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近日，中方外交部長出席5月30日在中國香港舉行的《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近60個國家及聯合國等約20個國際組織派高級別代表參與。這一消息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距消息公布不足24小時，匈牙利國會于同日投票批準該國退出國際刑事法院，這場時間上緊密銜接的外交動態，悄然勾勒出國際爭端解決體系變革的新圖景。

這場由中國引領的國際治理實踐創新，有著清晰的發展脈絡與多邊合作根基。2022年，中國與近20個立場相近的國家共同發起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倡議，經過多國共同努力，《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談判完成，各方一致同意將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中國香港。從參與主體看，此次簽署儀式陣容頗具代表性：近60個國家跨越洲際界限，既有亞洲的巴基斯坦、老撾，非洲的蘇丹、吉布提，也有歐洲的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等，20個國際組織的加入更凸顯其全球治理的參與廣度。這種多元參與格局，打破了傳統國際機制由西方主導的單一模式，展現出新興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協同發聲的力量。

國際調解院（資料圖）

國際調解院的核心理念，深植于中華文明“以和為貴”的價值傳統，與西方對抗性司法模式形成鮮明對比。作為全球首個專門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其突出特點在于尊重當事方自主意愿，以靈活、經濟、便捷、易執行的方式定分止爭。這種“東方智慧”的實踐，并非否定法律的作用，而是在法律框架內注入協商共識的基因——正如《聯合國憲章》將調解列為重要爭端解決方式，國際調解院旨在通過柔性治理路徑，為國家間爭端與國際投資商事糾紛提供更具包容性的解決方案。數據顯示，全球每年約70%的國際爭端通過非司法途徑解決，調解機制的專業化、機制化，正是對這一現實需求的回應。

值得關注的是，國際調解院的籌建與匈牙利退出國際刑事法院形成耐人尋味的對比。匈牙利外交部5月20日披露，其國會以134票贊成、37票反對、7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退約動議，政府將按《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程序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回溯事件脈絡，去年11月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出逮捕令，今年4月內塔尼亞胡訪問匈牙利當天，匈方即宣布退出決定，4月下旬正式向國會提交法案。匈牙利外長直言，國際刑事法院“出于政治動機的運作方式”引發對其公正性的質疑，該國無法支持“以政治偏見方式運作的機構”。這一表態并非孤例——近年來，非洲多國已先后退出該法院，批評其選擇性追責、淪為地緣政治工具的聲音持續高漲。

國際刑事法院（資料圖）

兩組外交事件的疊加，折射出國際社會對爭端解決機制的深層訴求變化。西方主導的國際刑事法院成立20余年來，雖標榜“維護國際正義”，卻屢屢被指存在“雙重標準”：對美英等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未予調查，卻對非洲國家領導人頻繁發出逮捕令；此次對以色列總理的指控，更被質疑為配合特定政治議程。這種運作模式，與新興國家追求的公平性、非政治化原則背道而馳。反觀國際調解院，其強調“協商一致”“互利共贏”的理念，吸引近60國參與簽署，恰恰反映出全球多數國家對平等對話機制的向往。

從地緣政治視角觀察，國際調解院的建立標志著中國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轉變。伴隨經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提升，中國正從國際規則的參與者向構建者邁進。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法律樞紐，成為新機構總部所在地，既體現“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制度優勢，也為東西方文明在治理領域的對話提供了獨特場域。數據顯示，中國近年參與調解的國際爭端數量較十年前增長40%，在伊朗核問題、阿富汗問題等重大議題中展現的斡旋能力，為新機構的公信力奠定了實踐基礎。

匈牙利的“退群”決定，則為國際刑事法院的困境提供了最新注腳。這個由西方國家推動成立的機構，近年來深陷合法性危機：非洲聯盟多次呼吁改革其運作模式，拉美國家批評其“司法殖民主義”，亞洲國家對其政治化傾向警惕有加。截至2024年，全球已有12個國家退出該法院，退出國數量較2019年增長一倍。當國際調解院在香港搭建起以“和”為核心的治理平臺時，國際刑事法院的困境凸顯出舊有國際秩序的適應性危機——那種以對抗性司法為內核、服務于少數國家利益的機制，正面臨越來越多的信任危機。

匈牙利外交與對外經濟部部長西雅爾多（資料圖）

兩場外交事件的時間巧合，揭示出國際治理體系變革的深層邏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緣沖突加劇的當下，各國對爭端解決機制的需求，正從“選邊站隊”轉向“公平協商”。國際調解院的價值，不僅在于提供一種新的糾紛解決方式，更在于倡導一種超越零和博弈的治理哲學——通過對話而非對抗、合作而非沖突的方式處理分歧，這既是東方智慧的當代詮釋，也是全球南方國家對公平國際秩序的共同訴求。

未來的國際治理舞臺，或將呈現兩種模式的并行：一邊是強調規則剛性卻深陷政治化爭議的傳統機制，另一邊是注重柔性協商、以共同利益為導向的新興平臺。匈牙利的選擇與近60國的參與，預示著后者正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同。當國際調解院于5月30日正式啟動時，它所承載的，不僅是解決爭端的功能性使命，更是構建多元共治國際秩序的歷史性嘗試——這種嘗試的價值，或許遠超機制本身，為破解全球治理困局提供了一條“和而不同”的東方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