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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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君按：劉凱軍做編輯是有“天賦”的。還未入職出版社時，他就萌生了職業生涯的第一個選題，書不僅做出來了，還暢銷了。就這樣，帶著對圖書出版的熱愛，劉凱軍從一名普通編輯做起，秉持“做透一本書”的理念，認真對待每一部書稿，打造出《廬山志》《千古一村——流坑歷史文化的考察》《新加坡為什么能（上、下卷）》等眾多兼具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優質讀物。

做 出版社管理者，劉凱軍同樣當仁不讓。他執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簡稱“二十一世紀社”） 的8年間，該社市場書的發貨碼洋和銷售收入均同比增長40%以上， 少兒圖書零售市場占有率 突破5%，穩居全國少兒出版社第一；多部作品榮獲國家級出版大獎。

前幾天，劉凱軍退休了，回顧35年出版生涯， 他說沒有遺憾，因為“那些美好的仗都已經打過了”。

劉凱軍

6月初到青島參加2025年全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總編輯年會后，劉凱軍又出席了6月14日在南昌青苑書店舉辦的《做書：編輯那些事》新書分享活動，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總編輯徐海、中文天地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文傳媒”）總編輯游道勤一起暢談編輯生涯中的點滴感悟。次日，劉凱軍正式告別了從業35年的出版舞臺，將二十一世紀社掌門人的接力棒傳遞了下去。

這是一根閃亮的接力棒。在今年圖書市場增長承壓、少兒圖書板塊整體銷售下滑的大環境下，該社1—5月以5.01%的實洋占有率強勢領跑童書市場，形成“斷層式”領先優勢（）。不僅如此，今年以來在已發布的業內獎項名單中，幾乎都有該社的身影——從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選題、“中國好書”等國家級大獎，到文津圖書等行業權威榜單，累計收獲60余種榮譽。

劉凱軍祖籍蓬萊，出生鎮江，一米八幾的大高個子在人群中是顯眼的存在。他也是典型的“i人”，話不多，不過但凡涉及出版業務的話題，他便會變得滔滔不絕。在日常工作中，他喜歡舉例子、打比方，有時候興之所至，比如進行主題演講或遇到社內某些重要時間節點時，還會用幾句詩來表達心境。同事們都說他看起來“不太像是個領導”，他對此深表認同，35年如一日做出版，他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盡自己的能力做事”。

如果把故事線拉長來看，從1990年入行到如今功成身退，劉凱軍從普通編輯做起，先后涉足古籍出版、社科出版、教育出版、少兒出版等多個出版領域；在發行部門一線談過業務，也在集團行政管理崗位上擬過文件。除了進入出版業是他的主動選擇，每一次崗位調整都是組織安排，而他只是默默接受任務并努力交上一份亮眼的成績單。在一次次“打怪升級”中，劉凱軍完成了自己的編輯進化之路。

做出版是主動選擇

不同于一些誤打誤撞入行或被動分配進入出版社的出版人，劉凱軍是主動而明確地選擇了出版這行，這份緣分或許是緣自父親那個裝滿了書卻長時間緊鎖的神秘箱子。

父親從部隊轉業回家時帶回來一個箱子，一直被鎖著，直到1975年劉凱軍上小學五年級時才打開。里面全是父親在部隊時收集的圖書——《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山鄉巨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幾卷《魯迅全集》和《聶魯達詩集》，等等。那時是“閱讀荒漠”的特殊年代，這些圖書就像沙漠中的甘泉，不僅緩解了劉凱軍的閱讀干渴，還在宿舍樓里瘋傳，有的借出去了要么根本“回不來”，有的還回來時都被翻爛了。或許就是從那時起他就喜歡上了文學、喜歡上了圖書。

高考時劉凱軍自然而然選擇了中文專業，后來，讀書和淘書便成了他大學生活的日常，獎學金和零花錢都被用在買書上了。劉凱軍還仿照藝術大師齊白石篆刻的閑章“畫癖”，給自己刻了一枚名為“書癖”的閑章，鈐在每一本新書的扉頁上。

碩士研究生畢業時，按照當時的就業政策，是國家分配工作，用人單位和畢業生可以雙向選擇。當劉凱軍獲悉有編輯工作崗位需要人，工作內容竟是讀書、編書這么有趣的事時，便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出版社。

1990年9月，劉凱軍正式入職江西人民出版社（簡稱“江西人民社”），成為一名古籍圖書編輯，也就此開啟了他長達35年的出版生涯。

脫穎而出的編輯新秀

劉凱軍調侃說自己有做編輯的“天賦”，職業生涯的第一個圖書選題創意竟然是在入職出版社前萌生的。收到分配出版社的派遣通知，他在一次閱讀西方文學名著時，忽然覺得腳注特別有意思，是翻譯者對文中引用《圣經》名言與典故的注釋，當時就想到把這些名言與典故匯編起來會是一本不錯的書。9月到出版社報到上班后，他立即申報了《圣經語典與妙用》選題，此書一經出版便成了暢銷書。

