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既是我的妻子,又是我的母親,還是我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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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大釗出生前,父親死了。出生后一年,母親死了。他爺爺李如珍當時已經六十多歲。
李大釗10歲時,爺爺奶奶沒力氣了,想給他娶個媳婦,好有人照顧。
于是同村的富戶趙家,就把16歲的女兒趙紉蘭送了過來。
趙家的家長趙文隆,早年是李如珍帶去東北做生意發財的,這份恩情人家一直記著,得報。
上一代報不了,就下一代報,人家就是這么講究。
所以趙家出來的女兒,萬里挑一,趙紉蘭一過來,就家里家外,老的少的,都挑了起來。
那時候不流行30多歲的人,還說自己是個孩子,16歲也不說。
2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趙紉蘭的名字很有文化,但趙紉蘭其實一個字都不認識。
然而,“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秭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獄中自述》)的李大釗,卻因為這個傳統的女人而成就。
這就是李大釗所說的:“我家貧,只有薄田數十畝,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典當挪借,使得勉強卒業。”
李大釗那個家,是趙紉蘭踮著小腳撐起來的,她既是李大釗的姐姐,也是李大釗的母親,20多歲后,才姐姐、母親、妻子,一起做了。
這三個身份,以后就沒變過。這種重疊了三種人間至愛的情感,就再也沒人可以超越。
趙紉蘭的美來自中國歷史深處,她索佩而掛的秋蘭,不在體外,而在心里。
也不是高雅的那種,而是“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的那種。
自然到連她自己都不覺得。
3
李大釗4歲認字,7歲入私塾,這以后就只有讀書、育人、革命。他把自己都給了知識,給了別人。
而趙紉蘭結婚后,就只有老人、丈夫、孩子、家,她把自己也都給了別人。
歸根結底,是都給了李大釗。
不足16歲的肩膀有多柔弱,稚嫩?但她包攬了一切。
奶奶癱瘓,爺爺老衰,李大釗年幼;幾十畝薄田,一家人的吃喝穿用,李大釗的學業……一切的一切,本來鐵漢子也會累趴。
但是1902年,李大釗童試失敗,趙紉蘭說,沒事,再考。
1905年,李大釗終于成功,進入永平府中學堂,趙紉蘭樂開了花。她六年付出,就為了母親和姐姐般的剎那收獲。
1906年,爺爺去世,去世前交代,喪事從簡,省下錢供孫子讀書,姑姑來奪走一半家產,家里更加困難。
但趙紉蘭還是沒事。
她去親戚家借,把家里值錢的東西拿去典當,還是給李大釗湊夠了路費、學費。
這一年,井家坨的李舉人要資助李大釗求學,李大釗嫌他的錢來路不正,跟趙紉蘭一起拒絕了。
1907年,李大釗考入北洋法政學堂,趙紉蘭有了第一個孩子。但那個孩子不久夭折。
趙紉蘭哭了。但她沒條件療傷,她得繼續為生活,為丈夫求學掙錢、攢錢。
這之后,徐錫麟、秋瑾被殺,李大釗寫詩長嘆:“家國十年多隱恨,英雄千載幾荒丘。”他一面苦悶不已,一面參加了學生運動。
這期間,李大釗也哭了,他為仁人志士的死而哭:“國殤滿地皆堪哭,淚眼乾坤涕未收。”
趙紉蘭的肩上,其實既挑了李大釗的生活,也挑了李大釗的未來世界。
1913年,趙紉蘭又有了三個孩子,她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可是那年中秋節,李大釗回來說,他要去日本留學。
趙紉蘭那時候不懂新事物,不知道日本在哪,不了解丈夫在追求什么,她也想丈夫能掙錢,家里能有個人幫她撐著,但她只問了句:需要多少錢?
