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初平、興平年間，北方各地地主武裝紛起。掌握這種武裝的人，有的是世家大族，有的是大小豪霸；有的自號將軍牧守爭奪地盤，有的依違于兩大之間以觀形勢。以臧霸為代表的青徐地區的豪霸勢力，是其中重要的一支。這支勢力在漢魏之際的歷史中若隱若現，二十余年里不時地起著作用，影響當時的政局。魏武死，駐屯洛陽的青州兵和作為臧霸別軍的徐州兵發生騷亂，鳴鼓擅去，這是青徐勢力可能乘時而動的一個信號。曹丕代漢，不動聲色地調遣力量，采取措施，以圖謹慎而又果斷地解決這一問題。黃初年間，魏國發動了兩次攻吳的廣陵之役，在廣陵之役的掩護下，曹丕終于以武力徹底消滅了這支魏國東部的地方勢力。

青徐豪霸，史無明文。本文綴合零散資料，敷演成篇，意在探索青徐豪霸勢力的始終，曹丕與他們之間矛盾的演變，以及與之相關的廣陵之役的地理背景、歷史背景和客觀作用等問題，為研究漢魏之際的社會政治形勢提供參考。

一　建安年間青徐豪霸的活動

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和同書《陶謙傳》、《臧霸傳》等資料，我們知道初平、興平年間以至建安初年，青州和徐州一帶出現了兩種地方勢力，一為舉行起義的青徐黃巾，一為以臧霸為代表的鎮壓黃巾的青徐豪霸。關于青州黃巾，其活動情況和初平三年（192）之末魏武收其眾三十萬為青州兵的事，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本文不多論述。關于徐州黃巾，《陶謙傳》注引《吳書》說：“妖寇類眾，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群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這就是說，徐州黃巾同青州黃巾一樣，人數眾多，作戰勇敢，舉家相隨，所在屯聚。徐州黃巾后來下落如何呢？我們看不到明確的記載。《臧霸傳》說：“〔徐州〕黃巾起，霸從〔徐州刺史〕陶謙擊破之，……遂收兵于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并聚眾，霸為帥，屯于開陽（今山東臨沂北）。”據《武帝紀》，這批豪霸之中還有昌豨。臧霸等人所收之兵，所聚之眾，以時間、地域和其他情況論，應當就是被擊破的徐州黃巾，所聚兵眾應當就是徐州兵，其事同魏武擊破青州黃巾并收以為青州兵相類似。這個階段，各地黃巾起義幾乎都是倏然而起，倏然而落。當他們被擊敗離散后，歸田者固然有之，由于兵荒馬亂而歸田不成者，數量更多。這些人往往被迫接受收編，青州兵是一例，徐州兵也是一例。離散和接受收編是違背起義農民意愿的，他們力圖避免。《陶謙傳》注引《吳書》載詔曰：徐州百姓，“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系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但當時階級力量的對比，使他們無法避免被擊敗和被收編的命運。魏晉士家之多，與這種情況當有關系。

臧霸，泰山華縣人，出身于較低的社會階層，(2)與其時的世家大族不同。他們活動不離鄉土，同魏武一類志在天下者也不一樣。陶謙死后，臧霸等人無力獨樹旗幟，只有周旋于較大勢力之間以圖生存。他們于建安三年先助呂布，旋降魏武。魏武以臧霸為瑯邪相，吳敦為利城太守，孫觀為北海太守，孫康為城陽太守。其中孫觀、孫康兄弟所處的北海、城陽二郡屬青州，余屬徐州。《武帝紀》建安三年“分瑯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以處降將。東莞郡蓋亦此時分置。(3)

臧霸在青徐豪霸中地位比較特殊。他既同諸豪霸一樣為青徐守相之一，又居諸豪霸之上總攬青徐。《臧霸傳》謂魏武“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武帝紀》亦謂“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所謂割青徐二州委霸，語意含混，只能理解為一種權宜處置。這種權宜處置，從臧霸說來，表明他在此二州具有強大的潛在影響，不這樣就不足以安定地方；從魏武說來，則表明他故作姿態，以求在擾攘之際暫時維持現狀，穩定東方。這并非魏武真正授臧霸以二州的軍事政治實權，與黃初以后魏國委署都督諸州軍事領刺史者的正式職任是大不相同的。(4)

青徐豪霸名義上是奉職天子，實際上則處于半獨立狀態，其中的昌豨（昌霸）或降或叛，反復無常，魏武屢加討伐，這就是《后出師表》中所謂“五攻昌霸不下”的事。(5)其余諸人，包括臧霸、孫觀，雖然未脫地方色彩，但畢竟與昌豨不同。他們服從魏武指揮，清定海岱，建有軍功。建安五年（200）魏武與袁紹相拒官渡之時，魏武處境困難，臧霸沒有因時取利以圖魏武，而是繼續支持魏武，“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官渡戰后，臧霸、孫觀及其他將領還紛紛遣子弟家屬詣鄴，表示向魏武效忠。

