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穆旦，攝于曼谷

文｜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作者授權發布

穆旦的生命幾乎完整地見證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戰爭、革命與動蕩。他的作品充滿濃郁而強烈的歷史意味和張力，是個體生命與時代強烈碰撞之后的生命書寫。

2008年初，我在溫哥華因偶然機緣邂逅臺灣詩人痖弦。他在我帶去的一本英文詩集的扉頁寫下了“詩人是真正的歷史之子”這一題詞。多年后，在他的口述史《痖弦回憶錄》，讀到序言中對人生完成度問題的思考，又一次想起了這句話。他提到，一個人或許本來具有某種稟賦、能力，卻因個體的性情、意志力，或者時代的局限、偶然的變故，甚至一念之差的命運翻轉，最終未能才盡其用，所呈現的便是一座未能充分燃燒的“火山”，正如余英時先生形容顧頡剛時所說的“未盡的才情”。

讀完最近出版的《幻想底盡頭：穆旦傳》，我腦海中最先浮現出的感觸亦是——“詩人是真正的歷史之子”。這部厚達600多頁、由中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易彬完成的傳記，完整地呈現了穆旦并不順暢的一生。易彬三十年耕耘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整理和書寫穆旦的年譜、詩集編年匯校、研究資料等，幾乎以一人之力，讓穆旦這位原本被冷落的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重新進入學界和公眾的視野。

01

穆旦的生命幾乎完整地見證了20世紀中國的戰爭、革命與動蕩。不同于何其芳、卞之琳、馮至等從個體生命經驗和感悟出發的現代主義詩人，穆旦的作品充滿更濃郁而強烈的歷史意味和張力，是個體生命與時代強烈碰撞之后的生命書寫。

20世紀亦不乏面對民族、國家和歷史進行寫作的詩人，比如艾青，曾寫下“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然而，這類詩歌最后往往因宏大敘事而走向“抽象的抒情”。

穆旦顯然既不屬于純粹個體抒情的個人主義立場，也不同于集體主義取向的詩人。他的詩歌契合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所言的“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以個體性的抒情和獨具特質的藝術形式，表達了一個詩人對于歷史的參與、感受、見證和思考。

從這個角度而言，穆旦無愧于“詩人是真正的歷史之子”的稱號，而正因其詩歌書寫的獨樹一幟和個性上的嚴肅正直，加之他為謀生而相繼卷入一些跟國民政府、美國相關的機構等，1953年從美國歸國后，他的人生便陷入無窮無盡的壓抑痛苦，詩人的生命似乎也變成了“漫長的余生”。惟有詩歌翻譯，讓他不僅獲得了一點點心靈慰藉，也結識了一些登門拜訪的年輕友人，在令人窒息的環境里，找到了一個稍微可以自由呼吸的小孔。

《幻想底盡頭：穆旦傳》 易彬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5年2月

02

穆旦原名查良錚，祖籍浙江海寧，1918年生于天津。他在《歷史思想自傳》中這樣描述一個破落的士紳家庭的家庭狀況及其影響：“大家庭的生活方式是封建式的，敬神，尊長，重男輕女，這一切都使我不滿，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使我不快樂。父母經常吵架，生活不寧，父親的粗暴使我對他憤恨，母親經常受壓迫，啜泣度日。還有，在大家庭中，我們這一房經濟最寒微，被人看不起，這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當時即立志要強，好長大了養活母親，為她增光吐氣。我的向上爬，好與人競爭，對于權威、專制和暴虐的反抗，倔強的個人主義，悲觀的性格，便都在這種環境里滋生起來。”

不過，他倒并未如譚嗣同那樣，因原生家庭的生死無常形成政治反抗的烈士精神；也不像后五四時期很多年輕人那樣，沖破家庭羅網而走向家庭革命的道路。他窮其一生都在奔走和操勞，對于家庭的核心價值始終是細心守護的。他一輩子都很關心母親的處境，有了自己的四個子女后，也是盡心盡責地撫養和照顧他們成長，并因自己的身份影響了孩子們的人生而深感歉疚和自責。尤其是為了奉養母親和弟妹等，他在不同的職業之間反復切換，四處游離，更是讓人深切感受到，抒情詩人也絕非不食人間煙火，而是一直試圖在詩歌與日常、心靈與現實、歷史與政治之間尋求一種審慎的平衡感。

