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行于明、清兩朝的師爺，多是拿著薪水承辦文案、刑名、銀谷等具體工作。晚清的幕僚入幕，相當一部分則從幕后走至臺前，更像現代意義上的智囊。

曾國藩辦團練組湘軍時，行事不拘細行瑣德，總一副“成敗聽之于天，毀譽聽之于人”，顯然與官場的圓滑世故格格不入，一頓操作下來，把湖南的同僚全給得罪光。

曾國藩曾自稱: “鄙人乃訓練之才，非戰陣之才”。秀才帶兵貌似能文能武，但成敗利鈍卻非憑一腔孤勇，親手打造的湘軍，首次出征便告失利。

一個月后，率五營湘勇夜襲靖港，又中了太平軍埋伏，督戰的曾國藩一氣之下縱身跳入湘江自盡。

被幕僚章壽麟奮力救起后，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才狼狽不堪地回到長沙。卻又因受不了其他官員的譏笑，一氣之下跑到城南的高峰寺里立下遺囑。

咸豐五年，湖口的湘軍100余艘戰船被石達開部燒毀，曾國藩二次跳江，更賭氣要赴敵以死，后經幕僚羅澤南、劉蓉百般勸阻方肯作罷。

執拗的性格，就連紫禁城內的咸豐，亦一度對曾國藩給出了: “匹夫居閭里，……恐非國家福也”的評價。

從政多年一直備受指責。按他的話說，是群疑眾謗一路跟隨。所幸曾國藩有禮言下士、開明納言的氣魄，得幕僚相助的同時，對其建議又樂于接納。

幕僚入幕，在修身方面的影響，令曾國藩感慨自身不足；如對幕僚陳鼐所言: “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軍事上，則一改“用兵在人不在器”觀念。而在眾多的幕僚中，最有遠見的，當數趙烈文。

趙烈文年少成名，據其墓志銘記載: “三應省試，不中第即棄去”。咸豐五年，年僅23歲的趙烈文由同鄉周騰虎推薦給曾國藩，首次入幕便相當驚艷。

十二月，趙烈文到達大營與曾國藩相見，或許有感眼前的書生過于年輕，曾國藩只是例行公事般，安排趙烈文去參觀樟樹鎮的湘軍水陸各營。

趙烈文回營后，即坦言: “樟樹營陸軍營制甚懈，軍氣已老，恐不足恃。”見曾國藩聽后“帥頗怫然”，便不再往下深說。

不久，便以趙母病重為由，向曾國藩辭行并獲批準，收拾好行李停留幾天將要離開時，卻傳來了周鳳山湘軍在樟樹大敗的消息。

咸豐十一年，朝廷命曾國藩舉薦人才，名單上趙烈文的名字赫然在列。二次入幕的趙烈文得曾國藩器重，成了曾氏的核心幕僚。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二人長談時，更作出: “清朝五十年內必亡”的著名預言。

同治元年二月，曾國藩著手籌備進攻天京。因當年咸豐皇帝曾許諾:“攻克金陵者王”，大好立功機會留給了四弟曾國荃。(朝廷最終并沒兌現承諾，曾國荃僅得一等伯爵)

湘軍自組建之初，便一直備受朝廷防范。天京一役，戰況異常慘烈。曾氏兄弟二人，一個在前線殺紅了眼，一個則在后方負責協調，還得應付各方的“審視”。

按清制，曾國荃雖未赴任浙江巡撫一職，在前線仍可以單獨奏報朝廷。然而，朝廷卻規定奏報軍情，須由遠在安慶的曾國藩轉奏。同治二年，曾國荃請求趙烈文到金陵大營，為其出謀劃策兼草擬奏折。

趙烈文的到來，無疑讓曾國荃從“應世事務”中抽身。最關鍵的，是在處理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一事上考慮周全，得以保住此役的“全功”。

同治三年，曾國荃部包圍天京城。由于遲遲未能拿下，朝廷漸漸失去耐心。據《清史稿》記載，當時已詔令白齊文率“常勝軍”前往，李鴻章自滬會攻。

另據趙烈文所撰《能靜居日記》記載，農歷六月十五日，湘軍發起總攻前一天，“中丞(曾國荃)在龍膊子行營接咨傳示眾將曰: 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盡皆曰: 愿盡死力。”

