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問一個媽媽AI怎么改變生活，可能就是從AI輔導作業開始。”

像往常一樣，王秋陪著二年級的女兒小禾寫作文，題目是《理想的職業》。

小禾對著平板電腦想了半天，忽然冒出一句：“長大以后，我想當網絡警察。”

王秋一愣。再追問小禾，她其實連“網絡警察”是做什么的都說不清，只記得自己曾在K歌平臺被人罵，覺得要是自己當了網警，或許就沒人敢罵她了。

母親一時也想不到怎么解釋“網絡警察”，她讓女兒去問問AI。屏幕上跳出來的答案，基本上都只與經濟犯罪相關，小禾只看到一半，就沒了興趣。

作業還得寫完。王秋只好換了種方式引導她去想象：“你想啊，這樣是不是可以讓更多小朋友安全上網？建立更好的網絡世界？”在這句鼓動下，小禾重新振作，兩人上網查了警察考試的流程。素材備好后，王秋扔給AI潤色，再由小禾謄抄進了格子紙。

這篇作文，王秋并不覺得出彩。只是最后那一句“等我考上警察學校，要建設安全、安心、寬容的未成年網絡環境”，讓她印象深刻。

——不太像小學生寫的，但老師打了個“優”。

“AI比家長管用”

對當代家長來說，教孩子寫作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首先是耗時。在我采訪到的家長里，王秋是最看重效率的一位。去年春節，小禾第一次帶作文題目回家，王秋正好試了試當時正火的DeepSeek。結果一試便不停——比孩子寫得流暢，還省事，從此每篇作文都交給AI打底。

過去寫一篇周記，小禾常常拖到周末，改來改去一整天都搭進去了。現在用AI，一篇作文能在三小時內反復潤五遍，最后再由小禾謄抄。

以小學生的速度，光是抄寫300字就得半小時，更別提那些讓孩子難以下筆的命題。AI幫忙，大人小孩都松了一口氣。

圖片來源于網絡

另一位家長吳菲則更徹底地用AI解放了生產力。

在找到AI代寫之前，吳菲已經給女兒宥宥代寫過幾次作文。她形容，這就像“把自己硬塞在小學生的‘座位’上”。就算曾經做過兒童文學編輯，吳菲也曾幾次被老師識破，打回重寫。

文字工作者尚且如此，對其他家長來說就更沒頭緒了。最常見的場景可能是：大人說一句，小孩寫一句，不說就不寫。

而在這件事上，AI確實比家長在行。

小紅書上一個生動的例子

吳菲最開始用上AI，就是別的家長推薦的。

一打開豆包的網頁版，甚至能看到輔導寫作文的專區，簡單點擊，就會出現大量公式般的提示詞。

剛好吳菲覺得，作文命題越來越刻板，會具體要求寫幾個部分，每個部分寫什么，這下理解總結的工夫也省了，填空就好

用過幾次后，她又把這個方法告訴了幾個關系好的家長，很快就收到了“好用”的反饋。AI代寫，就這么迅速在家長中推廣開了。

家長愿意用AI來幫小學生寫作文，除了難寫，本質上還是因為他們覺得這項作業意義不大。

吳菲就很直接地表示，作文是一項甚至“不值得小孩親自花時間去應付”的作業。

最近她用AI幫女兒完成的作文題目，是“最有成就感的經歷”。班上一半的孩子都寫鋼琴考級，

因為這是他們共同的真實經歷——宥宥這次沒寫，因為上學期寫過了。

“可憐貧乏的生活里，他們能有什么素材呢？”

在吳菲看來，本身讓已經被學業占滿時間的小學生去寫豐富多彩的生活經歷就已經很不合理了，更何況現在的作文“既要又要”：表面上宣稱“真情實感”才是最重要的，實際上還是那些不符合小孩子真實想法的敘事套路和立意才能通過。

她印象里最深刻的，是朋友家小孩的經歷。

有次學校要寫“我的樂園”這個題目，孩子寫的樂園是他自己的房間，因為這里有顯微鏡和很多書籍，讓他在小小的房間里就能神游科學世界。結果老師退回來了這篇作文，并且直接發給他一篇范文，《農村老家的菜園子》，讓孩子抄寫一遍再背出來。