青徐豪霸的地方色彩，首先表現于在魏武營壘中自成系統。他們原來為守相都不離青徐，后來遷官仍多帶青徐州郡。臧霸建安十一年為徐州刺史，孫觀建安十四年為青州刺史，(6)甚至霸子艾，觀子毓，也俱至青州刺史。他們行軍作戰，往往限于青徐及相鄰地區。昌豨叛變，也局促在東海郡內。所以青徐豪霸盡管得以戰功封侯，但由于自成派系，地位特殊，與其他諸將相比，始終是魏武的一種異己勢力。

青徐豪霸所據地境，越淮南而得與江東為鄰。建安十三年孫權遷治京口，青徐豪霸勢力也浸潤至于長江。《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江表傳》，赤壁之戰前夕，劉備在樊口，邏吏入報下游孫權援軍將至，劉備問：“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這個時候，臧霸不但被魏武以青徐見委，而且已就徐州刺史之任，青徐水軍得入江巡行至于樊口，可見長江下游之利，青徐豪霸已得與孫權共有。《三國志·吳書·張纮傳》注引《獻帝春秋》載孫權答劉備問，謂己將自京口移駐秣陵而不擬移駐蕪湖，他說：“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孫權之意，蓋欲蠶食青徐地面，至少欲堵塞青徐豪霸勢力，使之不得久駐長江。赤壁戰后，劉備曾表請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這只是一種政治姿態，孫權并不曾在徐州取得穩定立足之地。但是孫權一徐州，臧霸一徐州，兩徐州南北相對，不能不形成矛盾。孫權用孫韶固守京口，窺伺北方，青徐汝沛頗來歸附，也說明他是不曾忘懷青徐的。《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呂蒙取關羽之前，孫權尚有與呂蒙商及取徐州之事，呂蒙以為不如取荊州為得。青徐水師游弋至于長江樊口，以及孫權久有染指青徐之意，此與數年之后孫權收納徐州利城降人唐恣以及曹丕兩度兵臨廣陵等事，似乎有一脈相承的關系。下文所考釋的利城兵變及廣陵之役諸問題，實際上有這樣一種不容忽視的歷史背景。

二　魏武死后的洛陽騷動

由青州黃巾改編的青州兵，雖然隨魏武轉戰四方，仍始終保持著原來的建制名號，處于相對獨立狀態。《三國志·魏書·于禁傳》載，魏武征張繡失敗，于禁亂中尋覓魏武，“道見十余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略。禁怒，令其眾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謁太祖自訴……。”這時，青州兵降曹已四五年，而他們仍然保持獨特的地位，行動上與其他曹兵迥然不同，只有魏武本人尚能約束他們。

由被征服的黃巾組成的青州兵，與其主要成分為被收編的徐州黃巾的臧霸等軍，性質和地位都很相似。不同的是青州兵已離青州地面，在魏武的直接控制下四出作戰，獨立活動的可能性較少；而臧霸等軍則仍舊盤踞徐州，并部分地兼有青州，不受魏武的隨意調遣，更有獨立活動余地。魏武生前，這兩部分軍隊尚能接受駕馭，未出大的問題；魏武死，矛盾便立即爆發了。

《三國志·魏書·臧霸傳》注引《魏略》：“建安二十四年（219），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按即徐州兵）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鳴鼓之事，注家無解釋。《漢書·周亞夫傳》，亞夫受命平吳楚七國之亂，趙涉于灞上遮說亞夫曰：“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蘭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自天而下也。”周亞夫在洛陽鳴鼓，意在昭告諸侯，擴大影響；青徐兵在洛陽鳴鼓，目的當亦同此。青徐兵共起騷動，歷代注家皆以偶然事件視之，未詳其歷史原委。其實這兩支軍隊同為地方勢力，都淵源于黃巾，境況相似，在魏武死、時局變化時也就采取共同進退的態度，并企圖影響其他軍隊。所以，這件事不同于一般的軍中鼓噪，而是青徐地方勢力在漢魏易代之際的一次重大干擾，造成了嚴重的政治混亂。曹丕應變是否得宜，對局勢將有重大影響。

《三國志·魏書·賈逵傳》：“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注引《魏略》：“時太子（曹丕）在鄴，鄢陵侯（曹彰）未到，(7)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于是軍中騷動。群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為不可秘，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又同書《徐宣傳》：“太祖崩洛陽，群臣入殿中發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顯然，曹丕的應變方略，是撫而不討，以俟異日。