六月十六日，曾國荃率湘軍攻陷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忠王李秀成被俘。同日，李鴻章的淮軍拔營啟程，即所謂的“鴻章十六拔營”。

李秀成被俘后，曾國荃為報兄弟曾國華戰死之仇，欲將李秀成折磨至死。據《能靜居日記》記載: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聞生擒偽忠王。中丞(曾國荃)親訊，置刀錐于前，欲細割耳……。”

趙烈文聞訊后，連忙趕去制止。曾國荃雖在氣頭上，見趙烈文一直力勸不可擅殺。最終，決定寫信飛報曾國藩。

“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請定奪。”回信中，曾國藩支持趙烈文，并且當即從安慶趕往天京。

六月二十五日，曾國藩抵達金陵。七月初二晚，曾國藩問趙烈文該如何處置李秀成？趙烈文答: “生擒已十余日，眾目共睹，且經中堂錄供，當無人復疑；而此賊甚狡，不宜使入都。”

這段話記錄在《能靜居日記》里，后面還有一句: “與中堂意同”。李秀成于七月初六被殺，至于為何要殺？趙烈文沒說，唯一能肯定的，是曾、趙二人早已心意相通，明白李秀成是萬不可押往京城。

李秀成被俘，以當時的情形看，曾國荃未經審理而擅殺與曾國藩審理后再殺，結局雖然雷同，實則卻有著天壤之別。

一是程序上有違清制；二是授人以柄。據《能靜居日記》記載，趙烈文勸阻曾國荃時，其理由便是: “此系巨酋，既是生擒，理當請上裁決”。

攻陷天京后，朝廷反而加大對湘軍的防備。不僅派遣官文鎮守武昌，還命富明阿、馮子材分守揚州、鎮江，曾格林沁則屯兵于皖、鄂交界，其意圖再明顯不過。

天京一役，湘軍劣跡傳言四起，曾國荃成了朝野上下議論的焦點。據《曾國荃傳》記載，此事頗有點兒“功高多謗”的意味。

若曾國荃急于除掉李秀成，至少日后是有口莫辯說不清道不明，任誰都會聯想到其中是否存有貓膩或不可告人之事？也勢必成為被攻擊、指責的借口。

即便朝廷網開一面不予追究，但湘軍打下天京的首功，無疑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功過相抵。那么，幾年的仗白打不算，苦心經營的湘軍也將面臨瓦解。

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李秀成被押赴刑場，曾國藩在上奏朝廷的《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后事宜折》里道出原因:

“營中文武各員，始則紛紛請解京師，繼則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紛紛請貸其一死，留為雉媒，以招余黨；臣則力主速殺，免致疏虞，以貽后患”。

這樣的解釋未必是真正原因，但至少不違清制，也可堵悠悠眾口。若將李秀成押往京城，一是主審輪不到曾國藩；二是審訊中李秀成是否會信口雌黃誣陷曾氏兄弟不得而知；

三是既然整個審訊過程不受掌控，李秀成所作囗供或許會被他人篡改、利用，甚至是朝廷為打壓湘軍防范曾氏兄弟而暗中授意。因此，在眾多不確定的情形下，李秀成的結局也就無可避免。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趙烈文與曾國藩的談話中，認為清朝“殆不出五十年矣”，此時曾國藩并不認可。七月初九，二人再次長談，從下午一直聊至深夜。

據《能靜居日記》記載，曾國藩認為: “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無大小，當日必辦，即此可以跨越前古”。論及皇太后“凡奏折，逕達御前，毫無壅蔽，皇太后……，一女主臨御而幾斷如此，實罕見矣！”

同治七年秋，朝廷將曾國藩自兩江總督調任直隸，并獲覲見慈禧、慈安兩宮太后及同治皇帝。直到這時，曾國藩方始相信趙烈文所作預言。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二人再次長談。曾國藩對朝廷深感失望: “兩宮(慈禧、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帝沖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恭?)，文(文祥)、寶(寶鋆)數人，權過人主……。”

曾國藩和趙烈文分別于同治十一年、光緒十九年相繼去世。清朝亦正如趙烈文所言，四十四年后覆滅，但二人均未能親眼見證朝代更迭預言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