從這一點而言，上世紀80年代遺世獨立的朦朧詩人，如海子、顧城等與他完全不同。他竭盡全力所想要實現的，也不過是過好一個普通人的一生，而這種試圖有尊嚴地度過的一生，就是穆旦的終極作品。

記得維特根斯坦臨終前對身邊的人說，“請告訴他們，我度過了極好的一生。”然而，穆旦肯定不會如此念想，因為他有太多的心愿未能達成，有太多的人間羈絆未能放下。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

這是一片落葉飄零的樹林，

每一片葉子標記著一種歡喜，

現在都枯黃地堆積在內心。

——《智慧之歌》，1976

03

幸運的是，穆旦在南開中學、清華大學以及西南聯大接受了完整而優質的教育。張伯苓一手創辦的南開，文化和風氣對于內心充滿缺憾感和憤懣情緒的少年穆旦，是一種極其有效的外部資源，讓他得以借助學校生活，從大家族的陰影里艱難抽身而出，長成一個更具有內在人格完整性的自我。

1929年考入南開中學后，穆旦積極參與校園文化活動，發表作品，結交同道中人，認識了一些后來成為一輩子朋友的詩人。“穆旦”這一筆名首次見于1934年的散文詩《夢》中。易彬認為，家族豐富的藏書、深厚的文化積淀以及他較早接觸的文學閱讀，和在南開中學接受的良好教育，共同促成了穆旦的“早熟”。他的同輩詩人杜運燮曾指出：“穆旦很早就在詩中表現出他的感情的含蓄節制和具有較多的理性成分。不像許多十幾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寫詩一般直抒胸臆，表現出更多的奔放或感傷，穆旦在寫詩時則像一個中年人，有時甚至還像一個飽經滄桑的老年人。”

1935年，穆旦入讀清華外文系。當時的中國正處于“九·一八”事變之后的動蕩時期，“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兼具熱烈與冷靜性格特質的穆旦，參加過“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學生運動，受過大刀和水龍的驅逐，也開始閱讀《大眾哲學》等進步書籍，并結識左傾同學如王瑤等。在給朋友趙清華的書信中，對于友人對其生命安危的擔憂，穆旦回應道：幾乎所有教授，包括馮友蘭、朱自清、聞一多和張申府等進步教授，都在支持他們，清華沒有一個學生被捕。與此同時，穆旦開始頻繁地在校內的《清華周刊》、校外的天津《益世報》、上海《文學》月刊等發表文章和詩歌。緊接著，全面抗戰爆發，穆旦隨清華南遷到長沙，進入長沙臨時大學設在南岳圣經書院的文學院，當時錢穆、馮友蘭、燕卜蓀等教授都在這里任教。

1937年到1938年，很多聚集在長沙、衡陽的優秀青年，仍在經歷心靈的掙扎——讀書不忘救國還是救國不忘讀書？往西北延安投身革命還是往西南到昆明繼續求學？穆旦日后也曾說：“抗戰初起時，在長沙曾有去陜北參加革命的意圖，因為自己過去在北平清華大學期間，是比較左傾的。”但他并未像同時代很多追求民主和進步的青年那樣走上革命之路。

每到歷史的緊要關頭，穆旦的選擇似乎都與主流選擇格格不入。這也許來自天性，也許來自對家庭的顧念，也許來自一個詩人對于歷史走向的直覺。比如，1949年，當很多人在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時，他卻遠赴美國求學；而到了1953年，當很多旅美華人繼續對新中國觀望時，他卻毅然率妻子周與良回國。

1949年3月，穆旦在泰國曼谷

穆旦隨后參加了湘黔滇步行團，徒步經過湘西、貴州走到云南昆明，旅途中撰寫了一些詩歌，并留下了“于參加旅行團之前，購買英文小字典一冊，步行途中，邊走邊讀，背熟后陸續撕去，抵達昆明，字典已完全撕光”的苦學傳奇。

王佐良在評介穆旦的長文《一個中國詩人》中，如此描述西南聯大時期的穆旦和詩人朋友圈的日常生活：“聯大的屋頂是低的，學者們的外表襤褸，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卻一直有著那點對于心智上事物的興奮。在戰爭的初期，圖書館比后來的更小，然而僅有的幾本書，尤其是從外國剛運來的珍寶似的新書，是用著一種無禮貌的饑餓吞下了的。……最后，紙邊都卷如狗耳，到處都皺疊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這些聯大的年輕詩人們并沒有白讀了他們的艾略特與奧登。在許多下午，飲著普通的中國茶，置身于鄉下來的農民和小商人的嘈雜之中，這些年輕作家迫切地熱烈討論著技術的細節。”