根據這些資料和前文所考，我們對于當時的形勢，可以作出大體的估計。魏武晚年，洛陽具有首都地位，(8)配備有相當的文武官員。洛陽駐軍有青州兵，有臧霸別軍即徐州兵，都具有地區色彩。除此以外，很可能還有具有其他州郡背景的軍隊。軍中苦于勞役和疾疫，本來不很穩定。魏武死，洛陽感到極大的震動，人們擔心出現不測，害怕天下再亂起來。《晉書·宣帝紀》所說“魏武薨于洛陽，朝野危懼”，即是指此。正在這時，青徐兵公然鳴鼓告眾，擅離洛陽。這是形同叛逆的大事，它觸發了緊張的形勢，使分崩的危險驟然出現。怎么辦呢？朝臣有兩種主張。一部分人主張秘不發喪，討伐擅去的青徐軍隊，并用主要是曹姓諸將的譙沛人以替換某些不可靠的城守。另一部分人，包括賈逵和徐宣，則比較持重，主張安撫，反對討伐。徐宣是廣陵海西人，地處淮北，本人又曾“避亂江東”，明了周圍形勢。他知道突出的問題在于青徐。既然擅去的軍隊是青徐兵，那末改易城守用譙沛人，首先就意味著撤換青徐州郡的軍政官員，剝奪青徐豪霸的兵權；而討伐亂軍，更無異于直接向青徐豪霸挑戰。這樣，除了可能擴大事態，導致青徐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激烈沖突以外，還可能在洛陽駐軍中引起連鎖反應，釀成中樞的更大動亂。這就是徐宣所擔心的“沮宿衛者心”的含義所在。這種情況，曹丕當然是心中有數的。他此時的對策，是先繼承王位，掌握要害，安定局面，然后再從長計議，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曹丕褒獎徐宣為持重的“社稷之臣”，并不意味他相信徐宣所說“遠近一統，人懷效節”的話是真實的，也不是說對洛陽騷動可以不予處置。他只是格于形勢，不得不鎮之以靜，暫時撫而不討，以屈求伸，以等待時機，再作計較。這樣，洛陽騷動才沒有釀成更大的暴亂，局面終于被曹丕控制住了。

三　臧霸奪兵事件

宋元之際的郝經據陳壽《三國志》撰《續后漢書》，其卷三五《臧霸傳》于臧霸所部與青州兵“鳴鼓擅去”之下，有“丕外雖尊寵霸，而心常疑之”之語。此語不見于今本陳壽書，或郝經錄自陳壽書舊本，(9)或郝經所下己見。其中所說曹丕懷疑臧霸，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出于這種懷疑，曹丕在公元220年延康、黃初之際的幾個月中，于積極籌備登基的同時，也冷靜地觀察形勢，籌劃對策，為制服臧霸而進行部署。

臧霸于建安十一年為徐州刺史，其后十余年中，本傳不載遷官。曹丕即魏王位在延康元年一月，《臧霸傳》謂其時，霸“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這或許是曹丕企圖利用臧霸的名望，去緩和由于青、徐兵擅歸在青州造成的影響，本意并非正式賦臧霸以青州兵權。是年夏，曹植上《求祭先王表》，謂“先王喜食鰒魚（按即鮑魚），前已表徐州臧霸送鰒魚二百，足自供事。”(10)可見臧霸此時還在徐州，并未移駐青州。是年十月《魏公卿上尊號奏》，臧霸仍以“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徐州刺史鎮東將軍武安鄉侯”列名其中，(11)而沒有“都督青州諸軍事”的職銜。臧霸“都督青州”之授，看來并未成為事實。也可能是臧霸處此混亂時刻，深知自己境況，因而不愿輕易轉移據地，以免授人以可乘之機。或許《傳》中“都督青州”是“都督徐州”之誤，即臧霸以徐州刺史加帶本州都督，亦未可知。總之，在曹丕繼統、百官晉位之時，列名勸進的臧霸并未得到好處，實際上是受冷落的。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曹休軍職的調動。其時，曹休是曹氏宗親中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曹休傳》：休為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四月，夏侯惇死），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魏公卿上尊號奏》，曹休以“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征東將軍安陽鄉侯”列名，時在是年十月。《臧霸傳》注引《魏略》：“文帝即位（按此指即帝位），以曹休都督青徐”，時在十月或稍后。曹休一年之中四次遷官。第一次，由中領軍轉領軍將軍，任務相同而位望轉重，當務之急是整頓宿衛，以圖盡快消除青徐兵鳴鼓擅去所引起的政治混亂。第二次，遷鎮南將軍，當是代夏侯惇處理前一年襄樊之戰的善后問題。第三次，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自是料理東南方面對吳國的軍務，或許還為了截斷青徐與江東的軍事聯系。曹休先后所任，都是當時有軍國大事亟待處理的關鍵位置。當曹丕著手排斥臧霸在青徐地區的軍事存在的時候，又一次起用擁有權威的曹休“都督青徐”，這是本年內曹休的第四次調動。曹休獲青、徐都督職任，得以把臧霸及其他青徐豪霸置于自己的監督之下，并進一步籌劃把臧霸從青徐擠走。這樣，曹丕未折一兵，就在青徐地區初步實現了“易諸城守，用譙沛人”這樣一個重大措施，在同青徐豪霸勢力的斗爭中，贏得了重要的一步。

