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劉宗智

北京地壇公園的兩棵國槐火了。一棵國槐認養的銘牌寫著“認養人：余華的朋友鐵生”，另一棵國槐的銘牌則是“鐵生的朋友余華”。認養到期后，網友紛紛喊話“余華老師該續費了”，卻被告知樹并非余華本人認養，而是兩位普通市民的默契之舉。這場“美麗的誤會”并未削弱大家的熱情，反而讓“余華鐵生式友誼”成為熱議話題。跨越數十年，“余華鐵生”的友誼為何仍能撥動年輕一代人心中的“琴弦”？

超越時空

這兩棵樹，再次激起了大家對作家余華與史鐵生友誼的回憶。

綜藝節目《我在島嶼讀書》中，余華和一群作家朋友在海邊合影，有人無意間提到了“輪椅”，余華突然看著遠方，神情落寞地喃喃道：“鐵生已經不在了......”海浪飄搖，悠悠蕩蕩，那一刻的情之所至令人動容。

這世上最好的友誼莫過于，我尊重你，我更懂你。20世紀90年代，余華、莫言、劉震云把史鐵生扛上火車，帶他去沈陽文學院踢足球。余華安排史鐵生當守門員，還“威脅”對手：“你們一腳踢到他身上，他很可能被你們踢死。”結果學生們愣是沒敢射門，史鐵生坐在輪椅上叼著煙，笑得像個孩子。這段往事被網友戲稱為“史上最硬核守門員”。而這背后，是余華對朋友最樸素的尊重——他沒把史鐵生當病人，而是當成了一個可以一起瘋鬧的普通人。

史鐵生曾寫信告訴余華，自己分到了四居室，裝了電話，結尾寫道：“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余華后來感慨：“一般人遭受這樣的苦難，早對世界充滿怨言，但鐵生沒有，他對世界只有愛。”余華和史鐵生的友誼之所以動人，恰恰因為它是一種“慢關系”——沒有即時通訊的頻繁互動，卻有長達數十年的精神默契。

史鐵生在《我二十一歲那年》中曾寫道：“二十一歲末尾，雙腿背叛了我，我沒死，全靠友誼。”其中，“友誼”的兩層含義，一個是友誼醫院，另一個是和摯友的交情。這句話是真實的寫照，這份純粹的情誼跨越生死、超越歲月，也成為無數人心中羨慕的存在。

史鐵生去世多年后，余華在簽名時仍會劃掉自己的名字，替他簽上“鐵生”；一群樂迷在音樂節上舉起坐輪椅的少年，配文“一群余華舉起了史鐵生”。這些瞬間，在觀眾內心深處久久徘徊。

文學之外

在文學史的長廊里，作家常被塑造成孤高的思想者或苦行的文字匠，但余華和史鐵生的友誼，偏偏撕掉了這些標簽。他們的故事之所以耐嚼，恰恰因為讀者從中嗅到了“人味兒”——那種在作品之外鮮活、毛糙甚至帶點孩子氣的真實人格。

眺望地壇時，史鐵生無數次叩問：“我用紙筆在報刊上碰撞開的一條路，并不就是母親盼望我找到的那條路......母親盼望我找到的那條路到底是什么？”《我與地壇》的結尾，他終于明白，這條路就是“扶輪問路”。

而在“扶輪問路”的過程中，友情帶他抵達了了曾經遙不可及的遠方。猶記得史鐵生參加完雜志《丑小鴨》的“青島筆會”，返程時，用的是一輛“福字牌”手搖輪椅。隨乘的劉樹綱背著史鐵生從車頭一路走到車尾，“先還聽他不緊不慢地安慰我，后便只聞其風箱也似的粗喘。待找到座位，偌大一個劉樹綱竟似只剩下了一張煞白的臉。”

這輛“福”字牌輪椅，開啟了史鐵生走南闖北的歷史。“其實是眾人推著、背著、抬著我，去看中國。先是北京作協的一群哥們兒送我回了趟陜北，見了久別的清平灣。后又有洪峰接我去長春領了個獎；父親年輕時在東北林區待了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聽著都耳熟。馬原總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王安憶和姚育明推著我逛淮海路。少功、建功還有何立偉等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艦隊的魚雷快艇。僅于近海小試風浪，已然觸到了大海的威猛——那波濤看似柔軟，一旦顛簸其間，竟是石頭般的堅硬。又跟著鄭義兄走了一回五臺山。”彼時史鐵生已經用上了妻子購買的電動輪椅，然而當他回憶起這輛“福”字輪椅時，仍感慨萬分。“說起那輛福字輪椅就要想起的那些人呢？如今都老了，有的已經過世。大伙兒推著、抬著、背著我走南闖北的日子，都是回憶了。”在他看來，這輛輪椅，仍然是不可“斷有情”的印證。

余華在短視頻里講脫口秀圈粉百萬，而史鐵生那些被挖出的書信和隨筆里，藏著一個愛看球賽、會為“中國足球沖不出亞洲”憤懣的鮮活靈魂。史鐵生離開的這些年，余華也一直想著他。“別忘了還有鐵生”，他曾在各種場合提及這一點。所謂“一個人真正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被遺忘”。而史鐵生，他從未離開過。

精神共鳴

余華說，“鐵生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最大的意義在于他的樂觀，他總是能夠在消極里邊，發現出積極來。”

史鐵生確是如此。關于自己的職業，在他看來是，“主業是生病，業余寫點東西。”而對于自己那在他人看來算是苦難的半生，史鐵生這樣評價，“有個叫史鐵生的家伙，扶著輪椅，在這顆星球上詢問過究竟。”

不久前，“90后”作家劉楚昕創作的小說《泥潭》，獲漓江文學獎虛構類獎。頒獎現場，劉楚昕顫抖、哽咽著講述了自己病故的女友。“每次散步，我都對她說‘要去寫作了’。她雖有不舍，卻總是默默支持。”他曾許諾，作品發表或獲獎后為她購置禮物。然而，命運弄人。出身大連漁村、家境貧寒卻自強不息讀到博士的女友，不幸于2021年罹患胃癌離世。“越過山丘，卻發現無人等候”——女友生前鐘愛的歌詞，竟成讖語。整理遺物時，劉楚昕發現女友留下的信箋：“希望你在痛苦中，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

“人的一生會經歷許多痛苦，但回頭想想，都是傳奇。”女友留給劉楚昕的最后一句話，成為他文學創作的精神支撐。這時候，創作不再是單純的藝術表達，而是成為一場關于生命、遺憾與文學創作的交互對話。在現場聽完劉楚昕的獲獎感言，余華也深受感染，“一個新人出來很不容易，我們都為他感到高興，文學最好的時代就是新人輩出的時代。”

史鐵生在《我與地壇》的最后提到，“愛命運才是至愛的境界。”或許，生命的魅力不在于旅途有多么圓滿，而在于它真實、堅韌，且永遠留有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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