這期間,袁世凱竊國,李大釗嘆“南天動亂”,懷“屈子”(屈原)之恨。他漂洋過海,到了東京,見到中國之物陳列海外,“背人咽淚”,“面壁吞聲”,深以為恥。
而趙紉蘭又一次遭遇喪子之痛,已欲哭無淚。她只有把更多的愛,放在李大釗,和剩下的兩個孩子身上。
那個時代,做中國的媳婦很難,做李大釗這種革命者的媳婦更難。趙紉蘭為小家,李大釗為大家,趙紉蘭間接挑上了中國國運。
她去世后的職業被劃歸為“革命者”,不只是因為她后來支持革命。
4
趙紉蘭放飛了丈夫,這確實是母親一樣的放飛。
那里面只有無私的疼愛、犧牲和希望。
李大釗在天津求學時期,就不斷發表詩歌、文章,他在日本有感于世風、國風之壞,說了一句:“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于亡群。”
但他終于結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的思想開始飛躍,他的見解越來越精湛、深遠、超前。他經常發為先聲,他真正的革命開始了。
1916年,與妻兒分別兩年多的李大釗回國了,但他沒有回家。
他為了支持蔡鍔的護國軍回國,他去了上海、北京。
他辦報刊,寫文章,也為革命籌款。
趙紉蘭在家為他籌款,他為革命籌款。
李大釗那時候已經非常活躍了,他寫“大陸龍蛇起,江南風雨多”、“一輪舟共一輪月,萬里人懷萬里愁”,也寫政論、宣言、宇宙論、唯物論、戰斗檄文。
他痛罵,他悲歌,但也“青春中國之再生”:“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國家,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但是趙紉蘭不青春了,她沒法青春。她因為長期負重,也終于病倒。
1917年,論《可憐之人力車夫》、《愛國藝術家羅丹病篤》、《面包與和平運動》、《不自由之悲劇》等國內外大事小事的李大釗,得知妻子病倒,終于意識到這個母親、姐姐一樣的妻子不是巨人,他立刻趕了回來。
李大釗5月7日到家,6月22日返回北京,在家專心照顧了妻子一個多月,直到她好起來。
他骨子里其實是一個很傳統,很重情義的人,他也不在乎趙紉蘭大腳小腳,有沒有文化,長得好不好看。
他只是走得太遠了,顧得太多太大了。
5
分開三年多的丈夫又飛走了,趙紉蘭沒有阻攔,她知道丈夫的心不在家里,他的世界太大。
李大釗就是在那年年底,由章士釗推薦,進入北京大學做圖書館主任的。第二年,加入了蔡元培發起的“進德會”。
但最終,“不嫖不賭不納妾”等等,只有他和有限的幾個人做到了。
1918年,他也與魯迅等人加入了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銷量越來越大,但他們都不再拿稿費,因為這是開啟民智的公益事業。
而魯迅當時對李大釗的評價是:“誠實,謙和,不多說話”,很多人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的勢力,但他一直不是,絕對不是。
那年10月,毛澤東當然也成了他的員工。主席后來把李大釗視為引路人之一,他說很多教授有架子,但李大釗沒有,我“在李大釗手下,很快地發展……”
李大釗最初一個月拿120塊工資,后來被蔡元培請去做教授,到了二三百。
毛澤東那時候一個月8塊錢,但他后來對斯諾說,這工資已經不低(與普通工人持平,而且作為管理員助理,事務不多,可以免費閱讀)。可想而知,二三百塊意味著什么。
但是李大釗沒錢,每個月都窮得叮當響。
因為他自己沒錢吃肉穿衣,補貼家里,卻可以資助學生、工人。無論誰有困難,他都出錢。他參加革命,也管出錢,每個月交活動經費80元。月工資120元的時候就出80元。
80塊差不多夠當時的毛澤東花一年。
李大釗沒到北大之前,就已經名滿天下,這之后,他的聲譽更高。
他是思想領袖,革命領袖,青年領袖,學術大家,文章大家。他涉及領域極多,他也是婦女解放的先驅。他倒不是忘了妻兒。
李大釗于1899年結婚,這期間與妻子聚少離多。1918年2月,李大釗曾經回鄉,為趙紉蘭過34周歲生日,當年暑假,他又把妻子兒女接到北京。
但是接下來的一年,很不平靜。
首先是年初的大瘟疫,趙紉蘭和孩子們全部感染,李大釗滿城找藥。
然后是五四運動爆發,李大釗遭遇危險,離京躲避,趙紉蘭再次懷孕。于是李大釗為了妻子兒女的安全,就只好又把他們送回老家。
李大釗再次回老家接出妻兒,已經是1920年9月。
他們一家最初住在西城石駙馬大街后閘35號,這一次才算真正定居北京。
6
李大釗那個時候早已功成名就,成為影響力巨大的無冕之王。
那個時代,也有無數人崇尚自由婚姻。一時間,拋棄發妻與包辦婚姻決裂,幾乎已成為人人贊美的風尚。
小腳的趙紉蘭長期居住于農村,無知無識,土里土氣。她因為過度勞累,也滿臉風霜,相貌顯老。她本來就比李大釗大6歲,那時候已經36歲。
當時,有人追求李大釗,有人勸他另娶,但李大釗都拒絕了。
而趙紉蘭來到北京,置身于教授夫人之間,也難免自卑。
但是李大釗一直鼓勵妻子。每當那些教授、朋友、名人來訪,妻子躲起來,他就去把妻子拉出來,跟人介紹,這是我的妻子趙紉蘭。
他親自幫妻子換衣服,有時候還會在客人面前給妻子扣好扣子,給她拉平衣襟。
李大釗曾經說:“兩性相愛,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應該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強制它,侮辱它,屈抑它,使它在人間社會,喪失了優美的價值。”他做到了。
李大釗從妻子身上看到了女性的“平和、優美、慈愛”,他對妻子也溫柔以待。
他很忙,但在家里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他不以大教授,大學者,大名人自居,他會盡可能幫妻子做一些家務。包括做飯,看孩子。
他注重婦女解放,而婦女解放要從文化知識入手,所以他也經常教妻子識字、讀書。
趙紉蘭其實是很聰明的女人,她只是沒機會。
她學習速度很快,不久就能讀報刊,寫信。令人驚奇的是,她后來能“讀懂《紅樓夢》”!
