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起：林彪、金敬邁、江青
歐陽海（前左一）和戰(zhàn)友合影歐陽海陳毅和張茜陶鑄和曾志江青和張春橋金敬邁和江青在天安門城樓金敬邁和毛主席握手

口述：金敬邁

金敬邁（1930~2020），江蘇南京人，1949年參軍，歷任四野后勤部文工團、西南軍區(qū)文工團演員，廣州軍區(qū)戰(zhàn)士話劇團演員、創(chuàng)作員，廣州軍區(qū)政治部文藝創(chuàng)作組創(chuàng)作員。著有代表作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其中《歐陽海之歌》發(fā)行量近3000萬冊，創(chuàng)下當代中國小說發(fā)行量之最。1968年遭迫害入秦城監(jiān)獄，1975年在農(nóng)場勞動，1978年平反，后任廣州軍區(qū)文化部創(chuàng)作組專業(yè)作家。

我曾是一名部隊里的話劇演員，因為排練時傷了腰，不能再演出了，后來嘗試寫作，到了1962年底，竟成為專業(yè)創(chuàng)作員。

我一直想在舞臺上塑造一個既平凡又偉大的戰(zhàn)士形象，苦于不能為主人公推出一個“高潮”，找不到一個“最強音”，當然也就一直未能如愿。1963年下部隊體驗生活時，完全出于偶然，聽說兄弟部隊出了個“大事故”：一個平時很調(diào)皮的戰(zhàn)士被火車壓死了，禍及整個連隊，連“四好”也評不上了。

那年月，評不評“四好”可是頭等大事。出于好奇，也想順便去南岳衡山散散心，我去了歐陽海生前所在的部隊。

短短五六天的采訪，無意中為我原來的構(gòu)思找到了“高潮”，找到了“最強音”：和指導(dǎo)員的矛盾，就是高潮；死，就是他的最強音。

夜以繼日，用了28天，我寫完了初稿。

忘了是在一個什么場合，我談了為尋找心目中的英雄而深入部隊，并終于在燈火闌珊處找到了歐陽海的體會。一位好心的記者把它登在《宣傳動態(tài)》上，當時身兼廣州軍區(qū)第一政委的陶鑄看見了，大加贊許，說我的體會是《講話》的勝利——這正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歐陽海本來是一個普通戰(zhàn)士，雖說是因公而死，但沒有小說《歐陽海之歌》的出現(xiàn)，估計他永遠也成不了英雄。

當然，我捧紅了歐陽海，《歐陽海之歌》也讓默默無聞的我，一夜之間也成為名人。

于是，我“紅”了起來，開始處處引人注意，用后來的話說，是“一顆新星，冉冉升起”了。

初稿是讀給解放軍文藝社的魯易副主編聽的。我曾是話劇演員，朗讀是我的本行，讀自己的作品更是讀得有聲有色，我自己邊讀邊哭，他也聽得淚水漣漣。

魯易說他當了幾十年編輯，從未見過這么成熟的初稿，便提出馬上付印。稿子正要印，問題來了。我的一位老首長，當時是總政文化部的一位領(lǐng)導(dǎo)，大約一眼看穿了我隱藏得極深的“抗上”右的實質(zhì)，就說：小說的后半部分要改，歐陽海不能反對他的指導(dǎo)員。指導(dǎo)員是“黨的化身”，不能有品質(zhì)上的問題。

兩天兩夜中，我一氣改寫了六萬多字。這是無可奈何的修改，為了不讓指導(dǎo)員有“品質(zhì)”上的問題，我把一場嚴肅的思想上的沖突和品德上的差異改成僅僅是一場“誤會”。這樣，我違背了我，作賤了自己的良知，我改變了整個小說的悲劇結(jié)尾。

總政文化部的那位領(lǐng)導(dǎo)看后卻很滿意，他說，到底是我們黨我們部隊自己培養(yǎng)出來的作家，聽指揮，領(lǐng)會上級的意圖快。

1965年7月，《歐陽海之歌》在上海《收獲》雜志上發(fā)表。10月，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書。

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領(lǐng)導(dǎo)上通知說，陳老總要接見我。其實前幾天，我們軍區(qū)政治部的一位李副主任，已找我去詳細交代過，說首長如果發(fā)問，你應(yīng)該如何回答，就像彩排似的先預(yù)演過一遍了。

