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是當代最出色、最具吸引力、最受關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不僅僅訴諸于文字，而且也在他一生都在進行的“極限體驗”中得到了體現。同樣使我們印象深刻、深受吸引的，不僅僅是福柯優雅、流暢的遣詞行文，具有沖擊力的思想觀點，還有他獨具特色、極為豐富、引人注目，同時也備受爭議的人生經歷……

詹姆斯·E.米勒在《福柯的生死愛欲》中以斷片式的思想蒙太奇展示了福柯的一生。1984年，福柯越過了他生命最后的界限——死亡。對于福柯的生命，死亡，是這件藝術品的最終完成，是他生活抒情內核的剎那綻放。苦行與越界，賦予這生命以強度，這強度令人動容，也向人發問，我們將如何面對界限，去找尋另一個自己······本文選自《福柯的生死愛欲》（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

01

漂亮的光頭

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享年57歲。其時，他或許是天下最聞名的知識分子。他的書、文章和談話錄被譯成16種文字。社會批評家把他的工作奉為試金石。許許多多學術領域的學者們都在極力弄清他的經驗研究的意涵，都在深入思索他提出的那些抽象問題，如權力的范圍和知識的限度，如道德責任的起源和現代政府的基礎，如歷史探尋的特征和個人身份的本質。

Paul-Michel Foucault (15 October 1926 – 25 June 1984)

十多年來，他那漂亮的光頭一直就是政治勇氣的標志。那是一顆閃亮的北極星，它指引人們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壓抑“立異之權”的慣例制度進行抗爭。由于他敏于批判，矢志于揭露權力的濫用，敢于響應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我控訴！”這一昔日的戰斗口號，福柯在他的崇拜者的心目中，已取代了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而成為理想知識分子的典型。

02

他死得很突然

他死得很突然。6月初就已在他的巴黎公寓里一病不起了，可是人們卻盛傳他在復原。當時他正年富力強，處于才能的巔峰期。就在他逝世的前幾天，人們翹首以待的性史才剛剛又出了兩卷。

在法國，他被視為國寶。總理為他的死發布了悼念訃告。《世界報》（Le Monde）、《解放報》（Libération）和《費加羅報》（Le Figaro）均在頭版發布了他逝世的消息。《解放報》的周末版竟以十二版的篇幅出了一期特別副刊，詳細介紹了這位偉人的生平和著作。舉國上下的傳播媒介都洋溢著一片贊譽之聲。

在新聞周刊《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上，編輯讓·達尼埃爾（Jean Daniel）對福柯發出這樣的贊嘆：“他的才智寬廣無垠，擁有令人心悅誠服的力量，他的判斷之嚴謹，有時幾近苛酷。”著名古典學者保羅·韋納稱他的工作是“本世紀思想界最重大的事件” 。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這位可能是法國當時還活著的最杰出的歷史學家，也顫顫巍巍地向福柯的亡靈致敬，稱他為“他的時代最輝煌的思想家之一” 。褒獎之辭鋪天蓋地而來，贊美者中既有學者和藝術家，也有內閣部長和正在變成老人的毛主義者，還有工會領袖和刑滿釋放犯。不管是出于真心還是明顯的虛情假意，只需把這些贊譽之辭排列一下，就不難看出福柯在社會上擁有何等的影響了。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 Vintage

03

“人”很快就會消失，

“恰似一張埋沒在海邊沙礫里的面孔”

由訃告可知，福柯是因他在60年代發表的著作而開始成名的。他在《瘋癲與文明》（Folie et déraison）（1961年出版）中指出，人們對于精神錯亂的看法在1500年以后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化：在中世紀，瘋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來逛去并且受到尊重，可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他們卻被當做病人關進了瘋人院，一種“被誤導的慈善”大行其道。

這表面上好像是對科學知識的一種開明的、人道的運用，可在福柯看來，實際上卻是社會管制的一種陰險狡詐的新形式。這個論點更廣的含義只是在數年之后才為公眾所看清，因為那時福柯這本書已被一個“反精神病學派”團體奉為經典。拉英（R.D.Laing）、戴維·庫珀（David Cooper）和托馬斯·薩斯（Thomas Szasz）都是這個團體的成員。但早在1961年，一些杰出的法國批評家和學者就對福柯大膽的論點、高質量的學術和優美的語言，表示過贊賞。他的名望開始在法國上升。而隨著1965年《瘋癲與文明》英文版的問世，他又開始蜚聲海外。

