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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9日，一場橫跨歐美亞三地的對談于線上展開。項飆、陳龍、陸遠三位著名學者由《數字疾馳》一書關注的外賣騎手切入，暢談數字時代的城市、移民與工作，解讀當下的變化，并展望切近的未來。在這場以“城市移民與數字時代的新工作”為主題的對話中，學者們以自己切身的質性研究經歷，共同探討了社會科學如何真正扎根田野，表現、反思甚至改善社會生活，以及如何更好地調動對社會現實的感受，提升社會學的敏銳度。因內容較長，本次回顧將分為上下兩篇，本文為上篇。

直播回顧（部分）

陸遠：各位線上的朋友們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在線上和兩位優秀的學者對話。我是南京大學的陸遠，我們現在直播間的兩位學者分別是德國馬克普朗克研究所的項飆老師和中國農業大學的陳龍老師。陳老師前不久出版的《數字疾馳》則是我們今天聚談的契機。這本書不僅關注外賣騎手群體，還有對于新的社會關系、勞動方式等現象的廣闊關懷。這本書也思考了社會科學如何真正扎根田野，表現、反思甚至改善社會生活。

《數字疾馳：外賣騎手與平臺經濟的勞動秩序》， 陳龍 著

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今天我們三位分別在三個地方，我在南京，項老師在德國，陳龍老師最近正好在哈佛訪學，所以他在美國，但正是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讓我們可以超越時空界限相聚。所以關于數字技術對我們這個時代勞動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也會是我們今天交流的重要話題。

今天對談的主題是城市移民與數字時代的新工作。項老師的《跨越邊界的社區》是在城市移民研究領域的開創性著作，他的《全球獵身》更是涉及到國際性、全球性的城市移民交流現象。陳老師的《數字疾馳》中關注的外賣騎手從各自的故鄉來到北京打拼，也是廣義上的城市移民。所以我們今天就從城市移民這個話題開始聊起。項老師，您30多年前就開始關注北京的移民，當時是怎樣的機緣讓您對這樣一個群體產生興趣的？

項飆

項飆：把歷史的景深拉遠，從《數字疾馳》回到我的這本書，體現出了這些年來流動的不同形態。我早年從老家溫州到北京時還沒有直達的公共交通，要坐船、乘火車，要倒換好幾次。1980年代浙江村的人要從溫州鄉下跑到內蒙和寧夏那邊做衣服，一般要三四天。我最近問過才發現，他們是帶著縫紉機流動的，他們把縫紉機拆開，把縫紉機的鐵輪掛在脖子上，其他的零部件背著走。浙江村的村民能精確地告訴我一個縫紉機的輪子多重，他們抱著縫紉機的鐵輪睡在綠皮火車座位底下。這跟今天陳龍研究的數字化工作下的流動形態很不一樣。

我前年回到北京的浙江村，我當時的朋友絕大部分都不住在那里了，因為北京后來疏解人口，拆掉了許多市場，浙江村基本就消失了。但那里的外來人口密度比以前要高得多，原來的時候只是出租平房、四合院，現在已經搭成了三層的簡易房，像周星馳的電影中那種高密度的、典型的城中村的樣子。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這些人主要就是快遞員和外賣員。胡同很窄，停滿了各種摩托車和電瓶車。這樣的流動形態和我原來研究的流動就很不一樣。

中關村，等單的騎手們

原來的浙江村當然是流動的，但流動之后有沉淀。南苑（北京城南豐臺區原來浙江村所在地）不僅是他們居住的地方，也成為他們生產皮夾克的地方，交易的地方。那里有菜市場、幼兒園，還有首飾店。那里還有各種集資方式、吵架方式、所謂判案的方式，也就是如果出現爭端該怎么處理。浙江村是全國流動網絡中的一個集點和協調中心，資金、原料、服裝等都在全國流轉。但同時它也有很強的沉淀性，并用沉淀出來的關系來組織自己的流動。比如今天錢怎么借、借不借，我的皮夾克該怎么賣，我在北京、成都或哈爾濱怎么安排，他們組織自己的流動。