在從化溫泉見到了陳老總和張茜、陶鑄政委和曾志，還有吳芝圃、王匡等幾位負責人。陳老總對這本書夸獎了一番，說：

“描寫社會主義時代人物的長篇小說中，寫得像《歐陽海之歌》這樣好的，還是第一部。和平時期部隊題材不好寫，可以說這是一部帶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是我們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史上的一塊新的里程碑。”

陶鑄也對這本小說給予了充分肯定，又問我目前對這本書有些什么反應(yīng)。

我匯報說，總政文化部謝鏜忠部長傳達了江青的指示：

一、不要把歐陽海寫成職業(yè)乞丐。乞丐不勞而獲，是“寄生蟲”，和貧雇農(nóng)民有本質(zhì)不同。我們不能歌頌流氓無產(chǎn)者。

二、歐陽海的哥哥不要被國民黨拉去當壯丁。他當了國民黨兵，那歐陽海不就成了反動軍人的親屬了？我們能歌頌反動軍人的家庭嗎？

三、“最后四秒鐘”的描寫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訴金敬邁，這是非改不可的！

出乎我的預(yù)料，陶鑄同志笑著望望大家：“最后四秒鐘的描寫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為什么要改呀？”

陶鑄望著陳毅道：“陳老總，你說說。”

“她的事情，沾不得。”陳老總環(huán)顧左右而言它，他手拿起一張報紙說，“我就喜歡看你們的《羊城晚報》。”

陶鑄停了停之后，非常明確地說：“不要改。不要一聽到什么意見就改。文藝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后，關(guān)于這本書的修改，你要先通過我。你是我的兵，我說了算！”

很難描述我聽了陶鑄政委這幾句話后的激動心情。我沒有料到，正是這件事，埋下了幾乎置我于死地的禍根。

《歐陽海之歌》很紅，紅在它生動地“宣揚了主席的思想”。初稿中只引用了幾段“語錄”，后來卻越加越多。我擔心過于突出個人，肉麻，不好，于是又加進了兩段《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的引文。我原意是稍稍“平衡”一下，“沖淡”一下，絕沒有搞什么“兩個司令部”的罪惡意圖。真的沒有。

記得陳老總和陶鑄接見時，在座的王匡同志簡單地說了幾句，意思是書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還說，再過些年你就會明白了。

小說的前半部分寫歐陽海的童年和成長，后半部分生硬地貼上了很多“語錄”。評論文章中幾乎是眾口一詞地對后半部分大加贊揚。王匡同志的幾句話，有膽有識，其實我當時就明白了，那年月，就那個氣氛，部隊按上級的旨意，搞的就是那一套，也符合當時的“生活的真實”。但它是經(jīng)不起歷史檢驗的。王匡同志不便于明說，我也假裝沒有聽懂。

1967年4月，接到總政通知，要我立即趕到北京，等候首長的召見。

那一天，我被召進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屋里坐滿了人，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guān)鋒、戚本禹、姚文元，還有謝富治、葉群等人。

沒等我坐下，江青說話了：“金敬邁，怎么，我提的那幾條意見，你不改？你真是個大作家呀！這么大的架子？”

這劈頭幾句，真把我嚇傻了。我沒有敢申辯，幸虧沒申辯。

“我告訴你，”江青接著說，“你那最后四秒鐘呀，是《雁南飛》！就是蘇修那部《雁南飛》在中國的翻版，你知道嗎？我是為了保護你，才故意沒給你指明，只說不好，很不好，叫你一定要改掉。我讓謝鏜忠告訴過你，這是非改不可的！我看你還是個解放軍，想保一保你，也才沒有對紅衛(wèi)兵小將們講。只要我說一聲，他們早就來揪你的人，燒你的書了！”

《雁南飛》我看過，是蘇聯(lián)一部描寫衛(wèi)國戰(zhàn)爭的電影。劇中主人公臨犧牲前，導(dǎo)演拍了很多空鏡頭，天在轉(zhuǎn)，樹也在轉(zhuǎn)，主人公望著旋轉(zhuǎn)的天空旋轉(zhuǎn)的樹，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據(jù)當時的批判文章說，這是寫了英雄臨死前對生命的留戀，是修正主義的大毒草……

還沒等我緩過氣來，江青又說：“書里那兩段‘黑修養(yǎng)’是怎么來的？是你自己寫的，還是誰叫你加上的？你大膽說，不要怕！哼，你不說我也猜得出來，恐怕又是你們那個‘陶政委’的主意吧？今天總理也在，你只管大膽講，是不是他叫你加上去的？”

