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教育紀錄片《他鄉的童年》在中國引發廣泛關注，其中展現的芬蘭教育體系尤為令人下怒。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幾乎全部免費，小班化教學、輕松愉快的課堂氛圍。尤其是在這樣的“快樂教育”氛圍下，芬蘭2006年的全球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測驗中成績依然能與新加坡、日本這樣的“高壓教育”的國家并駕齊驅，讓無數家長對“芬蘭式教育”心生向往。

然而，芬蘭的教育成績這幾年卻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在2022年的最新一次測評中，芬蘭的成績出現了“歷史性崩塌”。盡管評價成績依然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平均水平，但在數學、科學和閱讀三項科目的平均得分下降了64分，排名也下降了十幾名。倫敦經濟學院（LSE）的經濟學家和教育研究員加布里埃爾·海勒·薩爾格倫（Gabriel Heller Sahlgren）甚至直言：“芬蘭的教育奇跡已經終結。”

芬蘭特教老師彼得·馮·邦斯多夫（Peter von Bonsdorff）認為芬蘭學生成績的下降并不奇怪。他說：“我并不感到驚訝，這幾年確實發生了變化。學生如今不再那么有動力去達成學術目標了。他們想要更快的東西，比如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內容。”

他認為芬蘭學生成績下降主要又兩個原因。一是新冠疫情，芬蘭兩度關閉學校，影響了學生的學習成績。另一個則是智能手機和抖音這樣的端視屏應用程序。他說：“這些替代了通過學習新知識所獲得的多巴胺快感。現在的學生很難閱讀長文本，也很難集中注意力。”

彼得很高興芬蘭在8月份將有一項新法律生效，允許老師收走學生手機并全天禁用。但智能手機和抖音并非芬蘭獨有。那么，還有什么能解釋這場崩塌？

赫爾辛基大學教育學教授弗里喬夫·薩爾斯特倫（Fritjof Sahlstr?m）在2023年對芬蘭《教師報》表示：“教育成果的變化幾乎可以精確對應過去15至30年間社會整體的教育投入。” 而多年來，芬蘭政府持續削減教育經費，導致芬蘭目前在北歐國家中對教育的GDP投入占比是最低的。

也有一些人指出，芬蘭2016年啟用的一項新課程計劃，給學生更多對自己學習的主導權，同時加快數字化轉型。教育學者艾諾·薩里寧（Aino Saarinen）認為這項改革加大了強弱學生之間的差距，拉低了整體學習成績，使教師的角色逐漸被削弱，而家長輔導孩子的能力變得越來越重要。

加布里埃爾·海勒·薩爾格倫（Gabriel Heller Sahlgren）認為新的課程計劃體現了西方社會的一種文化轉變 — 從貧窮、等級森嚴的農業社會過渡到富裕、強調個人主義的工業社會。他認為這是一種“富裕效應”，他解釋道：“人們從希望孩子努力工作、生活比自己更好，走到了一個臨界點，開始質疑：‘孩子為什么還要這么辛苦？’”

不過赫爾辛基東部維克（Vik）師范學校的校長安妮·盧科米耶斯（Anni Loukomies）不同意這個說法。她認為芬蘭的學校依然“非常傳統”，更多的采用講授式教學，教師權威仍然強大。芬蘭也依然保留著高中畢業時的全國統一考試 — 多個科目的最終考試。

而且在芬蘭，教師依然是熱門職業。有一段時間，在芬蘭考師范學校的難度和當律師一樣高。而現在，教師專業依然是十大最難考入的專業之一。要在芬蘭成為教師，必須擁有碩士學位。校長認為：“這樣教師就有堅實的基礎，能成為獨立思考者，在課堂上有意識地調整教學方法，而不是盲目追隨潮流。”

參考新聞：

https://www.aftonbladet.se/nyheter/a/mP9w4E/tog-efter-sverige-da-dok-skolresultaten-har-velat-bli-skandinavi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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