李大釗家里來的人很多,大多數是青年學生,他們夫婦從來不煩。
李大釗的學識、品德社會公認,以至于政見相對者,也崇敬不已。他被殺后,無論敵我雙方,都有很多人捐款。
他把他那些德育、影響,也帶到了家里。
他喜歡栽樹種花,他從花草樹木上教育子女。
他愛好音樂,通樂理,喜歡帶孩子們唱歌,他用音樂熏陶子女,傳播知識、理念。
他新學舊學都很精湛,他有時候帶孩子們讀古詩,并加以講解,有時候傳授新知識,讓他們開闊眼界,跟上時代。
中國第一個三八婦女節,是在李大釗領導下慶祝的,他給妻子、女兒詳細講解了這個節日的意義,并帶女兒星華親自參加了集會。
那天,他是唯一到場的男人,星華是唯一到場的孩子。
李大釗在中國近代史上,被稱為道德高尚的“完人”,那期間,趙紉蘭和孩子們度過了最幸福的時光。
但是生活上,他們還是苦著。
7
李大釗在東城上班,卻要住在西城,那是因為西城房租便宜。
他本來有條件買房子,但他在北京搬過七次家,一直租房。
李大釗每天上班都是步行,中午不回家吃飯的時候,就帶一張大餅,或者兩個饅頭、窩頭,就點小菜和白開水。
他本來稿費也不少,但他就是如此節儉,他把全家帶來北京后也沒改變。
全家團聚之后,他除了為妻子生活方便,砌了一個土炕,基本什么沒添。就連喜歡下棋的兒子,也只能自己畫一個棋盤。
于是已經過慣了苦日子,本就非常節儉的趙紉蘭,在北京精打細算,也難以支付全家的最低開支。
因為在北京,什么都只能買。
因為在北京,雖然一個四合院的月租金才幾塊錢,李大釗每個月能領幾百塊,但他基本拿不回來。
他把錢都幫助別人了,無論哪個學生有困難,都可以去支他的工資。他每個月基本都只能拿回來一把欠條。
這后面,要不是蔡元培擔心李大釗一家子斷炊,告訴財務,每個月拿出50塊錢直接交給趙紉蘭,這日子可能真過不下去。
實際上趙紉蘭也“不過日子”,她自己也經常把家里的東西給別人。
趙紉蘭生性敦厚、誠懇、熱情、慈悲、大方,這兩口子是絕配。所以時間一長,那些教授夫人都很喜歡并敬重她,她反而最受歡迎。
趙紉蘭第一次來北京,就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了,她意識到了危險,整天為丈夫提心吊膽。
但她沒有退縮。
她的命運從出嫁那天,就跟丈夫綁到了一起,比粽子還緊密。
8
趙紉蘭一生有9個子女,4個夭折,孩子們都是她自己養大。這其中的艱辛與痛苦不必多說。
1921年之后,李大釗的社會活動更加頻繁,也更加宏大。他腳不沾地,哪里需要去哪里,上海天津武漢等地,全是他的戰場。
但是他也更危險了,他上了北洋軍閥的黑名單。
1923年,李大釗家周圍,開始出現密探。他不在北京的時候,家里還會進賊。
賊什么也不偷,只是亂翻。
這逼得趙紉蘭不得不一面請弟弟幫忙看家,一面找地方搬家。
1924年,直系軍閥首腦曹錕,向北京巡閱使王懷慶,發出了“切實偵查”李大釗的密電。
這之后,李大釗得知北京軍閥即將進行大搜捕,立刻通知張國燾從速收拾文件躲避,但張國燾不聽。
于是5月21日,張國燾與妻子楊子烈就在家中被捕。
張國燾被捕后叛變,供出了李大釗、陳獨秀、譚平山、張昆第、高君宇、劉仁靜等一大批人。
他稱陳獨秀為南方首領,李大釗為北方首領,李大釗和陳獨秀隨即遭到通緝。(《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1001,3499)
值得贊美的是,6月4日,北大為通緝李大釗發出了抗議。
值得慶幸的是,6月11日,北洋軍警分別撲向李大釗在北京和樂亭的家,但都撲空了。
因為李大釗在張國燾被捕后就化裝出走,帶著長子李葆華進了昌黎五峰山。
他離家的當晚,北洋軍警其實就來搜查過一次。軍警們跟到樂亭,只是因為趙紉蘭隨后帶著孩子離開銅幌子胡同甲三號,回到了老家。
趙紉蘭那期間很擔憂丈夫,她曾經寫信給李大釗,想請人幫忙取消通緝令,但李大釗不同意。
他說,以前是同窗好友,如今是敵人,大可不必。我現在很忙,沒空照顧家庭了,你要堅強起來。不要為我焦急,要振作精神撫養和教育子女。
