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這座矗立于戈壁的千年藝術寶庫，不僅是一處佛教圣地，更是一部刻在崖壁上的“立體史書”。

它的735個洞窟、4.5萬平方米壁畫，串聯起從十六國到元代的文明密碼。

本文解碼敦煌石窟中記錄的十個重要歷史事件。

01

佛教東傳：漢武帝拜金人（第323窟）

莫高窟第323窟《漢武帝拜金人》講述了佛教東傳入中原的故事。

根據《魏書·釋老志》記載：漢武帝元狩年間，霍去病征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將其供奉于甘泉宮，視為“天神”。后世佛教學者將“金人”附會為佛像，借此構建佛教傳入中土的早期記憶。

畫面中，漢武帝率群臣面向兩尊金人躬身禮拜，金人立于高臺，衣飾華貴，形似佛像，身后侍從持幡隨行，遠處城池巍然，祥云繚繞。壁畫雖非嚴格史實，卻折射出佛教東傳與中國文化交融的深層邏輯。

漢武帝的“禮拜”姿態，既暗合帝王對異域神祇的包容，亦暗示佛教初入中原時依附本土信仰的生存策略。

畫中金人造型兼具健陀羅風格與漢地審美，面容圓潤、衣紋流暢，與同期中原造像的樸拙形成對比，彰顯絲路藝術的影響。

此外，壁畫以“城闕”象征長安、“山川”代指西域，通過空間敘事將佛教傳播路徑視覺化，成為絲綢之路文明交流的珍貴縮影。

02

六朝古都：康僧會建業傳法圖（第323窟）

南京素有“六朝古都”之稱，同時也是十朝都會。2500年的建城史，450年的建都史，漫長而滄桑的歷史，為南京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豐富的文化魅力。

南京的故事為什么會出現在敦煌壁畫里呢呢？這背后其實就是佛教東傳的南北朝分裂的寫照。

莫高窟第323窟有一幅康僧會建業傳法圖，描繪的就是東吳時期，西域康居國高僧康僧會來到建康(南京)傳播佛教的故事。

東吳赤烏十年(247年)，西域康居國高僧康僧會來建康宣傳佛教，當時吳人初見佛門僧人，看他們穿戴很奇怪，懷疑有詐。孫權得到稟報，召見了康僧會。

康僧會從南方一路北上，對南朝風俗已經比較熟悉，他知道南朝對“神通”的需要，所以雖然佛教不提倡神通，但為了弘法康僧會選擇了妥協。

在見證了康僧會感應舍利的神奇方術之后，孫權大為嘆服，于是為康僧會造建初寺，這是南京乃至江南地區歷史上的第一座寺廟。同時，孫權還興建阿育王塔，以迎接供奉佛骨舍利。這段歷史被敦煌壁畫記載了下來。

因為這個原因，江東吳地佛法大興。到了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均以南京為首都，佛教進入了一個廣泛傳播和迅速發展階段，隆盛整個江南。也就成就了杜牧詩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這幅壁畫可以分為4個畫面：康僧會泛舟來到建業；康僧會向孫權敬獻舍利；孫權在建業修造建初寺；孫皓郊迎康僧會。

這4個畫面自由穿插，沒有順序，整個故事都安排在山川縱橫的自然景色中，說明佛教除了陸路傳播以外，還有一條海上傳播之路。

03

鑿通西域：漢武帝的絲路雄心（第323窟）

莫高窟第323窟《張騫出使西域圖》講述了張騫鑿通西域的故事。

繪制張騫出使西域圖的初唐時期，正是道居佛先、佛道之爭不息的時代。佛教信眾借張騫把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提前兩百多年，以此與道教的老子化胡說抗衡。

佛教信眾們借著張騫的名人效應，給張騫鑿空的壯舉來了一次歷史錯位，賦予了引入佛教的新含義。這幅赫赫有名的張騫出使西域圖，其實就是早期的連環畫。

這幅圖是莫高窟第323窟的八幅佛教史跡畫之一，其他七幅也多有史實可考。當時的敦煌人正是通過這樣一種虛實結合的方法，繪出一部佛教史繪本，用圖像記錄佛教文化在中國傳播的歷史。

公元前二世紀，大漢的北方邊境長期籠罩在匈奴侵擾的陰霾之下。某天漢武帝忽然得到個重要情報，匈奴人把月氏人攆得一路向西，砍死了月氏王不說還把他的頭拿來做了個酒杯。漢武帝覺得擺平匈奴的機會來了，立刻出了個方案，派人去聯絡月氏一起合伙暴扁匈奴！

建元三年春，長安城柳絮紛飛。27歲的郎官張騫接過漢武帝賜予的旌節，百人使團駝鈴叮當向西而行。他們背負著帝國"斷匈奴右臂"的戰略構想，卻不知前方是長達十三年的煉獄征程。

剛出隴西，匈奴騎兵如黑云壓境。單于將漢使旌節擲于沙塵："月氏在我北，漢使安得越？"幽囚歲月里，張騫的旌節成了暗夜火炬。他在氈帳迎娶匈奴女子，卻將漢節深藏衣襟；他學會騎射牧羊，卻將西域地圖刻在羊皮。當隨從們陸續消逝在風沙中，唯有甘父仍守護著那截褪色的旌節。

元光六年冬，趁匈奴內亂，張騫攜妻帶仆策馬狂奔。穿越白龍堆雅丹時，他們舔飲馬血維持生命；翻越帕米爾雪山時，冰棱割裂的腳掌在石徑留下血痕。當大宛國王見到這個衣衫襤褸卻高舉旌節的漢使時，驚嘆："此真天神使者！"