第二年，即1966年，福柯發表了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該書在法國引起轟動，成了一本令人瞠目的暢銷書。在這本書里，他對18世紀和19世紀經濟學、自然科學和語言學的發展作了大膽的比較研究。盡管常常不易讀懂，但全書新詞疊現，妙語連珠。而其中最有名的，還是該書的最后一句話，它斷然宣布“人”很快就會消失，“恰似一張埋沒在海邊沙礫里的面孔”。福柯用這句話，像一個世紀以前的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那樣，預告了“人”的死亡。正是這句話所引起的爭論，使福柯第一次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

The Order of Things · Vintage

04

權力，某種在每個活的機體

每個人類社會中流動的能量流

但福柯的名望上升到頂峰，還有待于1968年5月事件發生之后。那一年全世界的學生都在造反，事后福柯便對政治產生了一種恒常的熱情。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例行公事般地評論時事、簽署請愿書、參加游行示威，每遇不平即拍案而起，為所有可憐的、無權的人——如法國的囚犯、阿爾及利亞移民、波蘭工聯分子、越南難民等仗義執言。

與此同時，他登上了學術聲望的又一個新高峰：踏著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他自己的導師讓·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的后塵，他于1970年當選為法國最著名的學術研究機構——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

在后來的這些歲月里，福柯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大約就是他的那種“權力”概念。他公開承認尼采是他的榜樣和先驅。像尼采一樣，他所理解的權力，并非一定分量的物質力，而毋寧是某種在每個活的機體每個人類社會中流動的能量流。這種能量流的無定形的流動受著許多條條框框的扼制，這些條條框框，除了一些不同類型的政治、社會和軍事組織之外，還包括各種各樣的行為方式、內省習慣和知識體系。

他的《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于1975年在法國出版。這或許是他影響最大的一本著作了。在這本書里，他運用上述權力概念闡述了現代監獄的興起。雖然他像通常一樣使用了豐富的歷史資料，但他那別出心裁、狂放不羈的論點又一次震動了人們。

在監獄制度中注入“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的做法，實際上是個圈套：正因為它成功地柔化了體罰的外觀，使其變得不再那么嚴酷，現代監獄才集中體現了一種謙和的、基本上無痛苦的強制，而這一般說來正是現代世界典型的強制形式。

福柯抨擊說，從學校到各行業，從軍隊到監獄，我們社會的主要慣例體制表現出邪惡的效能，極力對個人施以監控，“消除他們的危險狀態”，通過反復灌輸訓誡條例來改變他們的行為，結果將不可避免地造就一些毫無創造能力的“馴順的團體”和聽話的人群。

盡管福柯只是在這本書里才第一次明確地談到權力的問題，但這一問題始終都是他關注的焦點之一。他的全部著作，從《瘋癲與文明》開始，都圍繞著同一個軸心，即一套雜亂紛呈的關系。

《瘋癲與文明》

作者: （法）米歇爾·福柯

譯者: 劉北成 楊遠嬰

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2年9月

人們正是在這些關系中行使著權力——有時經過認真思考，但常常是肆意為之。經常在他的書里出入的人物們演出著一場象征無休止統治的寓意劇——從絞刑吏拷打兇犯，直到醫生禁閉狂人。

社會難道真的能夠擺脫權力的魔爪而獲得解放嗎？所有社會主義者——從馬克思到薩特——都做過這種解放之夢。然而，如果認真讀讀福柯那部無所不包（而且還未寫完）的性史，我們就會發現此夢簡直無從實現。

在本書引起爭議的第一卷（1976年出版）中，福柯駁斥了那種認為現代文化是性壓抑文化的流行觀點，但他提出的新觀點卻更加令人不安：行使權力的快感被逐出“馴順團體”之后，不可避免地會以改頭換面的形式在性幻覺中重現，爆發為“權力和快感的永恒螺旋運動”，促使新的性反常行為瘋狂增長；這些性反常行為具有多種表現形態，有的有益，有的有害。

