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是劉勰對文學特質的凝練總結，霍俊明編選的《夜雨修書：陳超和他的朋友們往來書簡》（以下簡稱《夜雨修書》）作為一部書信集，帶給讀者的閱讀感受與之相似，此書收錄詩人、批評家陳超與一眾學者、詩人、批評家朋友的往來信件共219封，書信文辭精粹，字里行間蘊含真切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同時也折射出特定時代的文學、歷史圖景。

陳超（1958-2014），詩人、詩歌評論家，曾任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現代詩學、現代西方哲學。著有《生命詩學論稿》《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打開詩的漂流瓶——現代詩研究》《中國先鋒詩歌論》《當代外國詩歌佳作導讀》（上下卷）等。圖為2011年9月在韓國，詩人藍藍拍攝。

情切：尺牘里的精神溫度

陳超在《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中提出：“我心目中的‘探索’詩，是那些展示個體生命和通過個體生命揭示生存的詩。”如果說詩歌是以藝術化的形式探索個體生存狀態(tài)，那么《夜雨修書》則通過書信展現了這種“探索”背后的精神互動和靈魂共振?？梢哉f，書信集里的每個字都帶有寫信人指尖的溫度，對友情的真誠言說令這份溫暖歷經世事變遷而愈顯珍貴。

陳超和友人之間的情誼首先是基于陳超的詩歌批評和學術活動而建立起來的，其中可見陳超為人所共識的品格。韓東在運河筆會上初見陳超便將其引為“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于堅對陳超“確確實實做事的精神”表示欽佩，歐陽江河讀罷陳超的著作后深為其思想、情懷所感動，西川甚至直呼要為陳超“兩肋插刀”。不難發(fā)現，以觀點、派別而論，與陳超保持通信的許多詩人其實分屬不同的詩歌群體，他們的詩歌觀念是相互沖突的；有時，同一派別內部的不同個體在具體問題上也存在矛盾。然而，他們都與陳超保持著長期且深入的交流，這不能不歸因于陳超為人的坦誠和真率。

從更高層面來說，真誠的友誼應當追溯至真誠的思想，陳超的個人凝聚力根植于其詩學思想的包容性。對二元對立話語的努力平衡與深刻辨析，是陳超得以收獲各方認可的重要原因。在《深入生命、靈魂和歷史生存的想象力之光》中，陳超敏銳地指出“第三代詩歌”作為“整體話語”破裂后的產物，內部存在復雜的差異，進而將“第三代詩歌”分為兩種不同的范型——日常生命經驗型和靈魂超越型，并對不同作品巨大分歧表象下的深層次共性予以充分關注。陳超對兩類詩歌范型的各自優(yōu)缺點的論述以及“歷史想象力”概念的提出，體現了其詩學理論一分為二、合二而一的辯證性和綜合性，較之“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等指稱，其理論還彰顯出尤為可貴的審慎態(tài)度和超越精神。畢竟，兩派詩人的創(chuàng)作并非涇渭分明，而是以各具特色的寫作方式和表達策略擴大了先鋒詩歌的歷史想象力，進而共同處理時代生活的噬心主題。

《夜雨修書》

作者：陳超 等

編者：霍俊明

版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24年10月

事信：褶皺處的歷史圖景

對友情的真切表達彰顯了書信的個人性和私密性，這與書信文本的非虛構特質有關，而非虛構特質同時也使《夜雨修書》擁有較強的紀實性。詩人、學者、批評家們的往來信件不僅記錄了詩歌面臨的困境，更在不經意間反映出文學精神的轉折。

中國當代詩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歷了深刻的轉型。80年代，先有朦朧詩對自由、人性的呼喚，后有“第三代詩人”以反叛的姿態(tài)解構宏大敘事、強調個體經驗的書寫；到了90年代，面對消費主義的侵蝕和理想主義的退潮，詩人和批評家開始重新思考文學的使命。正如陳超在“后新詩潮”研討會上指出的，80年代的“懷疑主義”是認識論的，背后仍有價值安慰；而90年代的懷疑主義則上升為“本體論”。從理想主義到懷疑主義的轉變既受到社會文化環(huán)境劇變的影響，也體現了詩歌藝術自身的演化路徑。當然，這一轉變并非全然消極的退守，因為90年代詩人并未放棄對“真”的追求，而是以反諷、碎片化敘事等方式來應對歷史的復雜性。從這個角度來說，《夜雨修書》中的信件與夾雜其間的發(fā)行廣告、訂購說明形成了微妙的互文關系，這些文字既見證了詩人在現實擠壓下的精神困境，也揭示了他們用以對抗價值焦慮的多種策略，進而突顯出90年代詩歌的精神底色——在懷疑中堅守，于喧嘩中獨語。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社會變遷的生動細節(jié)多為史籍所不載。借助《夜雨修書》中的信札，讀者得以窺見藏匿于褶皺處的歷史圖景，切身體會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氣息和時代思潮。

