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那一年，22歲的雷頤在三個身份之間騰挪轉換——前3個月，是空軍地勤“修飛機”的一名軍人；中間6個月，是工人；自9月起，成為一名大學生。對于人生中的這一年，雷頤說他個人成長的版圖上有著國家快速行走的足跡。

曾經有過作家夢的他，成為以研究近代史為主題的歷史學者，譯書、寫書、寫專欄、寫博客、做微信公眾號，在不同的時代，通過不同的渠道和途徑，將所知所想以及感慨撒向廣袤無際的人間。

面對那段歷史以及當下，雷頤認為，“精神啟蒙還沒有完成。社會轉型正在進行中。”

應該這樣，但真的會這樣嗎？

高考制度恢復第10年，當時的環境給雷頤的感覺是，“好像沒有人覺得高考恢復是一件非重要的事情。每個人都在步履匆匆地往前走，沒有人來得及回顧。”

高考制度恢復第20年，雷頤發現相關主題的文章相繼出來，也有零星媒體找他做采訪。

高考制度恢復第30年的時候，中央電視臺一個叫王利芬的記者以“高考恢復30年”為主題采訪了雷頤。那天他說了很多，感慨了很多。

而“高考恢復40年的時候，話題還會這么熱”，這個“熱”讓雷頤意識到，“那段歷史并沒有過去，它仍是現在生活的一部分。”

高考制度是“文革”中最早被廢除的全國性制度。那年雷頤10歲，再沒有像以前那樣正式地上過學，中學畢業后就與同齡人一起下鄉。

廢除高考制度后產生的矛盾，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一直存在，大家也都沒有想到會恢復，直到1977年的下半年。

要恢復考試的信息先是傳出來了，大家一方面很高興，另一方面又想真的會這樣嗎？“突然之間，報紙公布考試的消息了，整個社會很振奮。”雷頤回憶。

雷頤說現在有那么多人對鄧小平懷有很深的感情，是有原因的。除了讓1977級的考生緊急考試以外，有一個小插曲，因為時間緊，又是計劃經濟，沒有那么多紙張來印考卷，當時很多印廠在印發其他的書，所以要停印其他的書，用那個紙張來印考卷。

“這些實際上預示著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人們感覺到這個社會要有一場轉變，但是要轉到什么程度，大家不知道。”

雷頤插隊的村里有一個“文革”前的大學生，“那時大家都佩服他，確實是通過自己考上去的。”村里人一談起他就是驕傲，那是“一種本能、一種常識，中國人要重視常識。”

渴望去人間

1975年，雷頤從下鄉的農村到了部隊。他用“修飛機的”形容那段在空軍當地勤人員的當兵時光。與下鄉時的氛圍不一樣，當兵時周邊大學生比較多，知識氛圍濃厚。

1978年是雷頤到部隊的第三年。他所在的空軍機務部隊，當兵第一年的前8個月基本是學習階段，學習結束后下到一線磨合，第二年才可以獨立工作，第三、四年往往是工作經驗相對慢慢豐富的時候。家里人給他寫信說，高考恢復了。他們知道雷頤一直有考大學的想法，也從來沒有停止過讀書。

但是部隊里不能隨意考大學，他要考大學，就得申請復員。但是機務中隊的領導不同意，雷頤去找了機務大隊（相當于陸軍營級）的教導員。這位教導員是“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雷頤在一次兩人共同將電瓶車從就要啟動的飛機上拔下來的時候，跟教導員說他想復員考大學。教導員同意他復員，還在電瓶車上寫了一個數學公式，雷頤不會，他對雷頤說，“你回去之后還得好好復習。”

復員后的雷頤當了一名車工。車工需要學技術，但他沒時間再去學技術，所以白天就拼命干活，晚上好好復習。

復習了4個月，7月份考試。雷頤報名加試外語，并找了一個老師做了輔導。這次英語加試是他第一次碰到有選擇題的考卷，亂選了幾個，得了14分。分數下來以后，雷頤選擇了吉林大學。

選什么專業？他很猶豫。自己對文學、哲學特別感興趣，但是父親認為只有科學技術才能救中國。不過結合自己的經歷，雷頤說他對社會問題更感興趣。他看過《在人間》《我的大學》，他想成為高爾基那樣的小說家。