“目前統治者的這種猖狂行為,只不過是一時的恐怖罷了。不出十年,紅旗將會飄滿北京城。看那時的天下,竟是誰人的天下!”
那一年禍不單行,趙紉蘭又夭折了一個孩子,這已經是第三個。
這個打擊非常之大,趙紉蘭默默承受下來。而李大釗難過之際,曾經為女兒寫過一首悼亡詩。
但他隨后就又去為更多的人戰斗去了。
9
李大釗被通緝后,于1924年6月中旬去了莫斯科。
一面是為了躲避,一面是為了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
當月16日,黃埔軍校開學,那是國共合作的產物。
1925年,李大釗回國后情況好轉,繼續回到北大教學。他的妻兒大約就是這之后又來到北京。
但是國共合作的前景,在8月20日上午11點,就已經顯露了。廖仲愷的被刺,預示著打倒北洋軍閥,只是新斗爭的開始。甚至還沒打到,就已經開始。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槍擊請愿學生那天,李大釗也在。抓捕之際,他自稱是生意人,混了過去。
但是19日,段祺瑞親自點名,對李大釗發出了通緝令。李大釗領導的北方地區機關,由此轉入地下。
而蔣介石制造的“中山艦事件”,發生在20日。國民黨右派一片歡呼。
與此同時,國共聯合的北伐軍也在繼續進軍。4月9日,北伐軍進入北京,1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反攻,北伐軍退到南口。
北伐軍撤退之際,有一位國民黨旅長,曾經專門跑到李大釗家,要保護他撤離,但李大釗表示不能離開戰斗崗位。于是那位旅長只好很惋惜地走了。
李大釗在隱蔽期間,依然做了大量工作,這僅僅看看敵人后來給他搬出的“罪證”,就成就巨大。
當時很多人勸他離開,趙紉蘭也勸,但他就是不肯。
他對趙紉蘭說:“不是常對你說嗎?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給誰?你要知道現在是什么時候,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
時間到了1927年4月,那時候李大釗一家住在府右街朝陽里四號。
6日那天是清明節,天氣很好。趙紉蘭帶著小女兒艷華在兵營附近散步,他們的大女兒星華在外屋看報,而李大釗則在里屋寫作。
外面突然傳來槍聲和呼喊聲,緊接著大批軍警、特務闖入,李大釗一家隨即被捕。
敵人在下午兩點就開始了審訊,李大釗“目光充足,態度鎮靜”,機智應對。
7日下午第二次審訊,李大釗態度依舊,媒體甚至說他“灰布棉袍,青布馬褂,儼然領袖氣派”,“精神甚為煥發”。
此后嚴刑逼供無效,張作霖派小諸葛楊宇霆勸降,也遭到失敗。
李大釗那個著名的《自述》,開始于8日,他說:
“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厲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李大釗被捕20多天,絕口不提家事,卻一直在為差不多同時被捕的愛國青年辯護。
他說他應負全責,希望當局對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
有一天,敵人把趙紉蘭和兩個女兒帶上法庭,李大釗看了看妻兒和女兒,態度依然平靜。
他既不愉快,也不傷心,李星華后來回憶說:“似乎他的心并沒有放在我們身上。”
但李大釗其實是說過話的:“這是我的妻子……她是個家庭婦女,一同拘留的孩子還小,正在讀書。所以說,她們什么也不懂,一切與她們沒關系。”
趙紉蘭當時看到李大釗受刑的樣子,幾乎哭暈過去。
10
李大釗被捕后,全國各界發起了營救。
北方黨組織和工人、學生要組織劫獄,被李大釗拒絕。他要求保存力量,避免造成更大損失。
