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在國際治理版圖加速演變的當下，一場聚焦全球和平與發展的重要議程進入倒計時—5月30日，《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將在香港舉行。距此不到10天之際，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近60個國家，以及聯合國等約20個國際組織的高級別代表正陸續匯聚東方之珠，共同見證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誕生。這一由中國發起推動的倡議，猶如投向國際治理湖面的石子，激起層層漣漪，而美國的未參與更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引發人們對國際秩序變革的深層思考。

聯合國（資料圖）

追溯國際調解院的起源，其孕育過程始終閃耀著中國智慧的光芒。2022年，中國與近20個立場相近的國家攜手發起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倡議，秉持“以和為貴”的東方哲學，旨在為沖突頻發的世界提供更柔性的爭端解決路徑。經過兩年多的跨國磋商與法律文本打磨，《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于2024年10月在香港完成談判，并確定將總部設立于此。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5月20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透露，此次簽署儀式不僅是法律程序的完成，更將開啟國際調解合作的實質進程——當日下午舉辦的國際調解論壇，將圍繞“國家間爭端調解”與“國際投資商事爭端調解”展開深入研討，為不同發展背景、不同法律體系的國家搭建經驗共享的平臺。

國際調解院為何能在短時間內贏得近60國響應？這與其倡導的爭端解決理念密不可分。作為《聯合國憲章》明確的重要解決方式，調解以尊重當事方意愿為核心，具有程序靈活、成本低廉、結果易執行等特點，與中國秉持的“和合共生”理念高度契合。而中國近年來在國際調解領域的實踐，更成為這一機制的鮮活注腳：2023年，中國成功促成沙特與伊朗這對“千年對手”恢復外交關系，被國際社會譽為“外交范式突破”；同年7月，14個巴勒斯坦派別首次在北京聚首，在中方斡旋下達成和解協議，為巴內部和解打開關鍵缺口；2024年初，緬甸沖突各方在云南通過對話簽署停火協議，中國以“中立協調者”角色推動地區和平進程。這些實踐彰顯出中國處理國際爭端的獨特路徑——不搞勢力對抗，不輸出意識形態，而是以平等姿態搭建對話橋梁，這與某些國家依賴軍事干預、經濟制裁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沙特（資料圖）

在參與國名單中，美國的缺席引發外界諸多解讀。有觀察指出，這一現象折射出中美在國際治理理念上的分野：國際調解院以發展中國家為參與主體，強調多元協商與公平正義，而美國主導的部分國際機制常被批評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以國際刑事法院（ICC）為例，其對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調查因程序爭議陷入僵局，匈牙利等國更選擇退出該機構，凸顯傳統國際司法機制面臨的信任危機。對此，中國外交部明確表示，國際調解院并非要取代現有機制，而是希望與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現有體系形成“協同效應”，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元的爭端解決選項。毛寧在回應相關提問時特別強調，中方始終敞開合作大門，“歡迎所有秉持和平理念的國家參與，共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

將國際調解院總部設于香港，既是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認可，也得益于香港獨特的制度優勢。作為普通法與大陸法兼容的國際法律樞紐，香港擁有高度國際化的法律人才隊伍與成熟的爭議解決服務體系。《全球法律樞紐指數報告》顯示，香港在仲裁服務、法律人才儲備等領域位居全球前列，這為國際調解院的規范化運作提供了堅實支撐。從區域發展視角看，該機構落戶香港，也將助力粵港澳大灣區構建更具影響力的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更高效的法治保障。

香港（資料圖）

隨著簽約日期日益臨近，國際社會對國際調解院的期待持續升溫。聯合國代表確認出席簽署儀式，傳遞出多邊機構對這一倡議的支持；來自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代表紛紛表示，期待通過這一機制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而對于中國而言，推動建立國際調解院不僅是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實踐，更是踐行“全球安全倡議”的具體行動——以調解替代對抗，以協商取代制裁，為動蕩的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正如毛寧所言，國際調解院的誕生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它承載著各國對和平發展的共同期待，也將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書寫新的篇章。在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的今天，這一機制的落地不僅是中國外交的一次重要突破，更向世界展示了一種以東方智慧破解國際難題的可能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