下一步的措施，是正式剝奪臧霸兵權。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六月“庚午，遂南征”。同書《滿寵傳》，文帝即魏王位后，“大軍南征，到精湖（按即津湖），寵率諸軍在前，與賊（按指孫吳軍）隔水相對……”。津湖在中瀆水域，今江蘇高郵境。這是曹丕時魏軍進入中瀆水域的首見記載。

曹丕對孫吳用兵，可以理解為易代之際為了預防外部干擾而采取的警戒措施。但是根據當時軍事對壘的實際情況，警戒孫吳主要應當在巢湖方面和江漢方面，而不應當在中瀆水域。此次南征循中瀆水，并不當孫吳軍鋒。而且作為對孫吳的警戒措施，一上將足當其任，無需甫即王位、萬機待理的曹丕親自赴軍。所以我疑其實際目的，主要不在警戒孫吳，而在探測青徐虛實。是年十月，乃有以曹休為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以及稍后“都督青徐”之命，這當是曹丕親眼探察中瀆水域以后所布的一著棋子。

黃初三年（222），吳、蜀夷陵之戰結束不久，曹丕以孫權不遣質子為辭，三路攻吳。西路曹真軍遠臨江漢，目的是隔斷吳、蜀之間可能出現的新的結盟，并威脅吳國新都武昌。中路曹仁軍出濡須，即《后出師表》所謂魏武“四越巢湖不成”之處。西路軍和中路軍所臨之地，都是魏、吳軍隊長期膠著的戰場，這次魏國進軍，都無戰果。

值得注意的是東路魏軍。曹休、張遼、臧霸率領的東路軍，在歷陽江邊的洞浦破吳水師。曹休使臧霸以輕舟五百，敢死萬人，襲擊長江南岸的徐陵。(12)曹休、張遼則循江而下，徑至海陵、江都。這是魏、吳之間的新戰場。是役，曹休以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余軍。崔豹《古今注》：“賜黃鉞則斬持節將”；《宋書·百官志》：“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13)而據《臧霸傳》，臧霸已于魏武末年拜揚威將軍，假節，也就是說，已成為節將。元帥在軍中要能有效控制臧霸，甚至有權誅戮臧霸，必須像曹休那樣先假黃鉞才行。所以，從曹休權位之重，可以看出他對部將臧霸等具有充分的控制力量。

黃初三年之役，東路魏軍對吳有一定的威脅。吳國山越不寧，江邊守兵多撤向內地，下游江防空虛。而曹休、臧霸等人也確有渡江作戰的意圖。《三國志·魏書·董昭傳》：“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愿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14)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僥幸？茍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按曹休祖父曾為吳郡太守，休十余歲時奉母至吳避難，于吳地有歷史關系，這或許是他自愿渡江的一個原因。但是據《三國志·魏書·臧霸傳》注引《魏略》，曹休渡江之請實際上創議于臧霸。《魏略》曰：“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按，猶言天子，指曹丕）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于帝”，云云。顯然，《董昭傳》所說曹休表請渡江之事，正是循臧霸的要求而提出的；曹休上表所言，當即援用臧霸之意。未幾，曹休、臧霸在洞浦口破吳水軍，曹丕認為吳國有隙可乘，欲求僥幸，才由“驛馬詔止”改為“詔敕諸軍促渡”。(15)東路軍中張遼在病，別無大將，渡江之任，自然落到首創其議的臧霸身上。臧霸也就在此時以輕舟襲擊徐陵，其所領敢死，正好是他最初所請萬人之數。臧霸的青徐兵本以步騎為主，但是據前引《三國志·蜀書·先主傳》，青徐兵別有水軍，而且曾在長江下游航行。曹休等也在這時乘流急進，到了海陵、江都。魏軍過江既起于臧霸臨時之議和曹丕僥幸之詔，并非既定的作戰方略，也無充分的過江作戰準備，所以淺嘗輒止，沒有深入吳境。曹休、臧霸大軍北歸（時張遼已病死江都），當是自江都沿中瀆水運行，而這恰恰就是兩年以前延康元年六月曹丕南征所采取的路線（至津湖而止），也就是兩年以后曹丕廣陵之役的行軍路線。