“但是小說家需要上大學嗎？什么專業適合我呢？考古最適合，每天在野外。回來素材都可以寫小說。”當時選擇考古的人很少，雷頤的分數要差幾分，因為當時的考古專業被分在歷史的名下，所以雷頤既沒學文學、哲學，也沒學考古，就學了歷史。

如果真如他父親的希望那樣考理工院校，雷頤說他應該會考地質或者石油專業，“并不是對這兩個專業感興趣，而是對這兩個專業的工作性質感興趣，經常要在野外。”他喜歡雙腳踩在泥土里的感覺，真實、自然。

回首往事，雷頤意識到，“從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開始，我個人的命運和時代、社會的命運，緊緊地貼在了一起。”

“人的自我設計”被提了出來

上了大學以后，班上最小的同學16歲，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最大的32歲，有過豐富的社會閱歷。這并不是個案，當時幾乎所有的大學都是這種情況。

彼時，正值國家撥亂反正時期，那一批的學生盡量多招，一時之下校舍、老師都很緊張。

雷頤所在的宿舍一共住了14個人，“現在人很難想象在一個14個男性的宿舍里，每天白天晚上談論的都是包產到戶、政治改革、亞細亞生產方式，從來沒人會談到性、愛、女孩。”

關于愛情的討論還是因為遇羅錦的《一個冬天的童話》，那是全國各行各業都討論的話題。那樁在特殊年代里而生的婚姻，因為社會的變革，兩個人要離婚，那么這場離婚到底道德還是不道德？

還有一個爭論也特別激烈，起源是潘曉寫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發人們對于人生的討論，就是一個人能不能自己選擇自己的道路？曾經很長一段時間里一個人沒有選擇的權力，而這篇文章把“人的自我設計”提出來了。

這讓包括雷頤在內的青年學子感到好奇，“人們被壓抑得太久了。”他說。

雷頤至今對自己進了一所綜合性大學感到慶幸。他甚至認為“年輕人最好上一所綜合性大學”，因為你可以接觸到各種你曾經沒有接觸到的。

比如他沒有學過高等數學，但是高等數學專業的同學會把核心的理論講給他聽。一個經濟系的同學，“通過東歐的改革經驗意識到，改革首先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價格體制的改革。”改革的實踐過程中充滿了技術性，這都是實實在在需要腳踏實去做并且推進的。但是這個技術性并不太被當時的青年學子注意，因為整個社會都在討論宏觀的大話題，都是“中國應該怎么辦、中國應該向何處走”。

當時吉林大學、北京大學是全國保有法律專業的僅有的幾所學校。一個法律同學說了“無罪推定”，這是雷頤第一次聽到這個詞，雖然現在這個詞和“犯罪嫌疑人”一樣已被普及，但在當時，“它們太罕見了。”

上了大學以后，雷頤說他才明白熏陶對一個人成長的重要性，同學、師生之間平等、自由地對話，很多知識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就學到了。一個更綜合、立體的人也逐漸形成了。

從前只聽說過但從沒讀過的書，如洪水般地涌進渴望知識與變革的年輕人的世界里。

比如說薩特和加繆的存在主義，后來雷頤與國際學者在一起交流時，對方說存在主義在西方非常熱的時候是1950年代，1980年代時已經不再有那么多擁躉了。薩特的兩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質”和“他人即你的地獄”，雷頤說，他就是通過這些話，才意識到沒有誰來規定你必須是什么樣的人，關鍵是你自己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現在這個時代人們有相當大的選擇自由，“只有經歷過那個時代，才會意識到這樣的話有著什么樣的啟蒙意義。”

那時候波伏娃的《第二性》還沒翻譯過來。“雖然了解得不多，但是還是有一種啟蒙性。”

2017年5月24日，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在北京電影學院禮堂召開頒獎典禮，向白樺頒發第三屆中國電影編劇終身成就獎。這個消息讓雷頤又回到了那個年代。他用“人們還沒有忘記那段歷史”來形容這個“應該的獎項”。

“當時整個時代人心振奮，都在想著怎么往前進，人們對于信息也非常敏感。”但畢竟“那是中國思想最解放的年代，雖然很多思想比不上現在，但是你能看得到變化，一天一個樣，雖然有時候變化也是進進退退，但是總體還是往前進的。”

整個1980年代對于雷頤來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詞：精神啟蒙。這個啟蒙是與尊重知識聯系起來的，而高考就是在各種元素的排序中把知識、文化放在第一位的制度，“這個時代朝氣蓬勃，熱情向上，人們對未來充滿著美好的憧憬。”