然而歷史的玩笑如此殘酷。當張騫終于站在媯水河畔，昔日的復仇者已化作粟特平原的富庶之民。大月氏女王輕撫鑲嵌寶石的酒盞："漢使請看，這里可有頭顱酒杯？"張騫仰天大笑，笑聲中既有悲愴更含頓悟——戰爭陰云外，他窺見了更遼闊的世界。

歸途再陷匈奴牢籠，妻子冒死傳遞消息助其脫困。元朔三年深秋，長安城門開啟時，49歲的張騫須發皆白，懷中旌節僅剩禿桿。但隨他東歸的，除了胡妻與甘父，更有葡萄種子、龜茲樂譜與三十六國輿圖。

未完成的軍事盟約，意外熔鑄成貫通東西的文明金橋。當他的馬蹄印漸漸化作商隊車轍，一條橫貫歐亞的史詩之路正在覺醒——這不是敗將的歸途，而是征服者王的起點。

04

五胡亂華：民族融合進程中的陣痛（第85窟）?

西晉永興元年（304年）至439年，匈奴、羯、鮮卑、羌、氐五大胡族相繼在中原掀起腥風血雨。

西晉因八王之亂耗盡國力，內遷胡族趁機起兵：匈奴劉淵首建漢趙政權，羯人石勒屠戮洛陽引發“永嘉之亂”，晉室南遷建立東晉。

北方陷入混戰，前后出現十六個割據政權，慕容鮮卑建前燕，氐族苻堅一統北方又敗于淝水之戰，拓跋鮮卑最終建立北魏終結亂局。

這場持續百余年的動蕩徹底重構中國版圖：漢族士族“衣冠南渡”，推動江南開發；胡漢文化劇烈碰撞，佛教傳播加速，游牧鐵騎與農耕文明在血火中孕育出新的制度。

五胡旋起旋滅的霸權更迭，最終為隋唐多民族帝國的誕生埋下伏筆，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殘酷而深刻的民族融合熔爐。

十六國中后期，敦煌屬于五胡十六國之一的北涼，因為地處偏遠，所以遠比中原地區要更為穩定。這時候，一個名叫樂僔的僧人，來到了敦煌，開鑿了莫高窟的第一個石窟。

由于戰亂的影響，北涼的經濟發展落后，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社會動蕩不安，人們需要精神支柱，而統治者們也需要思想工具，佛教的傳播在這段時期得到統治者們的支持，以佛教為題材的藝術作品大量涌現。

當時佛教剛剛傳入中國，隨著佛教一起傳入的還有西域的繪畫風格與造型特點，敦煌由于擁有特殊地理位置，相較于其他中原地區，更容易受到西域文化的影響，北涼時期敦煌石窟，與其他位于中國內陸地區的同時期石窟壁畫相比，多了一份西域的特色。

敦煌莫高窟中有三個窟開鑿于北涼時期，分別是第275窟、第268窟、第272窟，時間大致是在421—439年間。

這三個窟中的壁畫內容顯而易見受到了西域佛教壁畫內容的影響。最典型的就是北涼敦煌壁畫中大量的飛天，在這個時期的洞窟里，飛天還是西域的形象。

北涼石窟還有一個典型的特征是壁畫的構圖，在人物布局上，取法于西域菱形格因緣佛傳畫：主要人物一般比配角畫得大一些，他們一般都以坐姿出現，這樣的構圖在其他時期中并不常見，但在新疆的石窟里就比比皆是。

05

佛道之爭：神界融合中的文明嬗變（第249窟）?

莫高窟第249窟開鑿于西魏時期，其壁畫內容以獨特的佛道雜糅特征，展現了佛教本土化進程中的文化博弈與交融。這一時期的敦煌雖名義上歸屬西魏，實則處于北魏晚期至西魏交替的特殊階段。

東陽王元榮在此擔任瓜州刺史期間（約525年至西魏初年），大力推動佛教藝術發展，卻未割裂與中原傳統文化的聯系。

敦煌作為絲路樞紐，佛教與本土道教、神話在此碰撞，最終在249窟的天頂壁畫中凝結為“天界與人間”的敘事空間，成為佛道思想融合的視覺見證。

窟頂壁畫以覆斗形結構劃分為四大區域，形成“天界—人間”的垂直空間：

窟頂西披繪佛教中的阿修羅，其形象立于深海，頭頂須彌山及忉利天宮，象征佛教宇宙觀的至高權威。阿修羅身后雷公、電母等自然神環繞，細節契合《維摩詰經》中“妙喜國”場景，暗含佛教對宇宙秩序的詮釋。

與之對應，南披繪西王母乘鳳輦、北披繪東王公御龍車，構成道教神話中的巡天行列。兩位主神雖被部分學者解讀為帝釋天與梵天，但其形象與漢代墓室壁畫中的東王公、西王母如出一轍，暗示道教升仙思想對佛教空間的滲透。

窟頂四披繪道教“三皇”（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四象神獸（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及“羽人”飛仙，其造型源自漢晉墓室升天圖，與佛教的阿修羅、摩尼寶珠共處同一穹頂。值得注意的是，道教方位神與佛教須彌山體系的并存，打破了宗教符號的單一性，形成“天界秩序”的復合表達。

249窟的多元神祇體系，映射了佛教傳入中國后的適應性變革。佛教初傳時被比附為黃老之術，兩晉南北朝時期更與玄學交融。窟內道教元素的大量出現，實為佛教借助本土符號降低傳播阻力的策略。

東陽王元榮作為北魏宗室，需平衡中原漢文化、鮮卑傳統與佛教信仰。壁畫中佛道共存的格局，既是對多元族群的包容，亦是對政權合法性的視覺強化。

249窟的壁畫語言，最終超越了單純的宗教敘事，成為絲路文明交融的縮影。佛道之爭在此并非對立，而是通過神界的符號重構，完成了外來信仰與本土傳統的共生嬗變。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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