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有什么用？”“詩歌有什么用？”這些年，這兩個問題越來越頻繁地被人提起。它似乎變成了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古語有言，“老生者見不生，常談?wù)咭姴徽劇薄Ｗx黃曉丹的《九詩心》，便隱隱有這樣的體會。她的回答里，有柔軟，有堅定，有向往，真情彌漫于書的字里行間。

《九詩心》

黃曉丹| 著

理想國| 上海三聯(lián)書店

2024年11月

當作者拿起筆，有時候就意味著回答。而我相信，我的感受也不是來自我的一廂情愿，這確實是江南大學人文學院黃曉丹老師所時常面對的問題。問題揪住了她，她不得不回答，于是她回答了。

在《九詩心》的序里，黃曉丹回憶起自己10年前在溫哥華求教于葉嘉瑩先生的經(jīng)歷。她感慨于先生的很多學生都來自各行各業(yè)，“他們中有藝術(shù)家、工程師、律師、金融從業(yè)者、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主婦、正在攻讀學位的理工科學生。……近年來，我也遇到越來越多這樣的讀者，他們意識到自己親身觸及與古代詩人類似的生命問題，因而對古典詩歌產(chǎn)生了親近的愿望。”

很可能就是這些讀者以及她學校的學生，使得黃曉丹更密集地思考：“文學應如何回應歷史和現(xiàn)實中的真實問題，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jù)和啟發(fā)性的答案？”這個疑問，她也寫在《九詩心》的序里。

黃曉丹引用二十世紀思想家漢娜·阿倫特的《黑暗時代的人們》里的一段話，我把它視為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quán)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并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jīng)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

漢娜·阿倫特提到的“某些男人和女人”，具體到《九詩心》，便成了屈原、李陵、曹丕、陶淵明、杜甫、歐陽修、李清照、文天祥和吳梅村。他們的生命和作品點燃了很多人。黃曉丹要做的，就是對他們的作品進行自己的解讀，讓更多人看到它的光亮。

對了，這本叫《九詩心》的書有一個副書名，叫“暗夜里的文學啟明”。

所有的藝術(shù)，都是走投無路時產(chǎn)生的作品

《九詩心》里，9個詩人面對各自時代自己遭遇的問題，做了自己的回答。

比如屈原。一般把他表述為：一個遭小人暗算陷害，被迫流放，最后看到國家淪落如此，自沉汨羅江的愛國詩人。黃曉丹認為，他還是一個站在神話時代和理性時代之間的門檻上的先行者。這兩個時代的巨大斷裂，讓屈原感到痛苦。他有機會進入到神話世界，但卻抵制住極樂和永恒的誘惑，認領(lǐng)了作為人的生命的短暫、無依、平凡。

還有李陵，一個戰(zhàn)敗被俘、家破人亡、無家可歸的流亡者。他活著已經(jīng)毫無意義，但仍然背負著整個世界的惡意。黃曉丹把他比喻成一匹胡馬。“它默默低著頭，站立耐受風雪，毛與冰雪結(jié)成一體。幸福、成就、英雄氣概，生命的一切光亮都因流亡而被永遠撲滅了。他的存在成了里爾克所寫的那樣：誰還會說起勝利呢？忍耐就是一切。”

還有遭遇瘟疫的魏文帝曹丕，在東晉動蕩歲月里辭官歸園田居的陶淵明，安史之亂中的杜甫，遭遇北宋滅亡、流離失所的李清照，遭遇南宋滅亡、戰(zhàn)敗被俘、從容就義的文天祥，還有經(jīng)歷明亡的吳梅村……比較而言，9個人中，只有歐陽修不那么慘，他是一次次被貶謫。

這些人的經(jīng)歷，讓我想起里爾克說過的一句話，“所有的藝術(shù)都是人們面臨危險，遭遇了某種經(jīng)歷，走到了道路盡頭，再無前路可走時產(chǎn)生出來的東西”。它和司馬遷的“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話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和黃曉丹的老師葉嘉瑩喜歡的一句話“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出自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一致。