04

穆旦命運的第一次真正轉折發生在1942年。彼時，留校任教不久的他，放棄了西南聯大外國語文學系助教教席，參加中國遠征軍，任隨軍翻譯，出征緬甸抗日戰場。

在那里，他經歷了仿若人間地獄的野人山，目睹了“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繼，沿途尸骨遍野，慘絕人寰”。他曾就這段經歷，寫下長文《苦難的歷程——遙寄生者和紀念死者》，也曾寫下《隱現》《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等著名詩篇，后者中有這樣傳誦一時的名句：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干而滋生。

當一些詩人熱衷于歌頌抗戰的勝利時，穆旦試圖描摹和再現的是戰爭的殘酷性和對逝去生命的哀悼。那些被時代和戰爭的洪流所吞噬的一個個具體的生命，始終是他在夢魘中無法驅逐的私密記憶。

1942年，日軍入侵緬甸，時任西南聯大外國語文學系助教的穆旦應征入伍，加入中國遠征軍，任隨軍翻譯。

換言之，捍衛個體生命尊嚴的穆旦，拒絕將民族的悲劇和苦難升華或轉喻為一種苦難美學來謳歌。易彬對這個轉折點有著洞察入微的剖析：“‘野人山’經歷之后，穆旦從死亡線上活了下來，‘自由了’，但也‘從此變了一個人’，他不再懷有‘雪萊式的浪漫派’夢想，不再像《贊美》那樣熱切呼喚‘一個民族已經起來’，不再單一地從文化層面提出‘控訴’。他最終著眼的，是對那種牢牢地控制著自身命運的外在強力的感知。由此而來的，是對于個體命運的強烈審視——‘不幸’最終成為詩人對個體命運的終極指認；而作為‘不幸’的誘因的現代社會同時遭到嚴厲的‘控訴’。”

穆旦始終站在個人的立場來書寫歷史和戰爭，始終關切的是人的處境、抉擇和命運，用易彬的話說，就是試圖以個體之良心見證時代，努力打破種種外在因素對于個體生命的規約，以不斷地沖破現實個體嚴峻的生存境遇，實現生命和精神的突圍。

抗戰結束，穆旦為了生計到處奔走，先后擔任部隊英文秘書、新聞學院學員和中國航空公司職員。軍隊生活以及后來的各項工作多是技術化且乏味的，看不到“前途”，本來打算以新聞學院為跳板出國深造的穆旦，又不得不顧及贍養父母的物質需要，同時對國民黨黨化教育也深感不滿。綜合來看，到1945年底為止，穆旦還只能說是一位文化身份微渺、詩歌名聲微薄的詩人。

羅又倫（左一）為中國遠征軍將領。1950年，在芝加哥大學讀碩士的穆旦（右二）與妻子周與良（右一）同前來美國的羅又倫夫婦相聚。

到了1946—1947年，因重新跟當年聯大的教師如沈從文、馮至等人建立聯系，他的作品開始發表在當時中國極具影響力的《大公報·星期文藝》《益世報·文學周刊》《文學雜志》等刊物上，可以說由此進入了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圈，他的詩歌影響力和詩人的地位才得到迅速提升。

在這一轉折時期，穆旦發表了一系列散文作品，包括《從昆明到長沙——還鄉記》《歲暮的武漢》等，對于抗戰結束后的中國城市，尤其普通人的生活，進行了深刻的白描，其中最核心的主題就是對于戰爭的厭棄和反思。

在長沙，穆旦就直接表露了對戰爭的反感：“我在長沙的街上走，在沿湘江岸上所見的一切，使我不由得厭棄戰爭，厭棄戰爭期間雙方都有的那種Bravado，那種故意暴漲的精神。”當他看見那些戰敗的日本戰俘在長沙街頭無家可歸時，詩人產生了一種復雜的情緒：“那種失去了人的體面的樣子，你就希望‘趕快走吧’，最好別再看見他，你希望他們趕快回國去，你不由得可憐，這種感情又似乎不對。因為我們自己的同胞就在沿江搭蓋草屋，胼手胝足，準備忍受這個嚴冬。”這恰恰彰顯了人性的復雜。王鼎鈞在《關山奪路》中也寫到，他對上海日俘軍容整齊、撤離回國時一絲不亂的那種極其復雜的認同情感。

