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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冠民(1915一1954)，字植三，浙江東陽人。193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后加入人民解放軍，為某部聯絡干部。1947年初赴臺灣從事地下工作，擔任中共嘉義市工委書記。1953年9月被捕，1954年8月10日在臺北馬場町英勇就義。

1、抗戰時期的地下斗爭

1915年4月8日，王冠民出生在浙江東陽李宅地塔畈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從小受父母熏陶，熱愛勞動，同情苦難鄉親。

王冠民8歲進私塾，12歲進入家鄉李宅小學讀書，后經當地名望之士介紹和資助，到吳淞口上海勞動大學附屬中學、杭州陳陽中學求學，考入杭州師范學校。1935年7月，王冠民從杭州師范學校畢業后，被分配到杭州市郊菩薩小學教書。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團結抗日。受進步思潮感染的王冠民，十分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主張。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王冠民積極聯絡進步青年開展抗日救亡宣傳，組織讀書會，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批判國民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妥協退讓。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爆發。王冠民積極參加抗日活動，組織學校學生演唱抗日歌曲。1937年底杭州淪陷，正在蕭山縣政府教育科任職的王冠民挺身而出，主動擔負起轉移兒童保育院的重任。后來，保育院許多兒童參加了新四軍，他們都還記得王冠民。

1938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蕭山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員會和第二流動施教團，積極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動員下，王冠民參加了第二流動施教團，擔任干事。與王冠民一起擔任干事的楊源時，是中共蕭山縣委書記，一位從延安派來的干部。1939年1月，經楊源時介紹，王冠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0年2月，國民黨蕭山縣政府決定恢復蕭山縣民教館。

中共蕭山縣委決定占領這塊陣地，安排王冠民和秦其壽兩位中共黨員參加民教館招聘考試。他們兩人都是琴棋書畫高手，果然都考上了，秦其壽還當上了館長。秦其壽和王冠民利用這塊陣地，舉辦了戰時青年訓練班、戰時青年座談會、抗日建國研究班、抗戰畫展等活動，推動了蕭山抗日救亡運動發展，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

這迅速引起國民黨蕭山縣黨部注意，并派特務抓捕秦其壽。王冠民發現了特務動向，立刻向楊源時作了匯報，安排秦其壽迅速安全轉移。王冠民則繼續潛伏在民教館，堅持開展地下斗爭。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蕭山縣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王冠民奉命緊急轉移到麗水，進入浙江兒童保育會第一兒童保育院工作。在兒童保育院的四年時間里，王冠民組織兒童劇團常年活躍在抗日斗爭一線，他們宣傳抗日、宣揚正義，還積極在云和、平陽等國民黨統治區開展活動，為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培養輸送了許多進步青年。

2、赴臺潛伏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王冠民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成為某部聯絡干部。根據黨組織指示，他繼續在湖州、杭州等地開展群眾宣傳動員工作，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

1946年春，根據黨組織安排，王冠民前往杭州高級商業學校（今浙江工商大學）任教，組織帶領廣大學生開展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愛國民主斗爭，繼續從事地下工作。

1947年初，中共中央上海局為充實加強臺灣地下黨的組織領導工作，選派王冠民赴臺灣開展工作。出發前，王冠民匆匆回家與親人告別。父母、妻子勸他留在家鄉教書，過幾年安穩日子，但王冠民已下定決心執行黨組織決定。王冠民外表很安詳，耐心向親人們解釋去臺灣對自己成長有益，“等到全國解放了，我一定會回來”。

到臺灣后，王冠民利用原有的社會關系，先后在基隆民教館、臺中女子中學、臺灣省教育廳獲得公開職業。他一面工作，一面了解當地情況，結交當地朋友，很快就站穩了腳跟，逐步打開了工作局面。

因為忙于開展地下工作，王冠民一段時間未與家人通信聯系，令家人十分擔憂。父母親對兒子的思念與日俱增，便托浙江名流、淳安縣縣長李文凱幫忙，安排王冠民回淳安縣擔任教育科科長，并以“家人病重”為由在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將王冠民“騙回”老家。然而，王冠民回家后發現了真相，表示“國難當頭，共產黨員豈能茍且偷安”，堅定拒絕了父母的好意，又迅速回到了臺灣。

在王冠民的三名子女中，兒子王家達對父親的記憶最模糊。而爺爺奶奶有意設計的這趟“騙局”，是王家記憶里唯一同父親相處的日子。此時，王家六七歲，剛剛能記事，然而沒過幾天，父親又出遠門了。這次見面竟是王冠民與兒子王家的永別。