但寫作者更重要的，不是道出人所在時代的危險，而是講清楚他們在各自危機中的不同反應。他們?yōu)槭裁磿敲醋觯繛槭裁此麄兡茏叩酶h？他們的作品為什么能給人溫暖，引發(fā)共鳴，而更多人卻沒有？對此，黃曉丹都做了精彩而懇切的回答，盡管我在有些段落也會嘀咕，“這不是唯一的答案”。

因此，在魏晉南北朝，所有人都面對一個沒有希望的時代。有人瘋了，有人被殺，有人茍活，有人整日談玄，有人走進山水，有人活成了阮籍、嵇康，有人則成為陶淵明。

而陶淵明常給人以誤解。一般人往往認為他就是一個寫隱居田園之趣的詩人，寫了很多優(yōu)美的詩句，比如“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好風從東來，微雨與之俱”“日暮天無云，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但這一切都有一個大背景。正如黃曉丹所說：“對淵明的時代和人生越了解，就越覺得不可思議——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樂觀的前提下，感受到如此多幸福的。”

不僅讀詩人的某首詩，也讀他的全集。黃曉丹通過對陶淵明詩歌更豐滿細致的解析，讓人看到陶淵明對死亡的凝視，以及他知道：田園生活，也處處伴隨危機，野草深處是墳冢。

而這，恰恰說明了陶淵明從事躬耕的意義。他不是一個田園詩人，而是一個人生詩人。用黃曉丹的話來解釋就是：陶淵明那“草盛豆苗稀”的耕種，與西西弗斯把永遠要滾落的巨石推到山坡本質(zhì)上并沒有什么不同，他們都借此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把那朵干枯的花重新放回樹上”

作者的寫作是和生命相關(guān)的，而讀者要想通過閱讀其作品真正進入他的內(nèi)心世界，唯有把自己的生命感受放進去。

《九詩心》里，有很多這樣的瞬間。

比如在《杜甫：生活的慰藉》這篇，黃曉丹寫道：“2020年的春天如此蓬勃，人類卻注定失去了它。這時我忽然想到了杜甫的絕句《漫興九首·其四》：‘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時至今日，我已經(jīng)不能很好地復原當時如同身處冰河時代的感覺。記得當時北方還是雪天，李文亮去世不久，有一條視頻在網(wǎng)上流傳——一輛車行駛在北京空空蕩蕩的東三環(huán)高架上，不知道要開向哪里。在江南，杜甫仿佛隔著河灘，以一種相信我必然能聽懂的平實口氣念出這首詩。這首詩忽然活了起來。”

而在《陶淵明：生死的辨正》這一篇，黃曉丹講到自己上課講授陶淵明《歸園田居·其四》時一個學生的發(fā)言。她把它評價為“一個很天才的發(fā)言”。原詩如下：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杇株。

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余。

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這個學生是這么說的。他說：“我覺得陶淵明帶子侄輩去‘步荒墟’，不是帶他們?nèi)ビ瓮娴模侨ラ_示生死之理的。因為你跟一個年輕人講生死是怎么回事，他沒有感覺，但是你帶他到廢墟中間去看這些地方，他就有感覺了。……‘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杇株’寫得真是精彩。歷史上那些偉大、顯赫的人，他死之后能夠留下一些功業(yè)、名勝、傳世巨著，可是我們大部分的普通人死后留下什么？就是留下一個我們用過的灶臺，留下一口我們打過水的井。人們常說的‘一輩子圍著灶臺轉(zhuǎn)’，這就是我們普遍的生命。”

進入詩人的某部作品里去，在他的某句詩或者某句話前低回不去，像含一個橄欖，品嘗和回味它的味道。但有時候，這對讀者很難。

黃曉丹坦言自己，在聽完這位學生的發(fā)言后，“當時就感動了”，因為她自己沒有過農(nóng)村生活，對“井灶有遺處”沒有經(jīng)驗。她說，自己對它們的感受還不如對魯迅《社戲》里躺倒在松柏下的石羊石馬強烈。

