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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走在德黑蘭的大街上，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姑娘不再用頭巾包裹秀發，這可不是簡單的時尚潮流轉變。在伊朗，這小小的頭巾，曾經承載著巨大的分量——它既是宗教信仰的符號，更是對政權是否忠誠的試金石。如今它的悄然褪去，究竟是在預示著什么？

過去，伊朗對女性頭巾的要求可是相當嚴厲的。法律規定在公共場合必須佩戴，違反者可能面臨牢獄之災，甚至鞭刑。街上還有專門的“道德警察”巡邏盯著這事兒。想想看，光是2014年短短三個月里，就有超過22萬女性被請進警察局“喝茶”，其中9000人直接進去了。

這種高壓在2022年達到了一個爆點：一位名叫瑪莎·阿米尼的庫爾德女孩，僅僅因為頭巾戴得“不夠規范”就被抓走，結果不幸在拘留期間身亡。這件事瞬間點燃了民眾壓抑已久的怒火，全國性的抗議浪潮洶涌而起。

最終，在巨大的民意壓力下，最高領袖也不得不松口，強制佩戴頭巾的時代，至少在紙面上，算是畫上了句號。這感覺有點熟悉吧？就像歷史上某些關鍵時刻，一個日常生活習慣的改變，往往預示著更深層的東西在松動，比如當年剪辮子。在伊朗，摘下頭巾，就是普通老百姓用行動對高壓規則說“不”。

伊朗的全名叫“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個名字本身就點明了權力核心的排序——“伊斯蘭”是排在前頭的。1979年那場革命推翻了國王，一群宗教領袖們登上了權力的頂峰。他們的憲法開篇就寫明了，教士們依據宗教經典擁有“永恒的領導權”。全國大約40萬教士，構成了這個特殊統治階層的基礎。

而所有權力的線頭，最終都攥在一個人手里——最高領袖。他不光是國家武裝力量的總司令，還牢牢控制著最高司法任命權。有意思的是，伊朗有兩套軍隊系統：一個是常規的國家軍隊，另一個是直接聽命于領袖的“革命衛隊”。

這支革命衛隊可不簡單，人數大概12.5萬，擁有自己的海陸空力量，掌握著國家最精銳的導彈部隊，還指揮著一個龐大的民兵組織“巴斯基”，平時就有40萬人，戰時能迅速膨脹到百萬之眾。

更關鍵的是，革命衛隊的手伸得非常長，深度介入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據說控制了伊朗除石油以外超過一半的進口和近三分之一的出口，他們經營的企業產值能占到全國GDP的15%左右。這不僅僅是軍隊，更像是一個龐大的權力-經濟復合體。

為了保證權力穩穩當當地集中在領袖手里，伊朗設計了一套相當復雜的制衡系統。最核心的是那個“憲法監護委員會”（簡稱憲監會）。這個由12人組成的機構權力極大：一方面，它能判斷議會通過的法律是不是符合伊斯蘭教義，不合的可以直接否決；另一方面，它掌握著最要命的“人事篩子”——所有想競選總統或者議員的人，都得先過它這一關。

2021年總統大選就是個典型例子，幾百人報名，最后只允許7個人參選，溫和派被徹底排除在外。領袖直接任命其中6個成員，另外6個雖然名義上要經過司法總監和議會共同評定，但別忘了，司法總監也是領袖任命的，所以這12人實質上都是領袖意志的體現。

當議會和憲監會吵得不可開交時，還有一個“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出來當裁判，它的成員也是領袖直接任命和領導的，后來權力越來越大，甚至能監督所有政府部門。至于司法系統，最高負責人司法總監同樣是領袖指派的，掌控著整個司法體系的組建和運作。

即使是老百姓選出來的總統，也必須得到領袖的正式任命才算合法，而且他的一舉一動都處在憲監會等機構的嚴密“注視”之下。這層層疊疊的設計，核心目標只有一個：確保權力最終流向最高領袖。

然而，權力高度集中，并沒有給伊朗帶來繁榮。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剛成立時，伊朗的人均生活水平（按實際購買力算）大概相當于現在的8000美元，比當時的韓國強不少。可45年過去了，伊朗的人均GDP反而跌到了4400美元左右，還不到中國廣東省的三分之一。

這里面當然有美國長期制裁的因素，但更深層的問題是體制性的腐敗和治理的失靈。伊朗在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上常年墊底，2024年排到了第151位，跟孟加拉國、剛果這些地方作鄰居。古蘭經里明明把貪腐定為大罪，可當權者要求女性帶頭巾時那么嚴厲，處理起腐敗來怎么就“不清真”了呢？