對于戰爭結束后普通民眾仍舊陷溺在民不聊生的苦悶人生之中，穆旦也有著細致的觀察和痛切的批評：“對于北平人民，和平不是自由，而是加速死亡。在敵人的統治下，一個小公務員可以養活一家五六口人，雖然他們必須吃混合面，買配給煤。可是八年來他們‘過得去’，沒有日本人使得他們面臨如今他們面臨的這種饑寒的深淵。”而穆旦看到的沈陽，更是讓他控訴：“沈陽充滿了痛苦的故事，而痛苦的后面，又全是罪惡。這使你想到人類的愚蠢，和愚蠢的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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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人生中第二個至關重要的轉折，是他從芝加哥大學英文系畢業后，于1953年毅然克服重重阻力與妻子周與良回國。穆旦在美國的留學生活異常艱苦，“給醫學院養動物，在郵局運郵包，給函授學校改卷子等，都是為了維持讀書而做的半時工作，為期都很短。”回國后，穆旦與其聯大時期就是好友、后來又同在芝大留學的巫寧坤成為南開大學的同事。他之所以回國，跟巫寧坤的心境近似：“總感到有一根割不斷的紐帶將自己和古老的祖國連接在一起，雖然那是一個用貧困、悲哀、孤獨、屈辱、動蕩和戰亂充塞著自己的青少年時代的祖國，投身于一個嶄新的世界，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力。”

1958年8月19日，穆旦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并被判處管制。他被趕下南開講堂，到圖書館“監督勞動”。他在1959年1月9日日記里寫道：“自五日起，我自動打掃圖書館甬道及廁所，每早（七時半）提前去半小時。這勞動對自己身體反而好。”在妻子周與良的記憶中，穆旦精神痛苦，停止寫作。到了“文革”初期，穆旦一家又被紅衛兵強迫搬家，“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后，穆旦被關進校園里的勞改營，周與良則被指控“有美國特務嫌疑”，關進生物系教學樓隔離審查達半年之久。四個幼兒不得不自己做飯，還得給父母送飯。易彬感慨道：“思想改造運動給身處其中的人所帶來的諸多痛苦之中，比較突出的一種就是‘思想’對于內心的強力滲透，不斷地擠壓那原本就小得可憐的私人空間，交代、交代，再交代，白天交代，晚上交代，連睡夢中都在交代……”

接下來的人生，就是作為詩人的自我與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時代的激烈碰撞。他不得不將詩人穆旦的身份隱藏起來，而以翻譯家查良錚的身份面對時代和周邊。

我愛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獨自憑吊已埋葬的火熱一年，

看著冰凍的小河還在冰下面流，

不知低語著什么，只是聽不見。

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

——《冬》，1976

從1950年代起，他開始翻譯拜倫、普希金、雪萊、濟慈、艾略特、奧登等西方現代詩人的作品，包括《普希金抒情詩集》《歐根·奧涅金》《唐璜》等經典譯作。

幸虧，在巴金及其妻子蕭珊的幫助下，穆旦出版譯著20余本，讓他在經濟上還能勉強生存。穆旦雖然沉默寡言，但對朋友是重情重義。從1958年開始，巫寧坤被下放北大荒，每次巫寧坤妻子李怡楷回天津，穆旦都要詳細探問他在農場的情況。1962年秋冬之際，穆旦接到巫寧坤從安徽大學發來的“告急”電報，立即匯去了數倍于“失竊的錢數”。及至“文革”發生后，巫寧坤全家大小被遣送到農村去“安家落戶”，穆旦又匯去了一筆錢，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1977年2月26日，59歲的穆旦生命倏然終止。腿部手術尚未正式開始，心臟病突然發作，倒在手術臺前——實際上，在動手術之前，就已經查出了心肌梗塞。去世兩年后的1979年，穆旦被平反，“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穆旦的文學史地位逐步提高，被列為現代詩人的第一位，許多文學史、詩歌史都對他進行專節、專章論述，也有多部關于他的研究專著出版。

原載《財新周刊》 2025年05月19日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