三名子女中，同王冠民交流最多的是大女兒王斐。王冠民曾把她從家鄉帶到自己從事地下工作的兒童保育院，讓她與孩童們一起生活。遠赴臺灣后，王冠民一直以通信方式教導王斐為人處世的道理，要她用功讀書，將來考高中：教導她“在用錢方面，絕對不能去揩朋友的油”。在王冠民的教導下，王斐成長為一位獨立堅強的女性，15歲就參加了革命隊伍，后來成為一名出色的醫生。

1947年2月，就在王冠民從家鄉浙江返回臺灣不久，二二八起義爆發，國民黨對起義進行了殘酷鎮壓。面對白色恐怖，王冠民憑著多年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和機智勇敢，自然地隱蔽在臺灣普通群眾之中，并設法保護了一些地下黨員安全撤回祖國大陸。

此時，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聯絡部上海敵后特遣組派遣的共產黨員唐戌中，剛到臺灣就與王冠民取得了聯系，王冠民立即向他通報了島內險惡的形勢，催促并設法幫助他迅速返回祖國大陸，向黨組織匯報二二八起義后島內敵我斗爭態勢。王冠民卻留在臺灣繼續開展地下斗爭。

唐戌中后來每憶及此事，總是激動地說：

“若不是王冠民，我繼續滯留臺灣，難免遭敵毒手。其實，王冠民也是剛到臺灣的，他叫我趕快離開，卻沒有考慮自己的危險。他對同志的那種深情，決非一般人都有。”

1949年7月，為拓展黨的地下組織工作，根據黨組織指示和安排，王冠民到云林縣虎尾鎮籌建臺灣糖業公司虎尾分公司子弟小學并擔任校長，很快在學校建立起黨的地下組織。實際上，王冠民的真實身份是中共嘉義市工委書記，他以臺灣糖業公司虎尾分公司子弟小學校長的公開身份為掩護，全面領導嘉義市黨的地下組織工作。

王冠民在軍警如林、特務如麻的惡劣環境中，通過艱辛努力，發展了黨的地下工作組織，團結、動員、組織了一批臺灣工農群眾。

3、隱蔽的歲月

王冠民的妹妹王秀蘭是他在臺灣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的見證人。但幾年里，王秀蘭卻懵懵懂懂，并不知道哥哥從事的是什么工作，甚至全然不知自己曾完美地掩護了他。

王冠民一貫嚴守黨的秘密，家人一直不知道他從事地下工作。自從王冠民去了臺灣，王秀蘭就一直想去看望他，但鑒于二二八起義后臺灣的混亂局面，王冠民始終沒有同意。1948年2月，王冠民戰友、浙東地下黨員張佐戴的妻子樂楚珍，因被國民黨特務追捕，難以在家鄉生存，王冠民獲知有關情況后，便讓妹妹王秀蘭陪同樂楚珍來到臺灣。

安頓好樂楚珍后，王冠民讓妹妹陪伴在自己身邊，每逢節假日就帶著她一起高高興興地“走親訪友”，而實際上卻是以妹妹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有妹妹在身邊，比自己單身一人到處行走反而不易引起國民黨特務注意，也更加方便開展工作。

王秀蘭回憶說：

“哥哥從未向我透露過共產黨員的身份，我一貫認為他是一位愛國愛人民的進步青年，堅持正義，樂于助人，卻不知道他是一名共產黨員，更不知道他是一位黨的市委書記。在浙江、福建沿海解放后，他還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聯絡員，為配合我軍準備解放臺灣收集提供了大量情報，所有這些都是后來才知道的。我并不責怪哥哥當時對我如此保密，而是深深感到他的一切都是以革命利益為重。由于我并不知道他的這些秘密，所以在陪著他接觸各方面人士時，內心從不緊張，坦坦蕩蕩，不露形跡，確實起了很好的掩護作用。”

王秀蘭隨哥哥王冠民在臺灣生活的一年多時間里，島內敵我斗爭形勢日趨緊張，國民黨軍警特務會，隨時進行突擊搜查。王冠民嚴格執行黨的“隱蔽精干”方針，加上他的斗爭藝術和群眾關系，常能化險為夷。有一天夜晚，王冠民住處遭到搜查，一位知情的糖廠工友事前把他叫走，這才避免了麻煩和事故。同樣，王冠民也十分注意同糖廠工友們互通信息，經常幫助、保護工友們擺脫險情。