臧霸的動向更是值得注意。以“無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的臧霸，在不被曹丕信任并被擠出青徐的情況下，貿然提出“人情所難”的南渡請求，這當如何解釋？周壽昌讀書得間，從“若其無臣，不須為念”二句文字，揣度曹休此言“尚有曲折”，(16)但未深究曲折是什么。(17)在我看來，曲折確實存在，不過不在曹休本人而在臧霸，在臧霸與曹丕之間。“無臣”二句，或許就是曹休轉述臧霸請求曹休準其渡江的原話。臧霸所說曹丕“未肯聽霸”一語，更透露出臧霸與曹丕之間確有曲折的消息。這是矛盾發展的新的一步。

臧霸雖然離開了青徐，但手中還有軍隊，所以從整體看來，問題并未解決。臧霸渡江之事發生以后，據《臧霸傳》注引《魏略》：“帝疑霸軍前擅去（按指青徐軍在洛陽鳴鼓擅去之事），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臧霸被剝奪兵權，本傳隱晦其詞，只是說“征為執金吾，位特進”。(18)《文帝紀》：黃初四年八月“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以下進爵增戶各有差”。奪兵之事，當發生于此時。從此以后，臧霸棲身洛陽，備位充數而已，再沒有別的作為了。

臧霸兵權被剝奪，曹丕取得了進一步的勝利。但是青徐諸將還沒有悉數離開舊地，也沒有悉數奪兵，因此還有矛盾，還有斗爭。與廣陵之役相始終的青徐動亂，就是這一斗爭的表現。

至于臧霸個人對曹氏政權的態度，前引董昭評論他“既富且貴，無復它望”，是合乎實際的。臧霸降曹后數十年中，未見恃兵專恣或其他過誤。鳴鼓擅去者為臧霸所遣別軍，非必臧霸授意。渡江之請，也不見有非分跡象。曹丕以其“意壯”而奪其兵，不過是一種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還是如前引郝經《續后漢書》所說，曹丕本來懷疑臧霸有擁兵自重的可能，而洛陽騷動更使曹丕看到隱患，所以對臧霸更不信任。這就是臧霸所說“國家未肯聽霸”一語的實際內容。臧霸入朝后歷文帝、明帝兩代，雖無權柄而禮遇有加。《宋書·禮志》三，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八月，“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以紀念文帝“受禪”，并表彰臧霸等群臣擁戴文帝的功績。臧霸死后，于正始四年（243）八月享受殊禮，受祀于太祖魏武廟庭。

魏國大將遭疑忌而被驟奪兵權之事，臧霸之前還有朱靈，附記于此以作為理解臧霸奪兵一事的參考。魏武奪朱靈兵，曹丕奪臧霸兵，性質和手段都相近似，可以說后者是效法前者。朱靈，清河人，以袁紹部將歸于魏武，在初平、興平之際，比臧霸降曹要早。朱靈為魏武擊袁術，征馬超，破氐帥，二十余年中累著戰功，但仍然不被魏武信任。《三國志·魏書·于禁傳》：“太祖嘗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赍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眾皆震服。”其事約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據《三國志·魏書·趙儼傳》，魏武遣于禁助曹仁攻關羽于樊，以趙儼為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朱靈等七軍。趙一清謂其后張遼等徙屯而兵屬于禁以守襄陽，(19)于禁奪朱靈營事即發生在此時。以后朱靈雖不得獨領大軍，但并未離部伍，《三國志·魏書·滿寵傳》明帝太和二年（228）尚有朱靈助曹仁于合肥地區作戰之事可證。這與臧霸奪兵后以執金吾名義歸棲洛陽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臧霸牽涉地方勢力，情況更為復雜之故。朱靈在奪兵后的第二年即延康元年，仍以“使持節后將軍華鄉侯”名義，與臧霸等人一起列名于《魏公卿上尊號奏》中；明帝正始四年，朱靈與臧霸同以功臣受祀于武帝魏武廟庭。這說明朱、臧二人在魏國的地位，生前死后都是相近的。于禁是為魏武誅鋤異己的能手，建安二年曾有立營壘欲討青州兵之事，十一年不請而斬叛而復降的徐州豪霸昌豨，二十四年又奪朱靈兵。他本人由于曾投降關羽事而慚恚致死。在曹丕奪臧霸兵和進一步解決青徐豪霸問題時，史傳中見不到一個于禁那樣快刀斬麻的人物。