在陳龍的書里，我看到流動速度更快了，騎手不僅跨地區流動，而且一天到晚的工作都是流動的，但他的流動沒有沉淀性。陳龍書里很好地描述了一個人的生存狀態，以及那種壓抑和壓迫感。他也有勞務站，但勞務站里的老鄉關系等都不是他自己組織的。他的流動是高度被組織和調配的，是不斷地在追趕命令。

追趕命令的外賣員

三十年前的浙江村研究讓我看到，流動具有很強的撬動能量的作用。流動過程還伴隨著一個生成過程，即流動生成了新的關系、新的意識等。長途汽車運輸業是一個例子，它是隨著流動出現的新行業，當時民間運輸業非常火爆。后來，中國快遞行業的興起，最初資本很大一部分來自浙江村的北京資本積累。

陸遠：改革開放以后，社會的流動性就成為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社會現象。我覺得陳老師這本書的書名《數字疾馳》起得特別好。70年代末以來，我們的生活節奏、社會的變遷速率全都不斷加快。陳老師研究的平臺經濟下的數字勞動是近幾年非常熱門的話題，數字經濟、平臺經濟既給流動人口、城市移民賦能，也可能是某種桎梏。我想請陳老師談談，您為何對城市新移民現象如此感興趣，并義無反顧地去送了半年外賣？

2021年，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發表的一篇《當北大博士成為外賣騎手》的報道把陳龍和他的研究推向了風口浪尖

陳龍 ：我是從勞動研究走到了城市移民的研究。起初我想研究的是數據標注員，我國的中西部地區有大量的數據標注員。做勞動研究的傳統是做民族志，要進行參與觀察，但當時感覺這樣一個人跑過去做研究可行性不是很大。后來我的導師提醒我可以去關注身邊勞動群體，比如從2018年起逐漸壯大的外賣騎手。所以我決定去送外賣。

剛開始送外賣時，我滿心想著自己的研究，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寫什么，非常焦慮。后來，我就決定先只把外賣送好，盡可能觀察、記錄所有的細節。在我送外賣的第三個月，系統突然大面積調整送餐時間，導致我們團隊里幾乎所有的騎手都超時了。這個事件以及當時騎手的反應讓我突然意識到，秩序被破壞了。這個特定事件對我產生了重要啟發，我的研究問題就這樣出現了。我也意識到，研究的創新來源于積累，就像項老師提過的，田野工作不能急于求成。

一位外賣員疾馳在喧囂的市場中

陸遠：剛才老師們提到了研究方法的問題。社會科學學者在進入田野時，究竟是放空大腦去迎接大量活生生的社會現實，還是說要帶有一定的理論預設或理論準備？今天很多剛進入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學生在選題匯報時往往重于理論，輕于細節。請問兩位老師，如何更好地調動大家對社會現實的感受，訓練我們的社會學敏銳度？

項飆：我在閱讀陳龍的作品時印象很深的是，他有一種幽默感，這在漢語學術敘述中是很少見的。我仿佛看到了一個可愛的人在寫作，因為這個人很可愛，所以我會更相信他，愿意跟隨他的敘述。比如他寫的中午送餐時等電梯的細節就非常生動，讓我想要進一步了解。外賣騎手在高峰期等不到電梯，只好去跑了22層的樓梯，直到最后甚至跑暈了，完全不知道是在第幾層。他等電梯時，有一刻著急得直跺腳，這樣的細節里其實蘊含著非常深刻的理論。在電梯前跺腳，讓我們思考時間是怎么分配的。該如何理解他們的著急？他們著急，是因為時間形成的壓迫感是人很難抵抗的，讓人覺得是絕對的，而這僅僅是時間的物理屬性決定的嗎？還是背后也存在其他社會性的問題？