詩歌能讓人看到自己的局限，讓人走得更遠。黃曉丹在《九詩心》里講了許多類似的例子。

在課堂上，黃曉丹沒有成為照本宣科的老師，也不想學生死記硬背。她鼓勵他們發(fā)言，說出他們的感覺，也同時讓自己得以成長。

在《九詩心》這本書里，我也看到，黃曉丹非常珍視自己閱讀詩歌的直接感受。

比如她說，她在課堂上讀到李陵的《答蘇武書》時，“心里感到一點害怕。從來沒有一篇漢語詩文如此直接地為投降聲辯，要求國家與個人在倫理義務(wù)方面平等計算”。

她講，自己第一次讀到歐陽修的《與尹師魯書》，就被它的平易而充滿力量所打動。她說：“我第一次讀到‘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這句是在引用文獻中，當時就深為感動，覺得這話也是為我們而說的。”

我在網(wǎng)上看到一個媒體采訪黃曉丹。當記者問到如何教學生學詩時，她回答：“不要仰視”。因為她這些年感觸最深的，是古詩詞被抬到了過高的地位，以至學生最初都是匍匐在它腳下，把自己的靈性閹割殆盡后再來學詩。

她對記者說：“作為從小使用漢語的人，應該相信當我們自行進入任何一篇文言文或古詩詞中，都有能力理解其中至少六、七成。我們不需要背誦中心思想，就可以憑語言的直覺觸摸它。這些作品為何能流傳千古？不正是因為它們能夠直接傳達某種情感和精神嗎？”

而同時，她也在不斷地閱讀中，說出自己的困惑。她把此視為閱讀的必由之路。

她在這本書的54頁寫道：“我讀《史記·李將軍列傳》常有一個疑惑：為什么后附之《李陵傳》這么短，這么平淡？司馬遷寫人物傳記‘筆端常帶感情’，怎么偏偏寫起李陵就感覺不到感情了？……李陵事件是司馬遷生命中的至痛。他在《李陵傳》中的疏離態(tài)度，到底是因為創(chuàng)痛太深，不愿回首，還是以為要證明自己毫無私心的寫史態(tài)度？”

講出自己的疑惑，比死記硬背更重要。于是，黃曉丹的疑惑像雨過天晴后一個個冒出地表的小蘑菇遍布在《九詩心》的各個篇章。

在《曹丕：樂極的哀情》一章里，黃曉丹對一些人讀曹丕《燕歌行·其一》的解讀提出質(zhì)疑，“第一，曹丕的詩大都柔婉和美，這首卻聲情激越；第二，一般認為這首《燕歌行》也是‘思婦之詞’，但思婦之詞較多怨情，埋怨游子在外花天酒地，忘懷舊人，而這首詩沒有埋怨，卻有一種悲慟與憂患之氣，充滿了不祥的預感。”

曹氏父子，人們談?wù)摳嗟氖遣苤埠筒懿伲瑢Σ茇д劦蒙佟？赡苁堋妒勒f新語》曹丕要曹植在七步之內(nèi)作出詩否則嚴懲不貸故事的影響，人們總更喜歡作為弱勢的曹植，而覺得曹丕虛偽、冷漠、自大。且不說曹丕逼曹植七步之內(nèi)成詩這個故事是否可信，黃曉丹讀完曹丕的詩歌，卻看到一個太子（后來曹丕也做了皇帝）的哀傷、孤獨和對生命的敏感。

如何說出一首詩，如何捕捉詩歌在文字誕生之初的那種氣息？黃曉丹愛用一個比喻。她說：“我試圖去還原文本蘊含的信息。把那朵干枯的花重新放回樹上，不給它增加東西，給它水，給它陽光，給它營養(yǎng)，將它們重新灌注到這朵花身上，當然它永遠不能展示出當初誕生時百分之百的美，但也許能恢復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

說實話，我很喜歡這個比喻。

（作者 湘人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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