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云

藝術里的中國，既淡雅、悠遠，又莊嚴、宏偉，既能從中看見中國人古今相連的審美情趣，也能看見中國人生生不息的美的創造力。但比起西方藝術，中國藝術的入門難度要大很多。光是種類，中國藝術就能分出繪畫、書法、陶器、玉器、青銅器、漆器、畫像石等，更別說每一件藝術品背后所包含的多學科知識。《如何打開中國藝術》收錄了25位海外藝術名家的研究成果，內容涉及諸多方面。該書以比較文化視角，形成一面鏡鑒，開闊著我們的藝術視野。

《如何打開中國藝術》

[美]包華石 蔣人和 主編

李文雅 譯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1

從宮廷到民間

在唐宋時期，很多有名的藝術大師都接受宮廷的委托或任命，包括唐代的閻立本、韓幹、吳道子，五代的周文矩、黃筌，北宋的郭熙、崔白、李唐，南宋的馬遠、夏珪、劉松年。宋代開始，宮廷畫工把更多時間用于繪制便攜的畫作，如掛軸、手卷、扇子和冊頁。

歷史學者伊沛霞系統研究了促進宮廷畫創作的因素：制度結構，皇帝的參與，宮廷內外的京城藝術家以及整個社會上藝術家之間的聯系。她注意到，在宋代，畫院創作了許多質量上乘的畫作以供皇室收藏。宋徽宗在位期間，畫院實行為期三年、共分六科的授課計劃，以及為畢業生授予官銜的評價系統。當時畫院有常設的藝術家團隊，負責訓練學生作畫的正統風格和技巧。宋徽宗還編纂了著名的《宣和畫譜》，其中詳細介紹了畫家生平，以及歸入不同藝術類別之下藏畫的標題，這部著作迄今仍然是研究畫史的寶貴資源。

這一時期，民間藝術審美的發展，進一步加強了宮廷在藝術方面的興趣和知識，并且影響了宮廷的趣味。很多王公大臣也深入涉足藝術生產、書畫實踐、詩歌創作領域。隨后的朝代里，這些宮廷畫院的制度基礎以不同形式得以延續或復興。

當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出現產業化。藝術史學者張珠玉發現，唐朝的衰落對世襲政治權力系統造成了根本性沖擊，貴族階層逐漸失去財政和政治特權，成為藝術收藏“下沉”和藝術產業化的重要契機。此時，中國大多數官員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而來，由此社會上出現了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男性群體，即“士人”或“文人”。這些人中很多不再為盈利而作畫、習字，而是為了提高在高級文人社交圈中的聲望，或是個人興趣愛好使然。所以，從北宋開始，越來越多的文人藝術家成為收藏家，并在明末清初發展到巔峰。

張珠玉嘗試從區域、社會和經濟動態角度，對收藏史進行討論。他注意到，從16世紀末開始，江南富商開始積極參與到銷售和購買藝術品的活動中，使得藝術市場的銷售和流通量空前高漲，書畫作品的價格飆升。著名畫家倪瓚和沈周的畫作價格，在不到15年的時間內增長了10倍。在1579年，藝術藏家兼收售商項元汴花費500兩白銀，購買了南宋高宗皇帝臨摹釋智永《千字文》的書法作品。到了1632年，它的價格變為1000兩白銀，翻了一倍。要知道，1590年，當地方官沈榜完成隨筆《宛署雜記》時，一兩白銀可以買94.4公斤大米，而作為七品地方官，沈榜一年的俸祿只有45兩白銀。

可見，雖然古代沒有“藝術消費”這個詞，但伴隨文化的高度發達以及商品經濟的繁榮，藝術消費在宋元明清時期已經蔚然成風。

2

人物畫與山水畫

數十年來，大多數研究中國藝術的學者都將注意力集中在文人畫上，海內外博物館也專注于收藏和展出這一類型的畫作。文人畫強調自我表達，偏好水墨和柔和的色彩，率性灑脫，不重細節。這種對文人畫的普遍關注，影響著域外人士對中國畫的基本認識。

中國肖像畫研究領域專家經崇儀發現，同許多文化一樣，在中國的視覺記錄中，個人圖像或肖像的制作其實曾占據著突出地位。至少從漢代到當下，藝術家和工匠們都在嘗試運用各種材料和手段表現人物的形象：從單純的黑白木版畫到充滿活力的彩色繪畫，從逝世已久的歷史人物到當世的帝王，從掛在家族祠堂上方用于陳列的祖先肖像到藝術家的自我寫照，甚至還有將竹子、巖石或樹木等作為代替物，繪制成抽象的隱喻性“肖像”。

經崇儀認為，在漢代之后的幾個世紀中，人物肖像從強調地位和社會類型，轉變為更加個性化、充滿運動感，且更加栩栩如生。比較典型的是5世紀下半葉的磚印壁畫《竹林七賢與榮啟期》，有學者將其中的歷史人物描述為“‘想象中的個性化人物肖像’，不僅通過特定的物品——樂器和心愛的酒杯，還有富有表現力的特征，例如雄辯的手勢，給人以真實面孔的幻覺。最引人注目的是，借由他們極其無拘無束、自在輕松的姿勢和態度而達到這一效果”。