青徐勢力不只是臧霸一個人的問題，不可能像于禁奪朱靈兵那樣一次加以解決。青徐豪霸集團的存在，影響魏國政權的穩固和北方的統一。曹丕對青徐豪霸的進攻勢必還得進行下去，問題只是在于用什么方式進行。不過，臧霸既然交出了兵權，青徐豪霸群龍無首，曹丕要徹底消滅他們就不會是太困難的事了。

四　利城兵變與廣陵之役

黃初五年、六年（224、225），曹丕親自督師遠征，連續兩次發動廣陵戰役。這兩次戰役都沒有與吳軍交鋒。在戰役過程中，據《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記載，有一些異常事態值得注意。

黃初五年，“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十二月，……行，還許昌宮”。按，這里提到的廣陵，據《三國志·魏書·劉曄傳》，是指徐州所屬的廣陵泗口，鄰近魏廣陵郡城淮陰，而非濱江的廣陵故城。曹丕于此時此地頒布赦青徐二州以及改易青徐二州將守之令，史籍未著其原委。曹丕辦完這些事情以后，始由泗口至廣陵故城，臨江。(20)

黃初六年，“三月，……帝為舟師東征。五月，……幸譙。……六月，利城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余萬，旌旗數百里。……十二月，行，自譙過梁。……七年，春正月，……行，還洛陽宮。”(21)據此可知，曹丕此次東征，至譙，延宕近半年，當是由于處理利城兵變的緣故。在循渦入淮的途中，曹丕離船，由陸道至徐（縣治今江蘇泗洪境），駐留一二月，也當與兵變之事有關。《水經·泗水注》在敘述泗水流經魏陽時說：“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疑即泗陽縣故城也。……蓋魏文帝幸廣陵所由，或因變之，未詳也。”從行軍路線考察，曹丕此行當是從淮上“陸道幸徐”后，繼續深入徐州郡縣，進入泗水流域，在那里有所活動，然后乘泗南行，經魏陽入淮，再至廣陵故城。清人焦循《邗記》卷二論及“陸道幸徐”事，謂“徐地在泗州、臨淮之間，蓋由泗州陸行至廣陵”。焦循所云廣陵，當指魏廣陵郡城淮陰。由此繼續前行至長江北岸的廣陵故城，艦隊必循中瀆。

夷陵戰后的魏吳戰爭，據《三國志·吳書·孫權傳》說是由于孫吳勢壯，外托事魏而誠心不款，魏征任子而任子不至，是以沖突難免。這當是一般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特殊情況值得我們探討。

兩次廣陵之役，與曹丕用兵相始終，《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參差地記載著青徐地區動亂和曹丕處理動亂事宜的資料。這些資料文字簡略，不詳首尾，裴松之漏注，《通鑒》不錄，后代史家無解，盧弼亦未有發明。但是聯系到青徐地區的歷史狀況和臧霸奪兵事件，考慮到青徐豪霸與孫吳往來的可能，我推測廣陵之役并非真正的攻吳軍事行動，攻吳只是興師動眾的一個借口，處置青徐動亂問題才是曹丕關注所在。

事情應當是這樣的：黃初四年曹丕剝奪臧霸兵權后，臧霸故土青徐地區出現不寧，而且規模不小。所以曹丕于翌年東征途次，在徐州所屬廣陵泗口頒令赦青徐參與動亂的人，以圖平息事端。與此同時，曹丕乘機改易青徐將守，亦即正式解除吳敦、尹禮、孫康或他們的后任、部屬的兵權（此時孫觀確知已在濡須戰死），以期徹底解決青徐豪霸問題。這就是試圖徹底實現五年前洛陽騷動時有人提及的“易諸城守，用譙沛人”的方略。但是矛盾未得解決，反而進一步激化，以至發生了有更大聲勢和規模的利城兵變。利城兵變可以說是洛陽騷動的繼續和擴大，是對前一年曹丕“改易〔青徐〕諸將守”的直接反抗。曹丕以屯騎、步兵兩校尉的宿衛兵和青州刺史兵平叛，又在譙、徐地區親自處理平叛事宜，并赦免所謂“其見脅略及亡命者”。從曹丕的一系列處置看來，利城兵變的確不是一件可以等閑視之的草竊行動。兵變既經削平，歷時二十余年的有復雜歷史背景的青徐豪霸控制一方的問題，也就最后解決了。