入職古籍編輯部后，劉凱軍先是責編了《江西詩派作品選》、“江西古文精華叢書”（12卷）等文獻，被前輩學者薪盡火傳的奉獻精神深深感動和鼓舞。同時，作為一名編輯新人，他也開始思考如何古為今用，讓古籍服務于時代。

20世紀90年代，恰逢京九鐵路開通，江西的旅游和文化資源引起全國重視。于是，劉凱軍萌生了“能否結合文旅熱點挖掘江西文獻出版資源”的想法，在與幾位江西地方學者交流后，一個獨特的古籍整理項目——“江西名山志叢書”呼之欲出。該系列陸續出版了《廬山志》《石鐘山志》《龍虎山志》《鵝湖峰頂志》等13種名山史志，服務了江西地方文化建設。

正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在編輯該叢書的第一本《廬山志》時經費緊張，該書校點者是一位青年學者，便給時任江西省委書記寫了一封求助信，領導收到信后迅速批復，直接從省財政批了5萬元經費到出版社，用以資助《廬山志》出版。這套書的發行得到了名山所在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成就了文獻古籍出版也能盈利的佳話。

今年5月，當劉凱軍陪同作家到廬山，看到首版《廬山志》被陳列在當地的博物館中時，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在他看來，通過一本本圖書，將優秀的文化一代一代傳下去，正是編輯出版工作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后來，古籍編輯部撤銷，劉凱軍轉到了社科出版板塊。其間，把兩部學術著作做成了暢銷書的出版經歷令劉凱軍記憶猶新。

劉凱軍非常推崇“做透一本書”的編輯理念，《千古一村——流坑歷史文化的考察》（簡稱“《千古一村》）就是這樣一個案例。流坑古村位于江西省樂安縣，始建于五代南唐，迄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這個村子不僅四面環山，三面繞水，千年古樹遍布，還保存了大量古建筑，是中國風水文化的典范，堪稱“中國封建宗法社會的一個縮影”。而流坑村的神秘面紗在當代首次被解開，就是1990年周鑾書帶領多位江西學者在這里進行多次考察，進行文獻、文物建筑以及民俗風情等多方面的調研，其成果便是《千古一村》的文字稿。

此次考察項目歷時久，耗費精力巨大，原本周鑾書想要選擇北京的出版社出版，但無奈出版經費不夠。劉凱軍在了解到該書的出版背景后，聯想到了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的代表作《鄉土中國》，意識到針對中國鄉村進行的這類田野調查的意義和價值，他沒有半分猶疑，向主創團隊要來了書稿。

一次偶然的機會，劉凱軍跟隨作者團隊去了流坑村，第一次見到幾百年前鄉村的古宅、古街、紀念性樓堂、祠堂、書院、私塾、戲臺、牌坊…...那里完全不是印象中古代農村落后貧窮的樣貌，只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富麗堂皇”。

劉凱軍在流坑古村采風

被流坑村保留下來的古代鄉村文明所震撼，劉凱軍決心要為新書配上攝影圖片，更直觀、更細微地呈現這個千年古村的魅力。他組織美術編輯前往流坑村采風體驗，收集照片。恰好當時也剛剛出現了一種能實現圖文繞排的排版軟件，因為軟件本身尚不成熟，排版人員操作也不熟練，全書300多幅圖片，工作難度較大，工作人員通宵工作是常態，一個地方出錯就得從頭再來，僅排版工作就花了幾個月時間。

文字編輯和美術編輯一起探討，精心選用照片助力內容的呈現，圖文聯排打造了全新閱讀體驗，使得《千古一村》在學術著作之外，還成了一部適合大眾閱讀的文化讀物。

這本書彼時的影響力有多大呢？“90年代，國內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主動刊發過這本書的書訊或書評，《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以及來自中國香港的甚至東南亞的報紙，無一例外。”劉凱軍還記得，當時最受讀書人重視的讀書類專業報紙《文匯讀書周報》，刊發了著名歷史學者葛劍雄對《千古一村》的推薦文章，其中有這樣一句話“沒想到這樣一本好書竟然出在江西”，足見這本書在當時的出版價值和受歡迎程度。