與此同時，伊朗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市化率飆升到了80%左右，過去依賴鄉村宗教網絡建立的統治基礎，在鋼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搖搖欲墜。據說官方自己都承認，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清真寺門可羅雀，快維持不下去了，年輕人都在接受世俗教育，對學習神學當教士興趣缺缺。

老百姓的心聲，最直接地反映在投票站上。2021年那場被嚴格篩選過候選人的大選，投票率慘跌到48%，創下歷史最低，而且投出去的票里，還有13%是故意投的空白票，就是無聲的抗議。

到了2024年，因為前總統意外去世又補選，第一輪投票率更是低到只有39%。雖然改革派拼命呼吁支持者在第二輪投票，最終投票率勉強拉到49%，改革派的佩澤什基安才險勝。這么低的投票率，本身就是民眾對這個體制投下的巨大不信任票。

最近幾年，伊朗有個現象在國際上“出了名”，就是頻繁升起“復仇血旗”。這面掛在賈姆卡蘭清真寺的旗幟非同小可，按照傳統，它象征著不惜一切代價復仇的決心，在過去一千三百多年里，除了宗教原因外，總共才升過4次，平均三百多年一次，極其鄭重。

可就在2020年到2024年這短短四年間，這面“血旗”像走馬燈一樣升起了四次！原因包括：革命衛隊的重要將領蘇萊曼尼在伊拉克被美軍炸死、蘇萊曼尼葬禮上發生踩踏慘劇（這組織能力也是讓人無語）、極端組織ISIS在紀念活動現場搞爆炸襲擊、以色列炸了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炸死多名軍官、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在德黑蘭被炸身亡……

每一次都升旗，每一次都誓言報復，但實際的行動卻顯得雷聲大雨點小，比如對美軍基地的報復襲擊，據說只造成了幾名美軍士兵腦震蕩。

這種“血旗”頻繁升起又草草收場的景象，成了國際社會的談資，更暴露出兩個嚴峻問題：第一，內部情報系統四處漏風，重要人物行蹤、核科學家（連“核計劃之父”法赫里扎德都能在街上被干掉）、甚至嚴密保護的政要住所信息，似乎都能輕易被對手掌握；第二，政權的本質是虛弱的，它喊得震天響，更多是為了內部凝聚和威懾，真正動起手來顧慮重重，首要任務還是保住自己。

對現狀的失望，讓越來越多的伊朗人，尤其是精英，選擇了用腳投票。想當年1979年那會兒，出去留學的學生十個有九個會回來報效祖國。現在呢？情況完全顛倒，十個留學生里能回來一個就不錯了。將近400萬伊朗人（全國人口8000多萬）生活在國外，其中很多都是高學歷、有技能的人才，他們寧愿在國外干些辛苦活，也不愿回去領那份象征性的福利大餅。

國內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5%，大量無所事事的青年在街頭游蕩。貨幣里亞爾更是慘不忍睹，在黑市上，美元兌里亞爾的匯率從2018年的1比7萬，一路狂瀉到現在的1比50萬甚至更低，老百姓辛辛苦苦攢下的錢，眼睜睜看著縮水。

更關鍵的是，信息的高墻在科技面前崩塌了。像馬斯克的“星鏈”這樣的技術，據說在伊朗就有上百臺設備在悄悄運行，讓年輕人能繞過封鎖，看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他們不再輕易相信官方描繪的“最幸福國度”的圖景。

德黑蘭街頭姑娘們自信地展示秀發，她們掀開的不僅是一塊布料，更像是在推開一扇通往未知變革的大門。頭巾的落地，是冰面上出現的第一道裂痕。一個建立在宗教權威和鄉村網絡之上的體系，在現代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洪流沖擊下，它的根基正發出沉悶的斷裂聲。未來會怎樣？

答案恐怕不在那些掌控權力的宗教領袖們手中，而是藏在德黑蘭街頭那些年輕、渴望自由的目光里，以及這個國家日益沉默卻又無處不在的暗涌之中。

參考資料：

1.伊朗又一起“頭巾風波”，16歲女孩已確認腦死亡 .觀察者網2023-10-23

2.外媒：伊朗總檢察長稱正審查女性頭巾法，研究是否修改法律 .澎湃新聞2022-12-04

3.伊朗道德警察存廢未明，抗議者發起三天罷工 .界面新聞2022-12-06

4.大戰即將爆發？外媒說伊朗“圣城”清真寺首掛紅旗，象征“復仇” .環球網 .作者：朱夢穎 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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