利城兵變是地方事件，持續時間不長，所以不為史家注意。有的著作順便提及，認為是農民起義性質。近時出版的《魏晉南北朝農民戰爭史料匯編》，認為利城兵變反映了階級斗爭而沒有直接說它是農民起義。從本文所引資料看來，它不是階級矛盾，而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直接產物。兵變中的士卒自然是受曹魏政權剝削壓迫的，甚至于還可以說很可能有相當大一批士卒是當年的徐州黃巾或其后代，但這不是考察利城兵變性質的根據。

宿衛兵和青州刺史兵鎮壓利城兵變的具體情況，史籍無征。可稽考的是徐州刺史呂虔的活動。《三國志·魏書·呂虔傳》：虔“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晉書·王祥傳》：祥，瑯邪人，“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卷二一謂《王祥傳》所指的“寇盜”即《呂虔傳》的“利城叛賊”，是正確的。呂虔主要是利用瑯邪大族王氏的家族勢力和社會影響，來對抗青徐豪霸勢力；王祥則利用這次軍事活動，以提高自己家族的聲望。《北堂書鈔》卷七三引王隱《晉書》，謂王祥“以州之股肱，糾合義眾”，可證王祥有宗族鄉黨勢力可以憑借。在這次軍事行動之后，王祥的地位逐漸上升。這是瑯邪王氏家族發展史上重要的一步。

青州的平定，則有賴于王凌和王基。《三國志·魏書·王凌傳》：凌為青州刺史，“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后，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同書《王基傳》：基，青州東萊人，“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青州動亂規模似乎比徐州小，其起始和弭平也較徐州為早，所以曹丕得以用弭平青州動亂的青州刺史兵，平徐州利城之叛，而王凌也得以隨從曹丕參加廣陵之役。王凌用王基，同呂虔用王祥一樣，也是以本地人來“協和”地方豪霸，克服他們的影響。只是王基“起自寒門”，(22)不具備王祥那樣的族望。

同蔡方一起組織利城兵變的，還有唐咨。《三國志·魏書·諸葛誕傳》附《唐咨傳》：“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按《文帝紀》作徐質），推唐咨為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唐咨在吳，一直帶兵作戰，其事跡屢見于《三國志·吳書》諸傳中。按照當時的士家制度和吳國世襲領兵制度，唐咨所領可能多是徐州舊兵。魏甘露三年（258），諸葛誕在淮南叛敗前夕，唐咨受吳國派遣，助誕守壽春，被魏俘獲，時距唐咨降吳已三十三年。魏國以唐咨為安遠將軍，用以招徠降將。《三國志·魏書·鐘會傳》載《移蜀將吏士民檄》，還以唐咨為例，引誘蜀將投降。

唐咨入吳，與當時徐淮地區的軍事情況和地理條件很有關系。徐淮于魏為邊荒棄地，于吳則是江防前沿。據《三國志·吳書·孫韶傳》，韶自孫權之初以來，數十年為邊將，鎮守京口，“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青徐汝沛，頗來歸附。〔魏〕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孫韶鎮京口，以扼守瓜洲津渡為目的，并對徐泗江淮魏軍進行警戒和策反。魏國“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眾寡，魏將帥姓名，〔孫韶〕盡具識之”。可以說，孫韶在京口的主要任務就是觀察青徐地面的軍事形勢，窺伺青徐豪霸的動靜。廣陵之役，孫韶隔岸靜觀，于曹丕北撤之時遣兵過江夜襲。利城兵起，青徐動蕩，孫韶邊候間諜，自然是南北往還，緊張活動，促成唐咨入吳。利城在今江蘇贛榆縣境，近海，這也是唐咨便于從海上南逃的有利條件。所以唐咨南奔吳國，并非偶然。

曹丕連續發動廣陵之役，其動機是值得研究的。夷陵戰后，孫吳勢壯，事魏誠心不款，矛盾可以理解，但魏國并無取道廣陵大動干戈的必要。《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魏書》，謂曹丕著《太宗論》，慕漢文帝為政“有大人之量”，并謂“三年之中（按當指黃初三年）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三國志·魏書·王朗傳》注引《魏書》載曹丕詔三公曰：“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于前，勞役兼于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詔中還有“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等語。此詔頒行年月，由于史料抵牾，尚難確定，但無疑是針對廣陵諸役而言，其內容和語氣都是罪己。詔謂“退不和民”，暗示國人有反抗之舉。曹丕于表示自己意在“和民”，不愿征伐，并譴責窮兵黷武的同時，卻連續發動廣陵諸役，這種情況令人費解。