4月8日,《晨報》發表社論,認為應該按照普通程序,把李大釗交由法庭處理。
9日,國立北大、師大等九校校長召開會議,組織營救。他們隨后派代表與張學良交涉。
同日,楊度、梁士詒、羅文干也開始利用各自的身份,拜訪張作霖等人,為李大釗活動。國民軍則發來電報,警告直系軍閥。
12日,國立私立24所大學校長,共同發起了營救李大釗的活動。
15日后,李大釗的同鄉約300多人,及很多外人,聯名要求釋放李大釗。他們都對李大釗贊不絕口。
尤其談到道德方面,比如“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筆墨能形容者……”;“冬不衣皮襖,常年不坐洋車、盡散月入,以助貧苦學生,終日伏案而究各種學問……”等等。
但是這期間,“四一二”政變爆發,蔣介石已經撕下面具,他致電張作霖說:應當“即行處決,以免后患。”
張作霖當時其實有些躊躇,他曾經致電張宗昌、孫傳芳、閻錫山、吳佩孚等七人,征詢意見。
結果有五人回電嚴辦,一人回電法辦,而閻錫山則沒有回電。
于是4月28日,張作霖就悍然下達了處決令。
行刑時間是下午1點,判的是絞刑,與李大釗同時犧牲的有幾十人。
李大釗那天依然態度從容,他第一個登上了絞刑臺。但是敵人恨他,故意絞了他四次。
當天晚上,趙紉蘭和女兒被釋放回家了,記者們蜂擁而至。各報隨后都對李大釗生前身后的事做了報道。
媒體說:
“李宅現尚有便衣偵探監視。”
“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
“李夫人回家后,僅一元之生活。”
“李宅空無家具,即有亦甚破爛。”
“李大釗子女服飾樸實……李大釗家里冬天無力買煤取暖,寒如冰窖,有人提出撥用公款買煤,他堅決不許……”
趙紉蘭是4月29日早上才得到消息的,當時李大釗的舅舅在街上看到報紙,哭著跑了過來。
趙紉蘭驚聞噩耗,一連昏過去三次,每次都是一喊醒就又昏死過去。
她最后一次醒來問道:“昨天是幾號?記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李星華含淚回答:
“4月28日。”
11
趙紉蘭徹底病倒了,下不了床。
這期間,偵探仍在監視、騷擾,于是李大釗的同鄉好友,當時在內務府警政司工作的李青峰(即李采言),就不顧危險,把趙紉蘭全家接到了自己家里。
他早先就一直在努力保釋趙紉蘭母女,之后不但拉走了李大釗的書籍和家人,代為領回了李大釗的遺體,還親自把趙紉蘭一家送回了老家。
這些事,都被偵探記錄在案。
(李大釗孩子的穿著)
李采言領回李大釗遺體后,認為原先的棺木不行,與朋友捐款重換了棺木。然后,他們和李大釗的其他好友,及學界同仁,紛紛為趙紉蘭和孩子們發起捐款。
那時候不只是北京,天津各界也發起了捐款。
但是當時的形勢和經濟條件都不適于安葬李大釗,于是李大釗的棺木就暫時停放在浙寺南院了。
李采言他們為李大釗換棺之時,有一事可記。
他們當時去找了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壽山,伊壽山起初推薦了一口標價260塊大洋的柏木棺材。
負責此事的李凌斗因為價格太高,商量降價,“生平不識李先生,并絕對反對共產主義”的伊壽山,一聽是為李大釗,主動降價,只收了140元。
人們說,這是“北京城破天荒之舉動”。
伊壽山其實是因為連日看報,為李大釗的人格所折服。但是這之后,就連他一個幫忙入殮的人也被警察逮捕。可見當時如果為李大釗隆重辦喪,確實不行。
實際上這之后周作人受趙紉蘭所托,想為李大釗的子女解決在北京上學的問題,北大教授們經過多次討論,也都表示愛莫能助。
李星華和李炎華是直到1931年,才在很多人的努力下,回到北京復學。
這其中只有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情況好些。