啟蒙還未完成

1985年從吉林大學研究生畢業后，雷頤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此之前，憑著在學校里突飛猛進的英語基礎，他已經嘗試翻譯著作，1989年后陸續出版的三本譯著《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成為他個人出版史上最先探路者。

三本譯著隔幾年間會加印、出版，雷頤說他看到了這個知識領域在中國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不但受到讀者的歡迎，作者柯文也喜歡雷頤的翻譯。所以當柯文著作的另一個譯者林同奇翻譯的《在中國發現歷史》由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時，柯文找到雷頤請他校對，同時寫序。

讀書、寫字、傳播，對雷頤來說這是最理想的工作，時間安排如上世紀80年代對他一樣，“充滿了自由”。他沒有完全安坐于象牙塔，而是隨身攜帶一只功能強大的錄音筆，一臺跟隨自己多年的商務筆記本，從一個人群奔向另一個人群。他通過不同的與大眾接軌的渠道和途徑，表達他的大眾歷史觀以及對當下的關注。

雷頤寫過一篇《背景與錯位》，他說就是想研究產生于西方的理論和方法怎么應用于東方。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也在更深地融入全球化，“在這個過程中怎樣對待啟蒙，怎么對待外來文明、外來文化？這是一種重大課題。”

他研究知識分子群體的困惑，也研究知識分子個人史，比如胡適、張申府等，他找資料、翻書籍、做各種尋訪，試圖從歷史的縫隙里將細節打撈出來，再晾曬給現在以及未來的人們。

無論是演講還是寫作，對雷頤來說，都是在撒下理性的種子。“歷史與現實有著密切的關系。現實從歷史發展而來，歷史里的基因或者元素通過不同的方式在現實里顯示出來。”雷頤說他希望通過這樣的傳播，“讓近代以來的發展以及社會轉型能給人們以借鑒與啟發”，而此是他作為知識分子尤其是歷史學者的使命。他引用白壽彝《司馬遷寓論斷于序事》里的一句話說，“要使我們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讓人愛看，才能發生更大的效果。”

因此，對最近熱議的被稱為“女德專家”的演講，雷頤感到不解，“這么荒誕的話語怎么還有這么大的市場？有的還是婦聯機構和大學邀請？但是為什么又有那么多觀眾在鼓掌？這就反映了一個社會問題。”

這讓他想起1907年溫州樂清有一個維新志士，有心在當地辦了女學，學校有一副對聯：四千年坤綱不開，黑暗獄中窺日月。雷頤覺得這對聯寫得特別好，110年過去了，但這個社會“還需要一種理性的、啟蒙的精神”。

“不過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尤其是女性發出聲音，說明這么多年來，解放女性的努力沒有白費。”

我們是幸運者，不是代表

雷頤說他們那一批學生被老師們認為是多年來碰到的最優秀、最好的學生，“有社會閱歷，愿意讀書，也不是死讀書。”上學時雷頤特別優秀，本科時發表了論文，研究生也發表了論文，他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也是因為在學生期間發表了論文。

但“我們是千頃地一棵苗，是以我們同代人大量的犧牲為代價的，我們不能代表著一代人。”自己的同齡人，朋友、親戚中有很多跟他差不多的人，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考大學，“他們下鄉，回城很晚，找一個最差的工作，可能還會早早下崗。人生因為沒有更多的選擇而慘淡。”

經常有雷頤這一代人的出眾者把自己的經歷作為一代人的代表，雷頤說他非常反對，“你可能因為在北大荒成了名作家、名演員，但是你沒有看到大量的同代人回城后找不到工作，沒有地方住。我始終覺得那才是那一代人的真正的命運。我們不能代表他們作為歷史。我們是幸運者，而不是代表。”

最近兩年，雷頤發現自己的講座機會不像以前那么尋常了，有時他就開玩笑說，如果實在想賺錢，就去講易經。他在學校時經常去聽金景芳講的《易經》課，“每一個去聽課的人都買了一盒火柴，他要擺卦”，也有人對他說，“你就打著金景芳的牌子出去算卦，現在很多企業家都信。”

雷頤記得很清楚，當時聽易經的學生很少，只是覺得自己對西方哲學感興趣，那么也要對中國哲學有一點了解。“沒想到幾十年后，它會這么熱。除了經濟發展以外，這是中國這幾十年較大的變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