在傳統的流水線生產上，人們因為被凝視監控而感到被剝削、壓迫，而騎手感到的壓迫關系是時空的絕對性制約。這時，你會思考自我與系統、自我與他人的關系。這些細節里蘊含著理論和哲學——只有在那一刻，你才會開始思考時間意味著什么，速度意味著什么。如果看不到他跺腳、流汗、著急、求人，就不會對時間形成新的理論理解。

進入田野前頭腦肯定不是完全空白的。腦子要有想法，而且想法越多越好。關鍵是這些想法要安放在哪里？無論如何，一定要能夠從細節中發現讓你興奮的東西，如果實在看不到，那確實沒有必要再做了。如何在細節中發現有趣的東西？這是否可以培養呢？

《數字疾馳》實拍圖

從道理上講，當然是可以培養的。小時候孩子們對細節非常敏感。比如，平常蜻蜓的翅膀都是無色的，因此看到紫色的蜻蜓翅膀時孩子們就會覺得有趣。對他們來說，世界是很鮮活的，他們不趕任務，所以會感到每一個細節變化的背后都可能有個故事。孩子們會有這樣的心態，那我們也完全可以有這樣的心態。只是當我們要不斷趕任務后，就會覺得這個故事跟我無關就不必聽，浪費時間。當然，年紀大了以后，也會慢慢對細節有一種重新的欣賞和體會。所以，個體對細節的理解有一個變化過程，這就說明對細節的理解是可以變化、可以培養的。

那究竟怎樣去培養呢？我覺得可以提出三個假設，希望它們具有一定的操作意義。

第一，要把握好理論本身與細節的關系。是將理論作為細節的對立面，通過理論抽取掉細節以盡快得出結論，還是通過讀理論來更好地把握細節，從此能在原來看不出味道的細節中重新看出味道來？老師在講授理論時怎么把握這組關系，對學生如何理解理論和認識細節會有重要影響。

是要把細節全部熨平，還是要看到整個敘述背后的所有紋理？以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例，人希望被上帝救贖，卻又不能知道是否能被救贖。在高度懸置和緊張的情況下，會出現一種計算方法，通過把一切東西理性化、可計算化來消除自己內心的緊張，這種計算方式成為一種新的經濟行動的來源。

韋伯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這背后存在許多細節。比如，為什么有人希望被救贖？救贖概念可能是成長過程中被灌輸的，這種緊張在我們今天也有類似的表征，我們是怎么應對的？如此等等。細節打開以后，理論就跟我們今天自己的生活掛鉤了，因為我們是通過細節來感知生活。但是寫作時，我們往往要把自己的生活活生生地踩平，覺得這樣踩平后寫下來的東西才叫文章。

第二，是觀察日常生活。即便不從事研究，我們也希望生活能過得更好、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有趣的人。因此，可以觀察附近鄰居間的爭吵、眼神的寓意、狗主人對即將發生沖突的狗的反應等，來訓練自己的敏感性。即使不做研究，這些觀察也能成為與朋友聊天的有趣材料。

第三，這點較為重要，即要清楚自己研究的目的。這是一個嚴肅的話題，實際上也最為重要。例如，我之前做了六年的田野研究，一點不覺得辛苦。我覺得去學校上課才很苦，因為我當時不理解課堂上講的這個那個理論，它背后究竟想講什么，聽不懂就覺得很煩很無聊。后來我跑去浙江村，覺得那里的一切都很有趣。我當時20歲，有強烈的變成世界的一部分、參與其中的欲望，想要跑到生活的河流里去打鬧；后來又希望能建設一些東西，說出自己的想法，探討世界和生活如何變化——哪些變化是有趣的，哪些是有問題的。總的來說，調查不僅是為了寫文章，不是完成任務，更是生命的一部分。思想要進入世界，成為世界中的一個部分，做調查時的你也是世界中的一部分。一定要有進入世界的姿態，之后就能很自然地與很多理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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