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受《周易》的熏陶、滋養(yǎng)和啟悟甚深。晚于王陽明半個多世紀的李贄就指出:“以先生之書為足繼夫子之后，蓋逆知其從讀《易》來也。”那么，陽明心學與《周易》有哪些內在關聯(lián)？

一、王陽明與《周易》的淵源

明憲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王陽明生于浙江余姚官宦世家。明代規(guī)定“四書"“五經”為科舉考試必讀書，對《周易》等經典的學習當為他日常功課。即便他28歲中進士并在京任職后，仍勤研經典。黃綰曾談到他:“日事案，夜歸必燃鐙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為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鐙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足見陽明研讀經典花費的工夫，這為他借鑒《周易》等經典筑了基。

還要指出的是，陽明起初名為“云”。祖父后覺不妥，將其改為“守仁”。一般認為，“守仁”是源于《論語·衛(wèi)靈公》所說“知及之，仁能守之”。但《周易·系辭下傳》所說"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日仁”及“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不僅切合其更名的原委，而且名“守仁”與字“伯安”能相互呼應，自成一系。這冥冥之中注定了他與《周易》的不解之緣。

二、王陽明于困厄中研習《周易》的成效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王陽明因抗疏之事蒙冤入獄。如同歷史上遭遇困厄的文王等人一樣，他“玩”起了《周易》。“玩”源于“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系辭上》),乃“玩味”“把玩”之意。“義”即伏義氏，代指《周易》。詩句表露的《遁》《蠱》和隱含的《蹇》《蒙》這些卦象都顯示他遭遇困境，需遁世避禍。他于是羨慕安貧樂道的顏回。

回首往昔，陽明曾談道:“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系相與講《易》于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為拘囚也。”他忘卻身陷囹圄，竟經月與囚友林省吾相互探討切磋《周易》。他對《周易》的篤信、稔熟與沉浸程度可見一斑。當然，他研習《周易》不是簡單地為預知吉兇，而更多的是想獲取脫困的智慧。詩中“洗心”源于“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系辭上》),有清凈內心之意;而“退藏于密”,聯(lián)系上文“洗心”,陳鼓應先生認為是指"斂伏其體”,有藏匿其身之意。

其后，在赴龍場的漫長途中，他須臾不離《周易》。到龍場后，因地處荒僻，環(huán)境惡劣，他于是入僻靜的“陽明小洞天”研讀《周易》，"日夜端居默澄心精慮”，他后將此洞天稱為“玩易窩”，并寫下意味深長的《玩易窩記》：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知也，沛兮其若決，兮其若徹，菹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yōu)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為厄也。…名其窩曰“玩《易》”,而為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范圍天地而無跡。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跡，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shù)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玩易窩記》蘊含了龍場悟道的觀念雛形，即如《年譜》所述:“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岡田武彥認為此“性”與“程顥'定性說’中的“性’的含義比較接近”,應指“心性”,即人的內在本性(如孟子所言的“四端”)。若按此講，“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轉向“吾性”與“心”,這就是說“心外無理”,實為"心即理”。于是，他第一項行動就是《年譜》說的“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系辭上》)。岡田武彥為此解說:“用腦海中的'五經’之言去驗證自己頓悟的成果，結果一一契合。”陽明以類似“反芻”的方式與“五經”相驗證，意在表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盡管他稱其為“臆說”,但本乎其心，不可多得:“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

三、陽明心學觀念與《周易》內在關聯(lián)的印記

第一是“心即理”說。"心即理”說為陽明心學的基石。陽明在回答有關“"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時，他解釋道:"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兔為二。”若言“心與理”,則分別為二體。格物窮理，在心外求。在他看來，“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所以他強調“心外無理”。這是陽明心學與朱子理學分歧之所在。

《說卦》以“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贊譽圣人作《周易》的功德。陽明在答復有關“圣人品節(jié)”問題時，引用了后半句，并認為“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在另一場合，他又稱"窮理盡性’,圣人之成訓”。“窮理盡性”源自《周易》,宣揚的是儒家理想人格。陽明引用的目的在于修正朱子“格物一窮理”的認知模式。所以，他結合《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將“窮理盡性”由格外在之物，到反求諸心而“誠其意”。他認為:“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陳來教授通過對陽明與朱子的比較指出:“陽明哲學中雖然也稱“性是心之體’,心性卻不是二物，二者實際是同一的。”陽明效法孔孟"一以貫之”,將心、性、天合而為一。

第二是“知行合一”說。陽明龍場悟道后“吾性自足”。次年，他便開始宣講“知行合一”說。對于“知”,他在《與陸原靜二》信中先引用后化用了《乾·文言》所說的"知至，至之”。原本是指知道要達到的目標就要努力實現(xiàn)，前“至”為名詞，后“至”則為動詞。而陽明作了“六經我注”的詮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知至”被賦予“良知”內涵，而“至之”被賦予“致良知”的語義,

在《大學問》中，他同樣先是引用“《易》言'知至，至之’”,后則將“致知”解釋為:“非若后儒所謂擴充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此說不僅破除“先知后行”的習見，實現(xiàn)“知行合一”,而且將狹義的“知”賦予了“良知”的新內涵.

第三是“致良知”說。致良知”說雖然是陽明晚年提出的，但于龍場所著的《五經騰說》其實已顯露其端倪，如論及《咸·象》辭:“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fā)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圣人感人心之道，不過于一貞。”

“吾平生所學，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雖三字，如《系辭上》陽明曾總結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針對良知“無方體的，最難捉摸”,他化用《易傳》巧答:“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圣人。”《系辭下》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就是說，他所倡導的良知與變易的“道”相契合，人的良知要從具體的事情中體這表明《易傳》的思想觀念已深入陽明的骨髓，內化為“致良知”說。

陽明何以稱“良知”為《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辭上》)。宇宙間陰陽變化、生生不息的首先，精神被《易傳》賦予了“性善”之美德，并塑造了君子與大人“進德修業(yè)”“成德為行”“自昭明德”“厚德載物”“窮理盡性”“與天地合其德”等種種德行修為。這種道德化的人格理想是陽明一生的追求。大學，即“大人”(君子)之學，這或許就是陽明要寫作平生唯一專著《大學問》的緣故。他認為“良知”是本有的天性，所以“良知者，心之本體”。因此，“致良知”可溯源于《易》道。他的言論中常見其蹤影：“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等等。

任何創(chuàng)見都不是一朝一夕憑空臆造的，陽明心學也是如此。過往的思想觀念往往以“潤物無聲”的方式“積淀”下來，構成了在不經意間產生某種思維的聯(lián)結與貫通的條件因素。這些條件因素或直接或間接，或零碎或整一，或清晰或隱晦。從上述疏理王陽明汲取《周易》的觀念思維并創(chuàng)立新說的情況看，陽明心學確如李贄所言“從讀《易》來”。這是基于一種人文精神及其形態(tài)的契合，而非實證科學的驗證。張岱年先生對中國哲學曾有精辟的解讀，他認為“重了悟而不重論證”是中國哲學的一大特色:“中國哲學不注重形式上的細密論證，亦無形式上的條理系統(tǒng)。中國思想家認為經驗上的貫通與實踐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證明。”這不僅有助于理解中國哲學、陽明心學的特點，而且有助于理解筆者的上述疏證,“經驗上的貫通與實踐上的契合”,這或許是對陽明心學觀念與《周易》內在關聯(lián)的精妙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