在此基礎上，經崇儀評價了早期肖像畫的類型，給出了評價的歷史標準，還提供了對這些類型進行討論的時代術語。各種用于指稱不同類型肖像的術語表明，在這個廣闊的藝術實踐領域中，存在各種各樣的藝術方法。尤其是在宋代之后的肖像畫中，可以看到更多在個人和自我表達方面的意識與興趣，藝術家也將肖像畫和自畫像作為個性化筆法與個人身份表達的工具。

討論中國畫，自然繞不開山水畫。自10世紀以來，山水一直是在中國畫史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畫作主題。藝術史學者石慢認為，在中國山水描繪的形成階段，主觀性不僅有發揮作用的空間，而且對于理解山水至關重要。他提出，漢武帝時期的器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想象的萌芽。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被設計為山形的圓錐形香爐，也就是博山爐。

博山爐由陶和青銅制成，有時還帶有精心鑲嵌的黃金和寶石，為方便放置燃燒的香料，其頂部是敞口的，煙氣通過山形蓋上的鏤空之處升騰而起，從而形成一種繚繞的云霧從山峰升起的景觀。考慮到人們經常將博山爐與東海仙山聯系在一起，博山爐通常又用野獸、仙人以及其他遠方居民等細節來裝飾，石慢認為，博山爐暗示著旅行者的所遇，從而提供了更多山水的微觀體驗，為后世山水畫創作奠定了基礎。

唐代末期，山水真正成為繪畫的重要主題出現。石慢認為，一個重要誘因，是對新的作畫技術和理念的試驗。在書中，石慢著重講述了14世紀的一幅山水畫——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權威地位及其在坊間的影響。他認為，《富春山居圖》之所以成為如此引人注目的畫作，并非外在山水的真實性。恰恰相反，是其形式的邏輯或原則——筆法、質感和圖案的相互作用，建立起了節奏和主題的運動。這些邏輯或原則，為此畫創造了更加豐富的內在地理，并深刻影響了后世山水畫的創作理念。

3

藝術與權力

海外學者從比較研究的視野注意到，中國古代先民熱衷于把普通用具轉化為“昂貴”樣式，制作者們總是希望創造某種特殊的具有象征意義的人工制品。

山東的“蛋殼陶”就是其中的代表。這種脆弱的大汶口或龍山文化的器物之所以“昂貴”，不僅因為制作它們需要高超的技術和復雜的生產程序，而且因為在制作過程中會經歷許多失敗的嘗試。它以廉價的陶土制成，但技藝足以使其身價倍增。

當然，“昂貴”還有另一種更直白的方式。山東大汶口文化的玉斧大致呈長方形，一端有刃，除質地外，與同時代的石斧幾乎完全相同，但這種堅硬玉材的打磨需要技術熟練的玉匠的數月勞作。玉雕的“昂貴”之處在于是以精湛制作工藝制成，更在于其材料十分罕見并且難以處理。

可見，早期中國藝術的核心，是以特殊的材料制作具有特殊形態、紋樣和功能的可移動物件，這其中包括精致的史前陶器和玉器以及成百上千的商周青銅器。而大約在同一歷史發展階段，古代埃及人創造了規模龐大的神廟，這類巨型的石質建筑在商周時期的中國從未出現，反映出中埃文化的巨大差異。

顯然，想要看懂漫長時期里的中國藝術，就必須了解眾多“特殊物件”的語匯、功能、意義以及美學素質。藝術史學者巫鴻通過重建從孔子時代發端的有關禮儀社會實踐的文本，對中國最早的藝術話語進行了考察。他認為，與西方一樣，使用“特殊器物”的儀式是古代貴族制度的基礎，此舉規范了社會行為，并定義了人際關系的等級。在眾多器物中，用于祖先祭祀的器物是最重要的，這是中國古代政治和宗教最有力的象征。

這些器物承載著“禮”的功能，其精神內核影響深遠。巫鴻注意到，大約在公元前9世紀，東周墓葬中出現了符合儒家禮學文獻所描述的喪葬青銅器和陶器。此類青銅器不適合在祭祀儀式中使用，而陶器也并不能盛放祭祀用的酒食，顯然是專門為陪葬而制作的“明器”。在他看來，“對古代習俗的借鑒與仿古禮器的塑造，一直在某些方面宣示著宮廷儀式的合法性與權威性”，而這成為中國藝術的一大特色。

藝術史學者包華石則側重考察了中國藝術作品是“如何被賦予界定社會差別的權力，以及如何在工匠和藝術家及其客戶組成的社會機制中創造變化的”。在古代中國，雖然大多數工匠都為世襲貴族服務，但是至少在先秦時期，那些公認的具有獨創性和精湛技藝的工匠，就已經能夠獲得社會地位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藝術認可。漢代之后，藝術家的個人聲譽日漸提高，由評論家記錄著名大師名字和傳記的藝術經典開始出現。

到了北宋，貴族階層的社會統治地位在中國已經衰落，普通百姓對藝術的需求大幅增加。這使得藝術家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主權，并且形成了新的認識：富有表現力的內容，是藝術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包華石認為：“在中國歷史上的這一關鍵時期出現了早期現代社會的萌芽，在這個社會中，不同類型的社會價值觀可以共存并互相競爭，以追逐公眾的青睞。藝術與文學的生產、消費構成個人身份的一般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在廣闊社會中建立社會和政治聯系的手段。”

《如何打開中國藝術》無法用有限的篇幅，全面介紹中國五千年來的藝術史，但總體而言，其中的文章確實給人們理解藝術史上一系列關鍵問題帶來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