但朋友家根本沒有這樣的農村老家，更沒有菜園子。

“如果一開始就很具體地想要小孩寫某種滿足你心意的東西，那就明說好了，干嘛要讓小孩認真創作再承受打擊呢？”回想起這件事，吳菲有點憤怒。

配圖由ChatGPT生成

宥宥寫得很有創作激情的作文，也曾經被這樣反復幾次打回來過。

那是吳菲第一次幫女兒重寫作文，也是從那時開始，她覺得不需要讓小孩在作文上浪費太多精力了：

“將來哪怕到了中考，老師也是教你們怎么套、怎么背，那我教會你怎么駕馭AI就可以了。”

實際上，這一套可能到了大學階段都能派上用場

在王秋看來，學校的作文不求真情，只求格式，意義不大。她更關心的，是女兒能否盡早掌握應試套路。

有次題目是《最好的朋友》，小禾寫得頗有感情。她是班里最高的女孩，朋友是最矮的男生，結尾寫道：“希望有一天他的刺猬頭，可以碰到我的馬尾辮。”

作文被當作優秀范文發進家長群，很多人感動不已。但老師卻畫了刪除線，說“不太合適”。

王秋沒多意外。她明白，作文不是寫給朋友、家長或自己看的，是寫給評卷老師的。既然如此，不如早早教會孩子高分作文的“標準件”怎么寫。與其報補習班，不如用AI訓練寫作模板，套路分明，還免費。

更何況，遲早有一天，這一代孩子也得在工作中學會用AI完成任務。早學早用，也算打通了應試和現實的一點捷徑。“直接告訴她更好的一個捷徑，節省下的時間都是自己的，不好嗎？”

相互表演

也因此，AI不僅解放了小學生，更解放了家長們。

我聯系上吳菲時，剛好臨近母親節，她很感慨地說：“你如果問一個媽媽AI怎么改變生活，可能就是從AI輔導作業開始。”

每天，吳菲都會幫宥宥檢查作業，一本本看、一本本簽字，少說也要花上半個小時。現在全都用AI，輕松多了。

之前遇到復雜一點的計算，吳菲還得打開計算器摁一摁，現在用專門的AI輔導App，拍照掃一掃，幾秒鐘就能檢查完。她一般會人工再核對一遍，發現除非拍照不清晰，AI幾乎不會犯錯。

因為感慨AI實在太好用了，講完這些，她還吐槽了一句：“跟打廣告似的。”

王秋已經開始讓小禾自己學著用AI托管自己了。如果作業里有語文聽寫，王秋會先把詞語輸入給AI，然后用語音發去指令：“我要給小孩子聽寫這20個詞，我說開始就開始，我說下一個你就換。”接下來把平板交給女兒，讓她自己說下一個，自己完成。

“我都不用在，去睡覺了。”王秋說。

在輔導作業這件事上，母親們，可能是最想趕緊被AI取代的一撥人。

一個場景出現了大量的短視頻擺拍段子，或許足以說明它帶來的崩潰有多普遍

但是等等，從什么時候開始，家長對孩子的學習，需要參與到如此深入的程度了？當我問起吳菲時，她自己都覺得很納悶：“一樣的東西我小時候學了一遍，長大又要學一遍？”

她講起自己一年級的時候，媽媽教會了她用草字模仿家長簽名，從此卷子都是自己簽的。自己小時候不是這樣的，當了媽媽以后也沒有任何人提出過這樣的要求，為什么自己會默認每天幫孩子檢查作業，是應該做的事情？

吳菲沒有想出一個答案，但她告訴我，自己偶爾也會覺得，這樣檢查很自欺欺人：如果家長不檢查，老師批作業的時候，就能發現一些學生錯得多的題，可以有針對性地再講講對應的知識點，但是現在，就她所知，身邊的家長都是這樣檢查作業的，那老師就沒有機會看到易錯題了。

