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英話術的祛魅 —

文|賈也

聚光燈打在哈佛畢業(yè)典禮的講臺，蔣雨融小姐慷慨激昂地描繪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愿景”。然而，臺下與屏幕前，一種冰冷的共識正在凝聚——這不過是一場精心排布、由權力代代相傳的精英幻術，一出在錯誤時代上演的蹩腳戲劇。于是，“圣質(zhì)如初，有淳古之風”的嘲諷涌向了蔣雨融，迎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全民解構。

蔣雨融的一場演講看似偶然的輿論事件，實則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對“偽精英主義”的集體覺醒。

走到哈佛畢業(yè)典禮演講臺的蔣雨融，并非憑自己的真才實學，而是堪稱當代“舉孝廉”的完美標本——“綠發(fā)會”公眾號恬不知恥地公然炫耀其秘書長周晉峰的推薦之功，父親蔣志明更是通過官方渠道“獻媚”組織對女兒學業(yè)的“支持”。

這一“神仙操作”告訴了大眾：蔣雨融的成長軌跡與封建時代的“門蔭制度”何其相似？分明是權力血脈的世襲，讓“能力之外的資本等于零”的辯解顯得尤為可笑。

綠發(fā)會的“公益外殼”下，是“父親為官、女兒鍍金”的世襲路線圖，是“國際部志愿者”淪為權力尋租的遮羞布，這種明火執(zhí)仗的權力尋租，可以說，比古代門閥制度更令人作嘔，畢竟這是連“遮羞布”都不想要了，直接就“明牌”了，在陽光下顯露出赤裸裸的交換本質(zhì)：

為特定勢力效力，換取名校的鍍金門票。

就對事不對人而言，蔣雨融的演講本身也構成了一幅絕妙的“諷刺畫”：

蔣雨融的演講是典型的“精英話術”模板：漢服、古詩、人類命運共同體……但這些“符號”堆砌的“東方美學”，不過是精致利己主義的遮羞布罷了。演講中，她的英語表達磕絆生硬，詞匯貧瘠如初中生；矯揉造作的哭腔與僵硬的“美式手勢”拼接出令人尷尬的演技，仿佛一場抽離靈魂的木偶戲。當古詩中的“慰藉”被荒唐誤讀為“慰籍”時，更是將文化底蘊的蒼白暴露無遺。就這些，不講內(nèi)容就講演技，就足以讓我看得雞皮疙瘩掉一地。

更為致命的是演講內(nèi)容——空洞陳腐的“白左”陳詞濫調(diào)，如同從2010年穿越而來的“過期罐頭”。她高談“終結饑餓”，卻不知饑餓滋味；闊論“全球貧困”，卻從未俯身泥濘——這種在似懸浮于奧林匹斯山頂?shù)摹氨瘧憽敝畱B(tài)，不過是精致利己主義者對世間苦難的無情褻瀆。

更為諷刺的是，這位從未參與過基層環(huán)保實踐的“環(huán)保大使”，其家族所在的綠發(fā)會正是海南拖貓事件中帶節(jié)奏網(wǎng)暴的推手。這種言行間的巨大鴻溝，暴露出當代精英話術的核心密碼——用“普世價值”包裝特權，以道德優(yōu)越感掩蓋利益輸送。

正因為如此，走上哈佛演講臺的蔣雨融的表演完全是一場災難性的自我揭露，這也難怪會在中美兩國同時遭遇“滑鐵盧”：

在中國，文化自信的覺醒讓“跪姿精英”失去市場，網(wǎng)民們早已對權貴子女的“宏大敘事”深惡痛絕；而在美國，民粹主義崛起讓“白左”成為攻擊靶標，“紅脖子”們對虛偽的“圣母說教”嗤之以鼻。蔣雨融的演講同時被中美輿論場“錘擊”，恰恰證明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敘事已陷入兩難：它既無法回應本土主義的反彈，也難以掩蓋自身體系的虛偽性。

那為什么是蔣雨融這種“圣質(zhì)如初，有淳古之風”的“貴物”會被推到公眾面前？其背后的政治隱喻更值得玩味。

在特朗普收緊留學生政策之際，哈佛特意推出這樣一位背景可疑、言論空洞的中國女留學生作為“全球化代言人”，既是對白宮特朗普政策的反擊，更是向中國特定群體輸出價值觀的試探。所以，這場演講早已超越個人層面，成為意識形態(tài)博弈的棋子，也就是說，蔣雨融就是一個政治姿態(tài)擺拍的“工具人”罷了。極具喜感的是，當蔣雨融被選中“工具人”后感覺頗飄，特意將自己的演講作為人生“高光時刻”來大肆自我宣傳。

然而，當代中國民眾的覺醒令人生畏。當鳳凰臺、新京報等媒體試圖拿出來供大家“膜拜”時，我們不再被“哈佛首位中國演講者”的光環(huán)迷惑，而是犀利追問：

“她是誰？她爸是誰？她家背后的布景又是誰？”

這種集體祛魅的能力，標志著平民主義對精英敘事的勝利。

當“慰藉”都能讀成“慰籍”的“文化使者”，當私募從業(yè)者偽裝環(huán)保斗士的戲碼被當場拆穿，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蔣雨融個體的崩塌，更是整套精英生產(chǎn)機制的信用破產(chǎn)！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與蔣雨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麻省理工學院印度裔學生會主席梅加?維穆里的畢業(yè)演講。這位女生公開譴責麻省理工學院與以色列“種族滅絕”行徑同流合污，盡管因此被校方禁止參加畢業(yè)典禮，卻贏得了全球正義人士的尊重。她的演講充滿批判精神與行動勇氣，而蔣雨融的表演卻是對西方價值觀的拙劣模仿。這種對比揭示了一個殘酷真相：

真正的精英應具備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而非淪為權貴體系的提線木偶。

蔣雨融的鬧劇終將落幕，但留給我們的思考遠未結束。

蔣雨融事件猶如一面照妖鏡，映照出教育特權、話語權壟斷與價值觀輸出的多重病灶。在這個幻滅時代，空洞的理想主義不再是希望的火種，而是既得利益者的“遮羞布”。當“圣質(zhì)如初，有淳古之風”的嘲諷在彈幕中刷屏時，我們或許正在見證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那個靠家族人脈、政治站隊和表演話術就能通吃四方的舊秩序，終將在覺醒的民意面前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