2007年出版的政治理論著作《新加坡為什么能（上、下卷）》，又是一部讓劉凱軍感到驚喜的現象級暢銷書。

該書作者——深圳大學教授呂元禮長期研究華人政治文化與政黨政治，重點研究新加坡政治與李光耀，此前他與劉凱軍已有過多次合作，兩人建立了信任和友誼。在一次電話長聊中，呂元禮表示想做新課題申報教育部，談了幾個方向，當聊到“新加坡一黨長期執政為什么能保持廉潔和高效”這個想法時，劉凱軍覺得這個點可為我國反腐倡廉建設提供借鑒，隨即表達了出版意向。書稿完成后，大家都覺得這個名字太長，在一次電話長聊中的思想碰撞，二人定下了把原來長標題拆分為主書名和副標題，抽出“新加坡為什么能”做主書名，剩余的字作為副書名。

令所有人沒想到的是，此書一出就受到全國政界的關注，各地組織部門、黨校紛紛組織干部進行學習，還在出版界掀起了“為什么能”書名風潮。此外，該書還在新加坡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僅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接見了作家，后新加坡第三任總理李顯龍還親自為該書新版作序。

全能型出版人的養成

先后做古籍編輯和社科編輯的10多年時間，劉凱軍快速成長為社內的編輯中堅力量。如今回想起來，那些與選題、與書稿打交道的日子，與夏志清、周鑾書、袁偉時、弘征等學者交流的時光，仍是他最留戀的職業光景。

后來，社領導把省教研部門編寫的、學生人手一冊的《初中政治總復習》《思想品德練習冊》交給劉凱軍，讓他責編。這一次的工作經歷，讓劉凱軍后來的工作軌跡發生了很大轉變。

劉凱軍發現自己編的《初中政治總復習》雖然發到了學生手中，但學生并沒有實際使用，而是去書店另買一本外省出版的《中考一本通》。他經過調研后才知道，教育在改革，政治中考由閉卷考試改為開卷考試，不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而自己責編的教輔讀物脫離教學實踐，這一情況讓劉凱軍感到無比羞愧。

也是此次調研，讓劉凱軍發現了教輔讀物巨大的市場需求，于是立即向社里申請成立市場化運作的“教輔項目組”。為了爭取經營自主權，劉凱軍還與出版社簽訂了“項目承包協議”，率先實行“編發一體”機制。

劉凱軍認為，出版社作為文化單位，要向工業企業學習，海爾等企業的品牌思維、服務意識在當時影響很大。在產品層面，從封面設計到整體視覺呈現統一色調和風格；在增值服務方面，除了主產品，隨書附贈各類模擬試卷，還專門為老師制作教師用書等，為教學提供一整套知識服務。

后來，劉凱軍帶領團隊全新打造的《中考新評價》剛上市時，他與編輯團隊奔赴江西省內的各市縣，一個學校一個學校地搞調研，與學科老師交流意見。就這樣，無數次的“死磕”和推廣，有了第一批用戶后，這套教輔產品依靠過硬的品質形成口碑效應，很快便在江西各地學校風靡。

在文教中心的近10年時間，劉凱軍帶領團隊策劃出版了《中考新評價》《一課一練創新練習》等品牌教輔圖書，扭轉了江西人民社彼時的經營困境。時至今日，《中考新評價》仍是江西教輔市場的標志性品牌。

更讓劉凱軍津津樂道的是，這支市場化教輔團隊特別能鍛煉人，后來多位同事在之后的職業生涯中也有很大進步。這段工作經歷，也讓品牌、服務、機制的重要意義，深深地印刻在了劉凱軍的心里。

2014年，劉凱軍被選拔到中文傳媒出版業務部做負責人。彼時，他對行政工作有偏見，剛開始是極不情愿的，還成了領導口中那個“第一個表示不想被提拔的人”，但最終還是服從組織安排。而且和從前的每一次工作變動一樣，既然轉換了角色，他就一定爭取在新的崗位上做出點成績來。于是，他上崗后積極主動與各方專家建立聯系，尋求指導；參與起草制定的《中文傳媒出版社會效益考核方案》，受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社會效益考核方案課題組的關注。

回過頭看，劉凱軍表示，雖然在中文傳媒行政管理崗上的時間并不長，但這段工作經歷，不僅使他完整體驗了出版-發行-管理等出版產業鏈條上的不同環節，還為他更系統性地理解出版產業補足了課，提高了他的宏觀視野和把控全局的能力，為其日后執掌二十一世紀社這家少兒出版排頭兵企業奠定了基礎。

不斷“打怪升級”的掌門人

2015年9月，在山西太原舉辦的第二十五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上，劉凱軍突然接到通知，他被調任二十一世紀社常務副社長，從接受這一新任命到2018年春節后全面主持工作、10月正式轉任社長，中間近3年時間里，他默默地觀察和看清楚了二十一世紀社的基本盤。雖然少兒出版并不是自己熟悉的出版領域，但他相信“出版邏輯都是相通的”。有朋友問他，“你當社長的信心從哪里來？你又沒做過少兒書。”劉凱軍淡淡地回答，“我會用人。”

