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系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

5月24日，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就“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話題分享了他的看法。

投資作業本課代表整理了要點如下：

1、最近特朗普上臺之后，對全球大幅增加關稅，貿易談判的最終結果還不確定，但估計今年的出口是負增長。

2、從去年的數據來看，2024年社零增長3.5%，GDP增長了5%，所以消費是落后于GDP的增速的。我覺得這個局面還是要得到改變。

3、現在85%在地方，15%在中央，這個比例顯然太低了。我覺得應該有50%左右在中央，這樣宏觀調控會更有力度，也會讓大家更有信心。

4、如果我們要再投基礎設施，就要考慮未來十年中國人口流動的方向。如果中國的人口流動方向是從北往南，那么對南方的投資是不是應該增加。

5、農村人口流向非常重要，投資布局不能一廂情愿，每個地方都要投，而應該該根據經濟數據和指標來衡量。

6、政策調整一定要順勢而為，不能脫離周期。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房地產下行周期，同時又在經歷一個人口老齡化加速周期，這些周期都很長，投資和消費都應該適應這些變化。

李迅雷從四個角度講了投資與消費——為何要促消費，如何促消費，財政支出如何做，改變觀念。

他認為，產能過剩背景下，要大力促消費，而促消費的前提是增加居民收入，尤其要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縮小貧富差距。他還強調，在談消費之前，首先要解決養老問題。

以下是投資作業本課代表（微信ID：touzizuoyeben）整理的精華內容，分享給大家：

產能過剩下，必須大力促消費

今天我也就投資與消費講四個方面，近年來，中央在這方面的表述已經非常清晰和明確，連續兩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我們存在有效需求不足。

既然有效需求不足，那就應該大力促消費。事實上，這幾年中央都明確提出要把消費放在優先位置，大力推動消費。所以，投資要提高投資效益，這說明過去投資效益還有待提高，而沒有提到要提高消費效益，這說明大力促消費是沒有任何問題、沒有任何懸念的。

接下來，我從四個角度來談投資與消費的關系。

第一個角度是從我們前些年所創造的新發展格局，也就是國內國際雙循環。那么，我們現在出現了什么問題呢？國際循環不暢。

最近特朗普上臺之后，對全球大幅增加關稅，貿易談判的最終結果還不確定，但估計今年的出口是負增長。出口如果負增長，那么就有大量出口轉內銷的商品。從2012年年末到目前為止，中國的PPI在絕大部分年份都是負的，這說明什么呢？說明產能過剩。

所以，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我們的投資是不是要縮減？投資效率是不是要提高？我覺得在這方面不需要有太多爭議。我們現在其實還是應該大力促消費。不然循環不下去。

我們可以看下，民間投資的增速這些年來也都是負的，我們正在經歷一個2021年以后的房地產下行周期，房地產投資增長也都是負的，大概在-1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過剩的房地產、過剩的機器設備都對我們的經濟帶來了拖累。

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也比較大，因為地方政府如果靠投資拉動，投資越多，債務越大。一般來說，債務的增長速度是GDP增長速度的三倍以上。這顯然不利于國內國際雙循環。在這種情況下，促消費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縮小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收入，
尤其中低收入群體，讓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速

第二個角度是從居民收入增長和收入結構來看，如何促消費。因為前面講到促消費已經被放在第一位了。

目前來看，余教授（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給出了兩張圖，我覺得非常認可，有啟發。一張圖顯示，按照統計局的抽樣調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這個數據顯然是過低的。

另外，從資金流量表的角度來看，居民收入大概占60%，這與國際平均水平差不多，我也認可60%這個數字。

但我很好奇的是，這60%里面，中等收入、高收入、低收入這三大塊之間的分配比例是什么樣的？前面余教授的調查給了我很好的啟發。

他說，一般高收入人群不愿意填這個表，因為填這個表會給自己增加壓力；而低收入群體會填，他們覺得收入低了，能不能增加一些。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收入問題還是要縮小收入差距。