4、從被捕到就義

1950年3月，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叛變，黨在臺灣的地下組織遭到破壞。王冠民因未直接受蔡孝乾領導，也沒有發生過橫向聯系，所以一時沒有暴露。但王冠民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日趨險惡，行事更加謹慎。他讓妹妹王秀蘭離開臺灣回到祖國大陸，自己卻留下來繼續堅持斗爭。

在臺灣白色恐怖最為嚴酷的日子里，王冠民頑強地保護黨的組織，繼續開展地下工作。

但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1953年9月，中共臺灣省工委在島內發展的一名地下黨員被捕叛變。這名叛徒曾奉臺灣省工委委員兼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的指示，與王冠民接觸過，王冠民也給他看過一些臺灣省工委的秘密文件。但王冠民并沒有表露自己的身份，而是表現得非常熱情誠懇，給叛徒的印象似乎是與地下黨“斷了關系的同路人”。

這名叛徒向國民黨特務機關供述時，并不清楚王冠民的組織關系和真實身份，但還是把他出賣了，王冠民不幸落入魔掌。由于王冠民機警防范，國民黨特務未抓到任何物證，只能對他進行嚴刑審訊。

王冠民處危不懼，沉著應對，守口如瓶。國民黨特務把王冠民押到嘉義、臺南、新竹等地對質，并以“只要承認是共產黨，放棄共產主義信仰，即可不予追究，并委以重用”等進行利誘，都被王冠民巧妙應付和嚴詞拒絕。

王冠民被關押在監獄近一年，受盡了酷刑折磨，但他意志堅強，沒有一絲消極沉淪，依然保持著共產黨人的昂揚銳氣。在獄中，王冠民先后給臺灣糖業公司虎尾分公司子弟小學同事和學生寄出24封書信，沒有流露出絲毫悲觀和畏懼情緒，而是對他們的關心表示感激和安慰。信的主要內容是請他們購買書籍、紙筆等，用以幫助獄友讀書學習，他把牢獄變成了課堂。

王冠民在信中寫道，“坐牢短期內恐無法結束”“趁此機會修補一些工作上所必備的技能”“一年來大大小小讀了百把本書，在我的一生倒也不是沒有意義的收獲”。他還堅持鍛煉身體，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準備迎接更為艱巨的戰斗任務。

王冠民在獄中的表現震驚了國民黨特務。他們動用酷刑，用鋒利的竹簽釘入王冠民的指甲縫，甚至將他的10個手指甲拔掉。他幾度昏死過去，可始終緊咬牙關，沒有透露黨的半點機密。

1954年8月10日，國民黨特務以“赤匪死不悔改罪”，將王冠民殘忍地殺害。王冠民犧牲后，臺灣有關報刊披露了他被害的消息，他在臺灣的一些同鄉、同事得知后，仍然認為“王冠民不可能是共黨”“王冠民是共黨是冤枉的”。臺灣糖業公司虎尾分公司子弟小學同事出面收殮了王冠民的遺體，并出資將其骨灰予以保存。

5、47年后的“歸鄉”

國民黨特務決定下毒手時，王冠民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要結束。犧牲前兩天，王冠民以非常平靜的心情給同事寫了最后一封信。王冠民在臺灣舉目無親，與祖國大陸音信斷絕，只有隨同他一起到臺灣的學生章福興冒著生命危險，主動承擔起“親屬”的義務。

在這封信里，王冠民囑托了自己的身后事，要章福興“把寄存的物品如數領回”，以作為最后的告別。申領的遺物總共有八件，排在第一位的是一只公事皮包。這只皮包，王冠民在信中曾經提道：“我來時帶來的公事皮包一只，如有來臺北的便人，擬托其帶回歸還校方。”

就是這么一件公物，王冠民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仍念念不忘要物歸原主。

王冠民犧牲后，鑒于臺灣島內險惡的環境，“為了保護更多的隱蔽著的王冠民”，有關部門對他在臺灣從事地下工作英勇犧性的情況一直未予公開，直到1972年才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2001年9月，王冠民親屬將烈士忠骨遷回祖國大陸。2002年10月7日，在浙江東陽革命烈士陵園，東陽市委、市政府舉行了隆重而莊嚴的王冠民紀念碑和骨灰安放儀式。

紀念碑碑文寫道：

我們紀念王冠民同志，就要像他那樣胸懷革命理想和共產主義遠大抱負，樹立革命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像他那樣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精通業務、增長才干；像他那樣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關心同志、樂于助人；像他那樣自覺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無論何時何地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為了黨和革命的事業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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