礦的故事。臨沂地區金剛石礦產豐富，在20世紀70年代，農村姑娘魏振芳鋤地時，挖出了瓶底兒大小的“常林鉆石”，這便是我國現存最大的天然鉆石。

（圖/由被訪者提供）

崔君寫完這篇小說很高興，感覺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比起同齡的小說家，崔君的文學起步不可說不晚，但是研究生的學習過程讓她感受到一種與以往的生活和世界不同的體驗——有老師精心安排的課程和指導，還有一幫同樣熱愛寫作的同學，每天討論的話題和思考的事情都離不開小說，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工作之后，她也接觸到更多的人，積攢了許多有趣的素材。

“對我來說，和許多現代社會的學科一樣，學院提供了基礎知識的獲得（途徑），這比自我教育要高效一些，大學的時候，我很想寫小說，可不知道應該怎么寫，后來的學習對我很有用。文學是非常包容的，有想表達的東西，每個人都可以寫寫試一試。”崔君說。

講故事的野心

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崔君會格外關注那些與平時生活中不太一樣的表達。

她能從閱讀聊到眼灰蝶和希臘神話，從寫作習慣聊到庾信的《小園賦》，甚至還聊到網紅動物水獺的特殊習性——“碼吃的”。水獺喜歡將捉來的魚一條一條地擺好才開始吃，像極了某種祭祀，這種現象讓古人認為水獺是很有靈性的動物，于是就有了“獺祭魚”的說法，后來還被用來形容在文章中堆砌辭藻和典故。

崔君喜歡隨時用手機拍一些有趣的東西。（ 圖 / 崔君 攝 ）

對這些稀奇古怪的知識，崔君有著濃烈的興趣，并且不自覺地將它們存放在記憶里，等到寫小說的時候，就會拿來和她故事里的人物進行連線。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或許是因為鄉村生活經驗，她習慣了將某個人與某件事物聯系上，也或許是因為自己的閱讀喜好，哪怕是一枚小小的紐扣，也可以讓自己難以忘記一個人物。

2024年夏天，崔君回老家，去桃園幫父母收桃子。年近60歲的父親種了1000多棵桃樹，種桃子是一項艱辛的勞動。趕上桃子集中成熟，他們要凌晨兩三點戴頭燈去摘，以便趕上清晨發運的貨車。這一次回去，崔君注意到，裝桃子的周轉箱上有“萬能果業”的紅漆字，是桃販老板印上去的,以防箱子混淆或丟失。

“萬能”這個詞讓她想到了萬能公式、萬能鑰匙、萬能青年旅店。她去問母親，母親告訴他，收桃子的老板太能了，綽號叫“宋萬能”。在山東，說一個人“能”可不是啥好話，這名號自然是鄉親們貶義的調侃。將綽號當成自家標記，崔君覺得他應該是個幽默的人。

崔君的父親在桃樹林，把桃子裝在 “萬能果業”的箱子里。（圖 / 崔君 攝）

一個周轉箱，與一個人的性格就這樣自然地聯系在一起。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崔君也習慣了用文學的視角觀察人，“生活和寫作是很難完全分隔開來的，甚至時常糾纏在一起。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不怎么愉快的事情，我會下意識先按下自己，想一想別人為什么這么做”。崔君說，有些話刺耳難聽，但是“這個人可能遇到了不順暢的事”“積累了一整天的情緒”之類的猜測就會跑出來勸解她，這場遭遇似乎安放了一個文學性的時刻。

崔君擅長用細節來構思故事，小說當中的主人公也經常有從鄉村到城市這樣的生活背景，用她的話說，是在構思小說人物和背景信息的時候，忍不住幻想人物生活的地方有一個院子。或許在她記憶中的院子里，墻上生銹的釘子、鞋底踩滅的煙頭，都落滿了像時間灰塵一般的故事。

讓城市里的自己更自在一點

崔君覺得，有時同理心會帶來一些消耗，但自身敏感也便于她捕獲一些細膩的情緒。她偶爾有社交焦慮，飯桌上也大多不是操心發起話題的那個人。“說話少一點，對我來說是一種休息。”崔君說。

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原生家庭、代際隔閡、情感負債，該有的自己都有，其中既有社會變遷的原因，也跟崔君自己的成長經歷有關。從一個小村莊離開，來到大城市，她享受北京這種寬容的自由。

事實上，崔君讀初中的時候才第一次去到縣城，父親騎一輛舊摩托車，載她去縣城辦事。車壞在半路上，他們還時刻擔憂沒有牌照會被查罰款，那對家里來說會是一大筆錢。她當時心里充滿驚悸。到了縣城，他們來到一個很復雜的轉盤路邊，在一家黑黢黢的店中維修家里用的手機。

直到離開蒙陰，到煙臺念大學，崔君才算真正離開家鄉。放假回家途經轉盤路，崔君感慨，那其實是一個很小的路口，只要逆時針走，車和人就都在一個方向上了。這樣的生命體感，或許是很多有過鄉村生活經驗并且從鄉村走出來的當代青年人的通感。而這種通感，也讓她把自己凝固在某些時間的縫隙中，讓自己自在一點。

