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艷

當前國際形勢波譎云詭，除卻地緣政治沖突的復雜糾葛，以人工智能（AI）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呈現巨大變革性影響力。一時之間，世界進入“烏卡時代”（VUKA，volatile，uncertain，complex與ambiguous的縮寫，即易變、不確定、復雜和模糊）。如何在“亂局”中把握大勢，中美兩個大國的互動成為重要“參照系”。尤其是進入2025年以來，特朗普再次執政恰逢中國DeepSeek“出圈”，中美AI競爭成為推升科技博弈熱度的“助燃劑”，美國對華科技戰略走向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由于美國國內對后續政策仍存爭議，加之特朗普強烈的個人執政風格，對于美對華科技戰略走向似乎又難有清晰判斷。如果將中美科技競爭與博弈視為一場“牌局”，要想看清未來“牌面”，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著手：

一是從底層邏輯看，美國對華科技遏壓之勢難逆。事實上，美國發動對華科技戰可以說始于“特朗普1.0”，但一定不會終于“特朗普2.0”。只要沒有特定突發事件介入，比如技術突進或重大地緣沖突，對華科技遏壓會是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關鍵一環。

美國對華發動科技戰的根由不在于誰執政，而是美國內部認知變化帶來的戰略轉向。早在2007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國內掀起所謂“全球化反思”浪潮，認為作為二戰后國際秩序的締造者或最大貢獻者，美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并沒有獲得應有之紅利，反而受到相當的“反噬”。比如制造業的空心化、巨大的貿易逆差等是造成國內各種社會矛盾的主要根源；廣大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崛起，使得美國國際主導權與影響力不斷受到削弱與挑戰。這些內外主要矛盾均指向中國，這是美國視中國為“頭號競爭對手”的底層邏輯。底層邏輯不變，則美國對華戰略取向不變，將科技競爭視為中美博弈“決勝關鍵”的立場就不會變。

更何況作為二戰后的頭號科技強國，美國深諳技術與產業優勢對于國家實力乃至國際力量格局意味著什么，這也是美國兩黨能夠在此問題上達成高度共識的根本原因。因此，無論美國對華科技戰的敘事如何變化，如為尋求對華科技戰的“合法性”，拜登拿“國家安全”說事，而特朗普則以“維護美國優勢”為由；或者手段方法有所不同，如拜登偏好多邊盟伴體系，側重建立“小院高墻”，而特朗普看重“務實”雙邊，強調占領全球市場。但美國對華遏壓的“內核”高度一致，行動導向的結果也殊途同歸，都是鞏固美國在全球科技生態中的主導地位，并盡量壓縮中國的發展空間。

二是從事實行為來看，遏壓已進入細分領域的短兵相接。當前已有諸多事實表明，美國對華科技戰越來越重視重點領域的精準阻擊。如果說在發動對華科技戰的初期，美國將重點放在整體戰略構想與行動原則上，如到底是“徹底脫鉤”還是“精準脫鉤”，是推動“科技分叉”還是構建“小院高墻”。但經過一段時間的不斷調整與修正，美國政策重心開始轉向細分領域，措施不斷下沉，以追求實際遏壓效果。

在AI領域，除動用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干擾科研合作、爭奪AI人才外，美國還就如何防止AI技術擴散至中國不斷“卡點補位”。如5月13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發布《美國商務部撤銷拜登時代人工智能擴散規則，加強芯片相關出口管制》通知。在數據領域，美國不斷以各種理由截斷可能流向中國的數據流。如4月8日，美國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防止受關注國家或涵蓋主體獲取美國敏感個人數據和政府相關數據的規定》正式生效，并很快以此為依據中斷同中國的相關商業與科研合作。在生物領域，5月5日特朗普簽署加強美國及全球生物研究安全性的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政府終止資助目前和未來對中國、伊朗等國的相關研究合作。相關動向不一而足，可見，未來中美將在越來越多的科技領域進入短兵相接的深水區。

三是從“集體反思”來看，美國正在不斷構建所謂“美式舉國體制”。美在積極展開行動的同時，其科技戰略界與政策界還在不斷“反思”，試圖從歷史經驗中為未來探尋更加高效的路徑。當前美國學界與智庫界熱衷于回溯二戰之后的美國科技史，認為上世紀80年代之后的“科技自由發展”模式其實并非主流，他們津津樂道的是冷戰時期“斯普特尼克時刻”以及冷戰后期的“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前者是1957年蘇聯搶先成功發射斯普特尼克1號人造衛星，觸發美國戰略焦慮，讓美國認識到國家投入的重要性，催生了諸如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等重要國家機構，在后續美蘇爭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后者則再次印證政府主導、政企協同打掉競爭對手的有效性。他們認為，面對中美科技競爭，政府主導的體系性對抗至關重要，未來也要進一步強化政府主導的“美式舉國體制”，更有力地動員與融合國內資源，以及構建相應的多邊機制乃至同盟體系。這種“反思”的結果，一方面會影響美國下一步的科技機制調整與完善；另一方面還有助于消除美國國內的不同聲音，比如科技自由主義思潮，更好地統一認知。（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科技與網絡安全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