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華（1897—1986），江蘇常熟人，生于安徽安慶。美學家、文藝理論家、詩人、翻譯家。早年在青島大學中學部、同濟醫工學堂求學。1918年參加“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任《少年中國》月刊、《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編輯。1920年至1925年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和柏林大學研修哲學和美學，回國后在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1952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著有詩集《流云》、文集《美學散步》《美學與意境》及《宗白華美學文學譯文選》等，其著作匯編為《宗白華全集》。

這晉人的美，是這全時代的最高峰。《世說新語》一書記述得挺生動，能以簡勁的筆墨畫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時代的色彩和空氣。文筆的簡約玄澹尤能傳神。撰述人劉義慶生于晉末，注釋者劉孝標也是梁人；當時晉人的流風余韻猶未泯滅，所述的內容，至少在精神的傳模方面，離真相不遠(唐修《晉書》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國人的美感和藝術精神的特性，《世說新語》一書里有不少重要的資料和啟示，是不可忽略的。今就個人讀書札記粗略舉出數點，以供讀者參考，詳細而有系統的發揮，則有待于將來。

（一）魏晉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解脫了漢代儒教統治下的禮法束縛，在政治上先已表現于曹操那種超道德觀念的用人標準。一般知識分子多半超脫禮法觀點直接欣賞人格個性之美，尊重個性價值。桓溫問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這種自我價值的發現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藝復興以來的事。而《世說新語》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識鑒》、第八篇《賞譽》、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鑒賞和形容“人格個性之美”的。而美學上的評賞，所謂“品藻”的對象乃在“人物”。中國美學竟是出發于“人物品藻”之美學。美的概念、范疇、形容詞，發源于人格美的評賞。

中國藝術和文學批評的名著，謝赫的《畫品》，袁昂、庾肩吾的《畫品》、鐘嶸的《詩品》、劉勰的《文心雕龍》，都產生在這熱鬧的品藻人物的空氣中。后來唐代司空圖的《二十四品》，乃集我國美感范疇之大成。

《世說新書》第六卷殘卷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二）山水美的發現和晉人的藝術心靈。《世說》載東晉畫家顧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水之美，顧云：“千巖竟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這幾句話不是后來五代北宋荊(浩)、關(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畫境界的絕妙寫照么？中國偉大的山水畫的意境，已包具于晉人對自然美的發現中了！而《世說》載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鳥小幅，黃大癡、倪云林、錢舜舉、王若水的畫境嗎？(中國南宗畫派的精意在于表現一種瀟灑胸襟，這也是晉人的流風余韻。)

晉宋人欣賞山水，由實入虛，即實即虛，超入玄境。晉宋人欣賞自然，有“目送歸鴻，手揮五弦”，超然玄遠的意趣。這使中國山水畫自始即是一種“意境中的山水”。

（三）晉人藝術境界造詣的高，不僅是基于他們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個性，生機活潑，更主要的還是他們的“一往情深”！無論對于自然，對探求哲理，對于友誼，都有可述。

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虛靈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淵明、謝靈運這般人的山水詩那樣的好，是由于他們對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鮮發現時身入化境濃酣忘我的趣味；他們隨手寫來，都成妙諦，境與神會，真氣撲人。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鮮自然而已。然而擴而大之，體而深之，就能構成一種泛神論宇宙觀，作為藝術文學的基礎。

在這種深厚的自然體驗下，產生了王羲之的《蘭亭序》，鮑照《登大雷岸寄妹書》，陶宏景、吳均的《敘景短札》，酈道元的《水經注》；這些都是最優美的寫景文學。

晉 王羲之 宋拓《定武本蘭亭》 故宮博物院藏

（四）我說魏晉時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學的，因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支道林好鶴，往郯東峁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之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晉人酷愛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這意義偉大的動作。這種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們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開，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義，體會它的深沉的境地。近代哲學上所謂“生命情調”、“宇宙意識”，遂在晉人這超脫的胸襟里萌芽起來(使這時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