有一年刮臺風，父親在房頂為崔君摘葡萄。（圖/崔君 攝）

在北京生活，崔君沒有給自己定特別具體的目標，也許是因為在農村長大，她會本能地對大自然感到親切。三月份是野菜返青的季節，每年崔君都會約上幾個好友到平谷的桃園里挖薺菜，她把這項活動稱作對城市生活的一種補償。

春天還是風大的季節，在北京生活了10年，這一兩年崔君開始對灰塵過敏，出現過敏性結膜炎的癥狀，發作時眼睛奇癢，噴嚏不斷。她想去醫院做過敏原檢查，醫生說不太有必要，有些人就是如此。

“一個在農村里長起來的人，小時候天天在土里滾著玩，手破了都用土來止血，現在竟對空氣里的灰塵過敏。”在崔君看來，這似乎有點讓人哭笑不得。

在許多個宅家的日子里，崔君會在陽臺上栽種植物，她經常用到以前跟父親學的扦插法，把植物的一部分分離，重新養活成一株新的植物，觀察它們神奇地成活并長出葉子。在這個過程中，她能收獲許多樂趣。在她看來，植物和人一樣，不同的花卉對水、陽光、溫度等各有不同的反饋，植物也各有各的性格。

疫情宅家的時候，朋友送給崔君一只虎皮，她愛不釋手。（圖/崔君 攝）

當聽到別人對自己的小說里很多電影蒙太奇式場景跳切的正向反饋時，她感覺受到鼓勵，仿佛無數個窩在家里看電影的黑洞時刻被別人看見了，就像她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別人，并且在自己的小說中處理那些細節。

寫小說就像尋找沒被人發現過的蝴蝶

不得不說，看崔君的小說，能讓人更加確定“小說的魅力，在于讓我們接近那些未被語言描述過的感受”。此刻，崔君想起了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他同時也是鱗翅目昆蟲學家，一生都執著于尋找那些還沒被命名的蝴蝶。

崔君感覺寫小說也像尋覓未曾被人描述的蝴蝶，不僅是關乎美麗、浪漫的蝴蝶。就像納博科夫癡迷的眼灰蝶，它們其實長相普通，即使在路邊出現，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視的蝴蝶。20世紀90年代，一些新發現的蝴蝶種類就用納博科夫小說中的人物來命名。在她看來，這是很有意思的事，納博科夫知道一定會很開心。

一只喜歡在椿樹上活動的 斑衣蠟蟬 （民間俗稱 “花 蹦蹦 ”）， 誤入了崔君的房間。（圖 / 崔君 攝）

近些年來，女性寫作已經過了模仿階段，女性主體性敘事變得越來越引人注目。在崔君的小說集《有山有谷》中，幾篇短篇小說的人物的第一視角幾乎都是女性。在《狐貍的手套》中，女性在親密關系中的渴望與恐懼，彌漫在細致到如頭發絲般的日常里；在《海岸》中，母女之間的情感隱藏在動人的隱喻里；在《有山有谷》中，女性與女性的關系更超越了年齡和親情，抵達了肉體與靈魂、生存與死亡的混沌地帶。

在《有山有谷》的封面上，印著這樣一句話——“獵物放松警覺，狐貍鼓腹而歌。”在筆者看來，這句話如果說的是因果關系，那就只是一個邏輯清晰的寓言故事，可如果說的是并列關系，那就是一個復雜的現實社會了。

“有山有谷”或許也可作此理解，每一篇小說都是一塊時空切片，放在一起就是一個整體，就像濱口龍介的電影《偶然與想象》一樣，人們在不同的空間里自說自話，看似各自獨立，實際上渾然一體。看崔君的小說，就像在路邊偶遇了一只蝴蝶，讓人想起了那年夏天海邊刮起的風。

寺廟里被破壞的佛像。 （ 圖 / 崔君 攝 ）

過去，崔君的小說都在寫城市與鄉村；最近一兩年，崔君也開始將視角放在北京，她說起自己為了寫一個北京西山寺廟義工的故事，將寺廟建筑的木塔結構和被破壞的佛像裝藏粗淺地學習了一番。從構思到完成，崔君感覺這篇小說寫得有點底氣了，提前想好的東西，在寫的過程中也沒有太多的旁逸斜出。

此前，崔君在寫作中曾有意讓自己與當下的生活留些距離，這是因為她覺得可能再磨一磨會更生動，就像離開家鄉之后，她所窺探的家鄉似乎更真實了。“對于北京，我有很多鮮活的細節，只是還需要再捂熱一點。”崔君說，越是世俗且日常的生活，越是讓她癡迷，過去與當下有太多誤解與對照，讓人認為世界很大，而時代很長。

北京隨手拍。（圖/崔君 攝）

對于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偶然、規則或不確定性，崔君表示愿意接受，也只能接受，尤其是在做一些人生重大決定的時候，她覺得憑借的都是自己的感性，至于那些生活中的去與留、得與失，她覺得順其自然就好了。對此，她笑稱自己其實是個悲觀主義者。

當面對“寫作對你來說是什么”的時候，崔君回答：“一塊地吧。所有的農活都不輕松，這點也正像寫作。地很樸實，你種什么它結什么，不想種，荒一荒也行。”

作者丨段志飛

編輯丨尤蕾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總683期《茶之戰》

原標題：90后青年作家崔君：去與留，得與失，順其自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