現在的小學生，好像就身處一場互相應付的大型表演當中。

宥宥在升入四年級之后換了語文老師，作文也換了新的要求：周四布置、下周一交，給足了時間；其次第一次交和每次修改，都直接用宋體、小四號、1.5倍行距、A4紙打印下來再提交就行。等到最終通過之后，再由孩子謄寫到自己的本子上。

吳菲推測，老師肯定知道，所有的作文都是有爸爸媽媽幫忙的——不管用沒用AI。

有時她也能看出來，有的家長用了AI而且沒怎么改，“那種油膩套路的作文，退回來修改的幾率反而更低”。

她覺得，這種互不戳穿的默契也是可以理解的：“學校里面，老師也有他的教學任務，那大家就是放過彼此，最后讓老師那邊也好交代，女兒這邊也輕松，所有的任務，媽媽來完成就可以了。”

事實上，也有很多老師在工作里已經用上了AI，這也成了教學任務的一部分。

游研社的一位同事告訴我說，他女兒所在的學校，已經開始用AI批作文了。學校購置了一批“智慧作業機”，學生把作文放進機器掃描，機器就會打印出帶有評語的掃描件，然后再由老師人工過一遍。

央視曾經報道過，類似的AI批閱機被用在了一所中學數學、英語、物理科目中

在學校官網的描述中，這是校方“人工智能+教育”行動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促進雙減作業改革。從孩子的角度來看，只是覺得被AI批作文是一件很有意思、很值得驕傲的事。

但同事最近看過女兒帶回家的作文，發現了不對勁。題目要求是描寫一座花園，女兒卻寫成了記敘一段在花園里玩的經歷，不過因為總體上言從字順，AI就打了一個很高的分數。

所謂的“智慧作業機”，只能挑出錯別字和語法錯誤，并不能識別出跑題這樣的問題。老師只是做了簡單批注，最后還是交給家長自己輔導。

比起人，女兒似乎更相信機器的權威，這讓同事有點擔憂。

而在另外一些時候，老師們是因為作文實在難批才求助于AI。社交平臺上，已經有了一些哪個產品更好用、有沒有人一起拼會員的討論。

這條筆記里提到了四種AI產品，而評論區里已經有老師接到了第五種產品的廣告了
這部分老師，大概率也都有他們的“作文”需要應付。

在相關的討論貼下，有位老師說，學校對批改作文的要求是，旁批至少寫三處，總評至少要寫三四行，并且一字一格，不能寫連體字，每月檢查，還經常被領導挑刺。這樣下來，一個班四五十人，可能要花上三四個小時的時間來批作文。

很多不同來自IP的老師都產生了共鳴，有人在評論里推薦了AI批改產品，立馬一躍成為高贊。

以上種種跡象，讓一種極端情況成為了可預期的現實：現在的小學生作文，很可能已經有一批是AI寫、AI批的了。

這個頗為荒謬的閉環，似乎將老師、家長、小學生全都從某種不合理中解放了出來，也讓人不禁想問，學校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呢？

語料庫里的孩子們

在“小學生用AI寫作業”的相關話題下，最不缺少的就是一些異常中肯的觀點：客觀看待，合理利用。

當然，話題可以沿著這條線索無限深入“怎樣才算是合理”的瑣屑討論，但最初讓我真正好奇的問題并不在此。

成年人的爭論里，往往很難看到小學生的聲音。當一個孩子早早地發現了作文是可以應付的，并且AI能比人更高效地應付，他們會產生什么樣的感受？

首先排除AI給出的答案

有趣的是，在吳菲和王秋的講述中，對于AI模仿出的小學生文風，兩個孩子雖同樣會偶感不滿，但看法幾乎是截然相反的。

小禾經常嫌AI模仿的小學生太幼稚了。一要用比喻，就總是用些星星、月亮、小動物這類可愛的喻體，語氣也“傻乎乎的，像繪本哄小孩似的”。

宥宥則會刻意把那些抽象的比喻和復雜的長句改得幼稚一點，有時是出于自己的審美，覺得AI太做作，有時則是因為她想讓作文更接近自己理解里，老師眼里四年級孩子應該有的語氣。