李大釗被捕那天,他跟著周作人等人出城植樹去了。消息傳來,周作人和沈尹默設法保護了李葆華。
沈尹默隨后把李葆華送去日本留學。
李葆華當時不到18歲,但他已經大有父風。那些叔叔向他通報消息時,本來非常擔心,想安慰他,但他非常鎮定。聽完了,再看看報紙,就走了。
李葆華在日本留學,雖然有周作人和沈尹默資助,但仍舊生活困窘。直到1929年,沈尹默做了河北省教育廳長,給他辦成公費,這才有了保障。
李葆華在日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不久,就斷然回國了。
他要抗日,他成了父親事業的繼承者。
12
李大釗的靈柩在浙寺南院一放6年。
這6年,趙紉蘭靠親友和各界資助撫養兒女。
她身體多病,精神痛苦,但她必須得撐下去。
這不只是因為兒女沒有成人,還因為她有心事未了。
1931年,趙紉蘭委托周作人等人編輯、出版李大釗的文稿,魯迅為文稿寫了序言。她雖然沒多少文化,但她最懂得李大釗的心思。
1933年,日軍攻占山海關,開始向長城內推進。樂亭被日偽占據后,李星華返鄉,把病重的母親接到了北京。
那期間,趙紉蘭覺得時候到了,她不能再等下去了。
她去找周作人、沈尹默、蔣夢麟、胡適等人,懇求幫助安葬李大釗,北大校長蔣夢麟慨然牽頭,發起了公葬李大釗的活動。
4月22日,李大釗的公祭在浙寺舉行,700多人參加。
4月23日,李大釗下葬于萬國公墓,大批民眾聞訊趕來,花圈舉了一公里長。
靈柩過了宣武門,人越來越多。西單北大街上,有群眾在路旁擺出了祭桌。車輛擁擠,不能通行,前后望去,人群望不到邊。鞭炮聲、口號聲,震撼了半個北京城。
李大釗公葬之前,有很多人捐款,李大釗公葬之日,無數名流、團體、組織、個人到場。
當時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李書華,擔任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委的黃少谷,擔任國民政府農礦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易培基等人,也來了。
但是隊伍行進中,國民黨憲兵還是來沖擊、鎮壓了,并開了槍。
然而,民眾在槍聲、抓捕中被沖散,又重整。人們找回杠夫,繼續前進。
共產黨派出的護靈者李時雨(著名傳奇特工),頭戴孝帽,始終緊緊護住了李大釗10歲的小兒子。
趙紉蘭在出行前,就對出于安全考慮,建議走西門的蔣夢麟說:“李先生生前為人民做了那么多事,又死得那么悲慘,馬馬虎虎出殯,我于心不忍!”
而當軍警出來鎮壓的時候,這個看似柔弱的女子,仍舊沒有被嚇倒。
李大釗的靈柩那天從上午九點啟靈,直到黃昏才到達墓地,但人群始終沒有散去。
那天,婦女抗日救國會送來的挽聯非常醒目:“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輩哭先烈?”
那天,趙紉蘭一面為大家擔心,一面為丈夫自豪,一面對民眾充滿了感動、感激。她淚流滿面。
然而趙紉蘭完成心愿之后,就因為勞累、悲傷和卸下重擔,一病不起。
趙紉蘭去世的5月28日,恰好是端午節,屈原跳江的日子。
趙紉蘭終年49歲,她嫁了一個讓她操心了一輩子的男人,也嫁了一個偉大的,足以讓她自豪的男人。
趙紉蘭去世后,被安葬在李大釗身邊,發起募捐,負責她葬禮的,仍舊是先前那些人。廖仲愷夫人何香凝曾經為她題詞:“忠魂鐵血。”
只是她當時的墓碑上刻的是:李夫人墓。
所以建國后,當她的靈柩隨著李大釗靈柩遷葬到李大釗烈士陵園時,就換成了“李大釗夫人趙紉蘭同志墓”。
趙紉蘭在1936年就被追認為共產黨員。
趙紉蘭不只是李夫人,她也是趙紉蘭,甚至首先是趙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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