《轉世的桃花：陳超評傳》

作者：霍俊明

版本：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8年8月

文粹：書信中的文學價值

陳超被眾多詩人引為知音，詩人們在信中以純粹、無功利的心態(tài)同陳超談詩、論詩，其中不少信件涉及詩歌修改現象和創(chuàng)作者的詩學理念。這些書信由此具備重要的版本學和文學藝術價值。

作品修改與美學提煉在《夜雨修書》中多有顯現。王家新因刊物擅自刪改詩作而憤懣，于堅恢復被改壞的詩句原貌，黑大春指出版式錯誤對詩歌建筑美感的破壞，這些細節(jié)展現了詩人對創(chuàng)作的嚴謹態(tài)度。此外，更有詩人在信中附上詩作全文，與陳超進行交流。例如，王家新在信中附錄的《帕斯捷爾納克》《最后的營地》、歐陽江河手抄的《風箏火鳥》《哈姆雷特》等等。這些詩作與后來正式發(fā)表的版本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從中可見詩人創(chuàng)作歷程的轉變。

陳超及友人們的詩學理念也滲透在書信當中，且可與文學史相互參照、印證或是進行補充。陳超對寇宗鄂詩作《悲劇的力量》展開的細讀可謂生命詩學的典范實踐：“生命的欣悅和‘平衡’，絕不是什么超逸、舒暢，而是一種尖銳的互否、拷問、作繭自縛。”（1990年5月1日陳超致寇宗鄂）這一評論直指詩歌內核的悖論性：生命的欣悅并非超然物外的輕盈，而是通過自我否定的張力實現動態(tài)平衡；“作繭自縛”也不是外在的牽制，而是詩人主動借助語言對生命的本質展開探詢。對生命與語言交鋒瞬間的體認，恰是陳超“生命詩學”的核心。又如，“非非”詩人周倫佑在信中談道：“FF3期（理論專號）表明‘非非’理論從‘文化問題’向‘價值’的轉移?！挥凶プr值，才抓住了文化的核心。”（1988年11月23日周倫佑致陳超）這一方面展現了“非非”詩人自我更新的努力，同時也暴露出他們“理論先行”而“創(chuàng)作滯后”的困境。今天看來，生命詩學恰可以回應“非非”詩人面臨的問題——陳超倡導“及物性”寫作，強調“從現實生存和生命的原動力出發(fā)跡寫詩歌”，將個體生命的痛感轉化為歷史記憶的見證。這種詩學立場在新世紀依然獲得持久的回響，直面苦難的“底層寫作”便可看作是生命詩學的當代延伸。

尤為重要的是，私人信件中的詩學討論往往比公開宣言更具復雜性與實踐性。韓東自稱“形式主義者”的剖白，看似呼應了“詩到語言為止”的口號，實則具備更深刻的思辨色彩：“我設想的詩歌也許是一種不同的東西，這里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種關系，不僅是語句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語句與事物間的關系?！保?989年12月24日韓東致陳超）這表明，韓東的詩學理念并非指向語言的自我封閉，而是強調通過語言重新建立詩人與世界對話的路徑。他在90年代轉向小說創(chuàng)作后提出：“你知道我仍然愛著詩，所以相信小說不過是這個時代里的一種史詩。史詩以小說的形式出現，這便是我的發(fā)現。”（1993年8月6日韓東致陳超）從這個意義上說，韓東創(chuàng)作重心的轉移恰恰印證了其詩學觀念的內在邏輯——形式的選擇始終服務于對存在本質的探索。

《夜雨修書》在情感、歷史、文學等多個層面均具有重要意義。書中的信件再現了詩人、學者和批評家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交游圖景，滿含情誼的文字承載了時代轉型期的個體記憶。恰如陳超在那首與書信集同題的詩作中所說，“今夜細雨如織/我正好給你復信/你知道我不大復信/尤其是在夏天//可是今晚雨絲纏綿/窗外響著好聽的聲音/我要給你復信/我要把心思抻得很長很長”。人們閱讀陳超與朋友們的往來書簡，進而獲悉那一代人如何借書簡打破孤獨，如何用筆尖抵抗虛無，又如何在聲聲夜雨中修葺共同的精神屋宇。

書信在電子時代或許終將走向消亡，但溫暖的情感和蓬勃的詩思永遠不會衰老。

撰文/陳恩迪

編輯/張進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