彼時，正值國內少兒圖書市場風起云涌之際，全國大多數出版社都參與到了少兒出版競爭中來，毫不避諱地說，過去10年，是少兒圖書市場競爭最為激烈，且市場變化最為劇烈和莫測的10年。在這些年里，二十一世紀社市場圖書的發貨碼洋和銷售收入都同比增長了40%以上，少兒圖書零售市場占有率更是突破了5%，穩居全國少兒出版社第一；《巴顏喀拉山的孩子》獲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大中華尋寶記》《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分獲第七屆、第八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在樂觀主義者劉凱軍看來，“沒有不好的產業，只有糟糕的企業”，只要緊隨市場變化，堅守出版底層邏輯，用高品質的內容和產品服務讀者，少兒出版始終大有可為。

《巴顏喀拉山的孩子》

《三江源的扎西德勒》

劉凱軍認為出版的底層邏輯是“先有好編輯，再有好作者，才有好作品”，他走馬上任的“三把火”都燒向了選人用人的機制上。

第一把火是育人，2018年以優秀編輯彭學軍命名編輯室，樹立了優秀編輯的標桿，以前輩的成就照亮青年編輯前行的道路；后又評出三個各有特色的模范編輯部，發揮頭雁效應，引領團隊成長。（）

第二把火是選人，啟動了優秀編輯選拔培養機制，設置首席編輯、項目編輯、獨立編輯，選出了一批業務骨干，首位首席編輯現已成長為社總編輯。

第三把火是用人，實施項目制、工作室制、事業部制，“三制”機制的要義就是放權，充分釋放員工的主觀能動性，最大化激發內部活力。

“三制”機制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圍繞社內頭部IP“大中華尋寶記”成立項目組，改變了以往編輯部成員單一為編輯的人員結構，圍繞IP運營配置編輯、營銷、多媒體崗位人員，從用人機制、成本機制、決策機制、獎勵機制等方面向項目組開放了多項決策權，探索IP價值的開發與運營。不到一年時間，“大中華尋寶記”IP就在造貨、發貨、利潤等方面實現翻番。

如今，“大中華尋寶記”已出版了10多條產品線、70多種圖書，全系列累計銷量破1億冊，年發貨碼洋從2017年的7000萬元增長至2024年的6億元。5月上市的《寧夏尋寶記》全系列產品首發即突破億元碼洋，后記《美好的回憶，余生的陪伴》記錄下了作家與出版人的深情厚誼。（）

延續同樣的運營機制，該社目前“我是特種兵”“吳有用上學記”“神奇圖書館”“莫西西魔法日記”等IP項目也顯示出了極強的市場爆發力。

面對瞬息萬變的渠道，為優質產品搭建起最佳銷售通路，劉凱軍在任期間不斷調整二十一世紀社的營銷發行組織架構。經過多年摸索，該社目前建立起了健全合理的發行體系——形成了對接傳統電商平臺的市場營銷中心、對接內容平臺的新媒體營銷中心、對接實體渠道的閱讀推廣事業部，“三駕馬車”并駕齊驅的格局。

為了實現精細化運營，更高效地釋放新書潛能，2024年下半年，二十一世紀社還推出新書評級制度，將新書分為S級、A級、B級等不同等級，為每本書匹配專屬營銷資源。在該策略落地實施后，多套產品的銷售實現了大幅增長。

在劉凱軍看來，成為好編輯最重要的一點是愛書。同時還要具備發現內容價值的眼光和傳播價值的能力，在好內容和它的讀者之間搭建起一座橋梁。而這一能力，不乏天分因素，也需要在做書的過程中不斷練習提升。

回看自己35年的出版生涯，劉凱軍覺得自己無疑是幸運的，選擇了從事出版業，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有前輩和領導看到了他的閃光點，而他也不負信任，在每個崗位上都努力做出了成績。最后能在二十一世紀社這樣的高光舞臺上告別職業生涯，作為出版人的他覺得很幸福。此時退休，他已無遺憾，因為“那些美好的仗都已經打過了”。

當問到劉凱軍退休后會去做些什么時，他表示：“還沒有認真想過，若要做點事，可能還是做傳媒老本行，學著做自媒體；會去全國各地走走，拍攝名山大川，同時拍攝正在消逝的書店，記錄下它們的影子。”“上中學時，利用午休時間和一張公交卡，尋遍了南昌大街小巷里的各色書店，那時候書店還挺多。”劉凱軍回憶道。

*本文圖片由劉凱軍和二十一世紀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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