我連忙回答：“是我自己寫的，是我自己寫的。”

看見我滿臉通紅，一臉尷尬，總理拐了個彎說：“總政治部有個報告，最近又有50萬冊《歐陽海之歌》印好了，但情況有了變化，只能壓在倉庫里。不刪去《修養(yǎng)》中的那兩段話，是不能發(fā)行的。積壓在倉庫里，也是對國家財產(chǎn)的浪費嘛。”

“不行。光刪去不行！”江青說，“要消毒，要批判！不能放了毒以后，一走了之！告訴你，金敬邁，要不是總理幾次提到你，我今天是不會對你這么客氣的。小說怎么改，還是聽總理的。”她換了個口氣，像變成另一個人似的，望著我說，“來來來，今天是總理請你吃飯，我們……”她環(huán)顧周圍的領(lǐng)導(dǎo)人，“我們作陪。”

1967年4月，北京已滿大街是“打倒某某某”的大標語。誰也知道這是大有“來頭”的。就憑我的那點覺悟，那點水平，就看我當時的處境，就秤秤我那一身軟乎乎的輕骨頭，我當然遵旨，不僅刪去了《修養(yǎng)》中的兩段引文，而且進行了批判。對“最后四秒鐘”的那點“愛”，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我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把修改稿托蕭華主任送釣魚臺審查，心里惶惶不安。出乎預(yù)料，江青看后說比過去的好，可以先發(fā)行，她還要組織人寫評論文章。接著《人民日報》就把修改過的《與人為善》全文發(fā)表了。

我出賣了我自己。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背叛了我的良知。

后來的一切就像我當年演戲一樣。不久，我成了首都慶祝“五一”文化活動的負責人；再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25周年紀念文章的定稿人；再再不久，我以“解放軍負責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門城樓；最后，我竟成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實際“負責人”。

“負責人”沒當幾天，江青說：“起用金敬邁本來就出于不得已，現(xiàn)在看來，金敬邁不是我們的人。”

果然，沒過多久，前后也就是四個月零三天，由謝富治簽發(fā)的逮捕證，以我“收集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黑材料，陰謀反對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時，陰謀進行綁架”等罪名，將我反銬雙手，投入了秦城監(jiān)獄。

在秦城監(jiān)獄里，14道鐵門層層鎖住，單身監(jiān)禁七年零四個月，2684天，然后釋放出獄，送河南許昌某農(nóng)場改造485天——兩項相加，3169天。

金敬邁

三千多天，也算“彈指一揮間”吧！“四人幫”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換場地”，她進了秦城一號。

《歐陽海之歌》總共發(fā)行了大約兩三千萬冊，《收獲》發(fā)給我2040元稿費，解放軍文藝社不發(fā)稿費，只給了點修改費和樣書。我除去還了300多元的賬以及買了一臺收音機外，交了1500元黨費。后來發(fā)的200元修改費，我也全數(shù)上交給黨小組了。

1967年在北京時，妻子不知從哪兒東挪西湊了600元給我寄去，存在沙灘一個儲蓄所里，是給我交伙食費和買煙抽的。謝富治簽署逮捕令時，通令全國所有的銀行“凍結(jié)”金某人的存款，以為我是個“××萬元戶”，其實，我們?nèi)揖湍?00元，其中還有一部分是些好心的老戰(zhàn)友們支援的。3902天之后，我滿頭白發(fā)，拿著“平反通知”，步履蹣跚地從沙灘儲蓄所取回739元5角8分。這多出來的139元5角8分，大概就是利息吧。

1978年正式平反后，遵解放軍文藝社之囑，將《歐陽海之歌》又刪改一遍后再版。1979年，天津人民廣播電臺重播《歐陽海之歌》。我隨《神州風(fēng)雷》劇組去北京參加國慶30周年的獻禮演出，見到了鄧穎超。她對我說：

“前不久，聽到天津臺又在播《歐陽海之歌》，我知道你的問題解決了。這些年來，我們到處打聽你，知道你是被他們抓起來了，可我們也沒有辦法。只可惜呀，總理沒能再次見到你。”

鄧穎超還問我，關(guān)了這么多年，身體怎么樣，要不要留在北京看看病。我再三感謝她的關(guān)心。

1980年的2月底還是3月初，為劉少奇平反的這一天終于來到了。很多人都激動不已，我也處在激動之中。是啊，“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少奇同志臨終的這句話，說得多好啊！

想起我的那段劣跡，我真心實意地感到慚愧，羞于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