從原理上來看，AI對小學生語氣文風的理解，其實源于語料庫中人類建構出來的“兒童”概念。因此，這樣的矛盾或許揭示出，目前兒童這個概念的版本，已經跟不上真實的小學生了。

或許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現在成人尤其難以代寫小學生作文，以及為什么出現了“小孩哥”“小孩姐”這樣的稱謂：

成人已經很難捉摸互聯網把兒童的語料庫填充成了什么樣子，有時候他們聽起來恰如刻板印象般天真，有時候卻又顯得格外老成。

最近傳播很廣的一則微博

王秋就察覺到了女兒的社會化，比自己那一代人早了很多。

最近兩年來，小禾一步步當上了學習委員加班長。曾經她還適應不了上下課的規則，因為不想上課遲到挨罵而不敢上廁所，現在已經知道，作為班委，如果在老師面前表現得積極點，上課的時候就可以被派去處理一些別的事務，不用聽課了。

雖然沒具體問過女兒，但王秋覺得，小禾從規則的受害者變成規則的執行者，對權力的欲望已經很明顯了。

“她已經知道了學習好是和老師拉近距離的唯一標準，而離老師更近，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和別人的夸獎。”王秋覺得這沒什么不好，“畢竟我也是深受社會毒打過來的。”

王秋說，能選上班委，是小禾“自己屁顛屁顛趕上的”。這種好勝心和不甘，也讓王秋覺得孩子足夠自覺，自己可以放手。

最近小禾主動提出想學著自己獨立用AI學習時，王秋答應得很痛快。小禾學得也快，兩個周學會了打字，隨后就開始自己上手用AI寫作文、出考卷。在給AI下達指令時，她還一并學會了模仿王秋的口吻。

如果光看這條提示詞，你可能很難想到這是二年級小學生自己發的

吳菲則告訴我，沒用AI之前，宥宥只是覺得作文要反復修改，很煩。現在用上了AI，她會覺得，老師既然有很具體的要求出來了，就照著寫就行了。

有一篇作文命題是要寫“我的奇思妙想”，在和吳菲的討論中，宥宥想到了很多環保、動保相關的話題，但最后就只是寫了一件高科技面料的衣服。

吳菲解釋說，因為宥宥覺得，給老師看的東西，應該是像四年級的水平。女兒經常會向她強調：“媽媽不要自己發揮，你不用把這些力氣花在學校作文上。”

就好像宥宥心里已經有了判斷，在這件宣稱正當的事上，“滿足要求”比“真實”更重要。

最近智聯招聘發布的一份《2025職場人AI工具使用體驗報告》顯示，大約八成的職場人在工作中使用AI工具。其中三成人使用的方式，和媽媽們代寫小學生作文差不多：先讓AI打個草稿，自己再修修改改。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這樣，一個龐大的系統，靠著意義不明的規則，稀里糊涂地運轉著。

這原本是屬于成人社會的秘密，而在對寫作文這件事的摻和上，對AI的交互和運用，似乎比看和聽更深刻地向小學生們提早傳遞了這一隱秘的機制。

而這種解構的重量，成人尚且可以用足夠成熟的心智和主動選擇的權力去承擔，但對于小學生們來說呢？

作為孩子，他們現在當然還不能自己回答，短時間內也無法觀察到答案。但眼下，從”AI代寫小學生作文“這件事上，我們已經可以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就像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所寫的那樣，媒介的變化正在迅速影響一代人的童年，現在輪到了AI。

這當然不能怪AI，畢竟來教AI寫作文、批作文的，是人類。而啟動這個應付閉環的，是更為龐大的系統。但就在這樣的合謀下，那些成長中本應有的眼淚和沉默，被算法壓縮成了即時回復的正確答案，被未必知其所以然的孩子們復述著、踐行著。

就這樣，允許無所事事、允許詞不達意、允許在幼稚與成熟之間橫沖直撞的“緩沖地帶”，更加高速地走向了消亡。

*封面圖來源：《好東西》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