（五）晉人的“人格的唯美主義”和友誼的重視，培養成為一種高級社交文化如“竹林之游，蘭亭禊集”等。玄理的辯論和人物的品藻是這社交的主要內容。因此談吐措詞的雋妙，空前絕后。晉人書札和小品文中雋句天成，俯拾即是。陶淵明的詩句和文句的雋妙，也是這“世說新語時代”的產物。陶淵明散文化的詩句又遙遙地影響著宋代散文化的詩派。蘇、黃、米、蔡等人們的書法也力追晉人蕭散的風致。但總嫌做作夸張，沒有晉人的自然。

明 文徵明 《蘭亭修禊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六）晉人之美，美在神韻（人稱王羲之的字韻高千古）。神韻可說是“事外有遠致”，不沾滯于物的自由精神(目送歸鴻，手揮五弦)。這是一種心靈的美，或哲學的美，這種事外有遠致的力量，擴而大之可以使人超然于死生禍福之外，發揮出一種鎮定的大無畏的精神來。

枕戈待旦的劉琨，橫江擊楫的祖逖，雄武的桓溫，勇于自新的周處、戴淵，都是千載下懔懔有生氣的人物。桓溫過王敦墓，嘆曰；“可兒！可兒！”心焉向往那豪邁雄強的個性，不拘泥于世俗觀念，而贊賞“力”，力就是美。

（七）晉人韻美學是“人物的品藻”，拿自然界的美來形容人物品格的美，例子舉不勝舉。這兩方面的美——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時被魏晉人發現。人格美的推重已濫觴于漢末，上溯至孔子及儒家的重視人格及其氣象。“世說新語時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識、肉體與精神的美。所以“看殺衛玠”，而王羲之——他自己被時人目為“飄如游云，矯如驚龍”——見杜弘治嘆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這唯美的人生態度還表現于兩點，一是把玩“現在”，在剎那的現量的生活里求極量的豐富和充實，不為著將來或過去而放棄現在價值的體味和創造。二則美的價值是寄于過程的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謂“無所為而為”的態度。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這截然地寄興趣于生活過程的本身價值而不拘泥于目的，顯示了晉人唯美生活的典型。

南宋 朱銳 《山陰訪戴圖》（傳） 弗利爾美術館藏

（八）晉人的道德觀與禮法觀。孔子是中國二千年禮法社會和道德體系的建設者。創造一個道德體系的人，也就是真正能了解這道德的意義的人。孔子知道道德的精神在于誠，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謂赤子之心。擴而充之，就是所謂“仁”。一切的禮法，只是它托寄的外表。舍本執末，喪失了道德和禮法的真精神真意義，甚至于假借名義以便其私，那就是“鄉原”，那就是“小人之儒”。這是孔子所深惡痛絕的。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然而孔子死后，漢代以來，孔子所深惡痛絕的“鄉原”支配著中國社會，成為“社會棟梁”，把孔子至大至剛、極高明的中庸之道化成彌漫社會的庸俗主義、妥協主義、折衷主義、茍安主義，孔子好像預感到這一點，他所以極力贊美狂狷而排斥鄉原。他自己也能超然于禮法之表追尋活潑的真實的豐富的人生。

孔子這超然的、藹然的、愛美愛自然的生活態度，我們在晉人王羲之的《蘭亭序》和陶淵明的田園詩里見到遙遙嗣響的人，漢代的俗儒鉆進利祿之途，鄉原滿天下。魏晉人以狂狷來反抗這鄉原的社會，反抗這桎梏性靈的禮教和士大夫階層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發人生的真意義、真道德。他們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譽來冒犯統治階級的奸雄假借禮教以維持權位的惡勢力。曹操拿“敗倫亂俗，訕謗惑眾，大逆不道”的罪名殺孔融。司馬昭拿“無益于今，有敗于俗，亂群惑眾”的罪名殺嵇康。阮籍佯狂了，劉伶縱酒了，他們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這虛偽的禮法社會不肯妥協的悲壯劇。這是一班在文化衰墮時期替人類冒險爭取真實人生真實道德的殉道者。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晉人用這兩句詩寫下他的千古風流和不朽的豪情！

【原文選自：宗白華著.《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