現在銀行存款大概有157萬億，我最近沒有關注這個月的數據，但這個數字是巨大的。我覺得應該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增加居民的整體收入，因為居民收入的增長與消費的增長相關性非常大，這是第一個要點。第二個要點是要改善收入結構，縮小貧富差距，讓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更快，同時讓收入增長能夠超過GDP的增速。

從去年的數據來看，2024年社零增長3.5%，GDP增長了5%，所以消費是落后于GDP的增速的。我覺得這個局面還是要得到改變。

50%財政支出在中央，會更有力度

第三個方面，從財政支出來看投資與消費的關系。現在財政支出主要是以地方政府為主，中央政府的占比比較少。我也認可前面兩位教授的看法，我們現在要進行宏觀調控。如果大量轉移支付給地方，而地方財政支出的效率如果不高，那么宏觀調控的效率也會受到影響。

現在85%在地方，15%在中央，這個比例顯然太低了。我覺得應該有50%左右在中央，這樣宏觀調控會更有力度，也會讓大家更有信心。所以這個比例關系我覺得還是要調整。

做到重消費、輕投資，首先要改變地方政府考核方式

第二個問題是觀念問題。因為經濟學從某種角度來講，是研究人的行為的。我們對地方政府怎么考核，也決定了地方政府官員的行為。

如果我們非常強調GDP，因為大家通常都認為投資是快變量，消費是慢變量。政府文件也明確表述，讓消費在經濟發展中起基礎性作用，讓投資在經濟發展中起關鍵性作用。

但因為我們每年都有GDP增長的壓力，所以要通過這個快變量——投資來起到關鍵性作用。如果每年都被當作關鍵一年，那么地方政府肯定就會重投資、輕消費。這種考核方式還會導致很多重復建設問題。

比如，我們在考核高新技術產業、科技產業的占比時，大家一哄而上，結果光伏過剩、鋰電池過剩、電動車過剩。

我覺得對這種行為的管理很重要。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也專門提到，投資要注重對人的投資。消費本身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發展，所以對人的投資越來越重要。我們還是要強調以人為本，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應該優化，加入對人的投資指標、促消費的指標，以及農民工城市化等角度。我覺得在這方面可以優化的地方還有很多。

再投基礎設施，要考慮未來十年人口流動方向

第四個方面，我覺得應該從當前人口老齡化加速和人口流動的大趨勢來考慮如何促進投資和消費。有些趨勢是無法改變的，比如人口從農村向城鎮流動，從北方往南方流動，從西部向東部流動。雖然戶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人口流動，但它改變不了這種大趨勢。

那么，如果我們要再投基礎設施，就要考慮未來十年中國人口流動的方向。如果中國的人口流動方向是從北往南，那么對南方的投資是不是應該增加。人口密集度會進一步提高，這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整體效率的提升都是有利的。

我們看到，中國的高鐵總里程占全球的三分之二，高速公路占全球總里程的45%，地鐵占全球地鐵總里程的43%以上，5G基站占全球的60%。

從理論上講，這些投資都是必要的。但是否符合中央提出的“提高投資效益”要求呢？效益是要有收入、有現金流的。

如果未來有些地方會成為像美國當年的“鐵銹地帶”，那么前期投資可能會出現浪費。所以我覺得農村人口流向非常重要，投資布局不能一廂情愿，每個地方都要投，而應該該根據經濟數據和指標來衡量。

先談養老，再談消費

我們正經歷雙周期，政策調整要順勢而為

另外，從人口老齡化加速的角度來看，我們面臨巨大的社會保障壓力。中國人口老齡化率的增長速度非常驚人，我們已經步入深度老齡化，定義是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接近16%。

我們從2021年步入深度老齡化，我估計到2030年中國人口就會進入超老齡化，也就是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20%。這只需要九年時間。

回顧歷史，德國經歷了36年，法國經歷了24年，日本經歷了12年，而中國只需要九年。這意味著今后財政支出結構要發生變化，以適應人口加速老齡化的需求。如果連老人的基本養老都滿足不了，我們又怎么談消費、怎么談促進消費呢？

所以我覺得政策調整一定要順勢而為，不能脫離周期。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房地產下行周期，同時又在經歷一個人口老齡化加速周期，這些周期都很長，投資和消費都應該適應這些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