難怪福柯把死亡看作一個人可以得到的惟一的特赦形式。他在1963年用一種典型的格言式自白宣稱：是的，死于“性病”，無非是在從事“耶穌受難式的活動”。那是賦予一種怪異得令人作嘔的生活“一副不可變換的面孔”。福柯還套用人們在贊美十字架上的耶穌時使用的語式，稱贊為自己的色情活動而殉身的人所顯示的，不是天國上帝永恒的榮耀，而是“人的抒情詩般的內核，他的隱形的真實，他的可見的奧秘”。

這位哲學家，就像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小說中某個虛構人物一樣，或許也會這樣預先評論過他自己的死可能包含的意義。這就足以說明，為什么福柯每一部作品都那樣驚世駭俗。

05

事實上，

許多人對福柯的猝死都缺乏心理準備。

1984年6月29日上午，福柯去世四天后，已故哲學家的朋友和崇拜者們聚集在硝石庫醫院后面的一個小院里。他們前來參加一種法國傳統的遺體告別儀式。那是棺材被搬離太平間的時刻。這種儀式常常是人們相互問候和逗樂的場合。但在那個陽光明媚的上午，小院里鴉雀無聲。

至少有一位著名的送葬者后來承認，他當時“模模糊糊地有點窘迫，想離開那里，但又只想偷偷地溜走”。然而在那水泄不通的人群里，這簡直就不可能。關于這次儀式的消息，起初只通知了朋友們，但后來被《世界報》公開了。結果來了好幾百人，而那院子太小，無法寬松地容納這么多人。

老朋友們對于如何記錄這一事件感到不大清楚，便挨挨擠擠地在人群中尋找熟悉的面孔。雅克·德里達來了，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一些著名的同事也來了，其中有保羅·韋納、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喬治·杜梅澤爾（Georges Dumézil，研究古代宗教的歷史學家，他為推進福柯的事業而做的工作絕不少于任何一個人）。身為作曲家的福柯的另一位老友皮埃爾·布雷（Pierre Boulez)，還有法國司法部長羅貝爾·巴丹特爾（Robert Badinter），都前來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

現已無聲無息的左派斗士和舊情人、親朋好友、著名出版商、影星擠在一起。伊夫·蒙當（Yves Montand）和西蒙娜·西尼奧雷（Simone Signoret）這兩位常在游行隊伍中和福柯并肩前進的老行動主義者，也都出席了儀式。西尼奧雷顯然受到了很大震動，表情悲傷。事實上，許多人對福柯的猝死都缺乏心理準備。

吉爾·德勒茲

06

我的動機很簡單，就是好奇心

人們等待著棺材出現。那一片肅穆，本來就已令人窒息，隨著時間的流逝又變得愈益凝重。

在院內靠近停尸房的一個角落里，吉爾·德勒茲登上一只小箱子，開始用一種顫抖的、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讀一份文件。

文件里的那些話是德費爾挑選的，摘自福柯性史第二、三卷的那篇干巴巴的序言——他的最后幾篇文章之一。這些話很像是一種概括，闡明了這位大思想家投身極限體驗的“耶穌受難”舉動究竟妙處（亦即苦處）何在：

至于我的動機，那很簡單。我希望它在一些人看來是自足的。這就是好奇心，一種絕無僅有的好奇心，它是值得人們去加以滿足的，哪怕執拗一點也行。這種好奇心無意于找出任何適合知道的東西去玩味，而毋寧是要讓人們擺脫他們自己。求知的頑強決心如果只保證了認識的獲得，而保證不了認識者以某種方式和在可能的程度上發生偏差，又有何益？

生活中常常有這樣的時刻，這時絕對必須知道人們能否用非常規的方式來思考，能否用非常規的方式來觀察，——如果人們打算繼續觀察和思考的話。

人們會說，這些同自己玩的游戲只需在幕后繼續；這些游戲至多只是那種準備工作的一部分，這種準備工作一旦有了結果就會自我抹消。但是，既然如此，當今的哲學（我指的是哲學活動），如果不是關于它本身的批判性思考，又該是什么呢？而且，如果這種哲學仍只在乎證明人們已知的事物有理，而不在乎去弄清楚怎樣和在什么限度內有可能用異樣的方式思考，它又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