曹丕既然銳意攻吳，而在黃初五、六年之役中卻又不尋求戰機，以決勝負。《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魏略》載六年出師前夕之詔曰：“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吾欲去江數里，筑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游獵，饗賜軍士。”這樣的軍事行動非常奇特，不像赴敵，不像屯駐，也不像蒐狩。它勢必曠日持久，勞而無功。實際上，曹丕在廣陵諸役中并沒有“筑宮室”，“守之積年”，只是率領游軍，迢迢千里，絡繹道途，逡巡高岸而已。他未作任何渡江或溯流的嘗試，未對孫吳有什么觸動。這種情況也是令人費解的。

如果把發動廣陵之役同解決青徐豪霸問題聯系起來考察，事情就可以看出一些眉目。廣陵耀兵，“戎卒十余萬，旌旗數百里”，于江淮地區來而復往，這十分可能是對青徐豪霸的強力警戒行動。廣陵耀兵不足以威懾孫吳，但足以威懾青徐豪霸。廣陵諸役掩蔽著青徐地區的斗爭，居主要地位的不是軍事戰斗而是政治謀略，所以從征廣陵者多謀臣，如陳群、賈逵、董昭、蔣濟等是。所以我推測，黃初五、六年曹丕發動廣陵諸役，是以解決青徐問題為主要目的。

作出這一推測，還有如下幾點理由：第一，建安年間，淮南地區的魏國居民驚走北徙，江北幾乎空無人煙（見《蔣濟傳》），這對于魏國大規模用兵廣陵的行動非常不利。第二，廣陵江面寬闊，很難強渡（詳下），曹丕不會輕易在這里發動大規模的渡江作戰。第三，此時吳國都城在武昌，即令魏軍于廣陵過江成功，雖然可以威脅孫吳腹地，卻由于遠離吳國當時的統治中心，無助于一舉解決魏、吳相持的問題，而且易受吳軍來自三吳和來自長江上流的夾擊，截斷歸路。魏軍于廣陵渡江作戰既少可能，又無必要，而曹丕卻不憚煩勞，一再逞兵。黃初五年，龍舟漂泊長江南岸，曹丕險遭不測（見《鮑勛傳》、《徐宣傳》），但他并不卻步，第二年又率軍臨江。這種種情況，使人覺得曹丕窮兵黷武，連續發動大規模的廣陵戰役，是另有不得已的原因，這原因就是青徐問題。

如果此說成立，那末延康元年魏軍南征到達津湖地區，黃初三年曹休統率魏國東路軍到達廣陵并循中瀆水北歸，都不是偶然的，而是與解決青徐地區問題有關的先期部署。在這一部署中不能讓臧霸率兵參與，這又促成黃初四年剝奪臧霸兵權之事發生。至于前引“和民”之詔，則可以理解為曹丕發兵之前瓦解青徐叛兵的一種策略手段。這樣，費解的問題似乎都可以說清楚了。

利城兵變的平息，標志著青徐問題的最終解決，利城郡名也從此不見于歷史。《讀史方輿紀要》和《補三國疆域志》均謂此郡廢于曹魏時，當是曹丕趁平亂之機，撤消了此郡建制。從此以后，終三國之世，曹魏就不再有進軍廣陵的活動了。

五　廣陵之役與中瀆水道問題

廣陵之役得以進行，有賴于中瀆水道的修治。所以本文還要就中瀆水道問題，也就是廣陵之役的地理背景問題，進行探索。

魏軍從中原出發進攻孫吳江南地區，一般說來，或由潁水入淮，順流至壽春；或由渦水入淮，溯流至壽春。壽春以南，則傍芍陂，沿淝水，轉入巢湖，以求越湖入江，進逼建康。這是魏武時魏、吳主要戰場所在，也是整個魏、吳相持階段的主要戰場所在。

黃初五年、六年的兩次廣陵之役，魏國的進軍路線，則是由潁水或渦水入淮后，順流東下，過泗口（泗水入淮處），至淮陰，然后循中瀆水南行，至長江北岸的廣陵故城。廣陵故城是西漢廣陵國以及建安以前東漢廣陵郡治所在（建安初年廣陵郡一度移治射陽），淮陰則是魏廣陵郡治所在。中瀆水流經這兩地之間，溝通淮水與長江。

中瀆水古名邗溝。《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注謂“通糧道也”。《水經·淮水注》：“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按指廣陵故城）東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這說明江淮之間的水道早已溝通，而廣陵為吳會經江淮與中原交通所經之地。此后，邗溝之名演變為溝通江淮的大水道的名稱，相當于以后的中瀆水，不僅指廣陵城下一段人工河道。《漢書·溝洫志》所謂“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23)即是指此。西漢吳王濞據廣陵，筑有吳城。景帝時吳楚七國叛亂，吳王濞于此處發難北進。周亞夫在平亂戰爭中不救梁國之危，而用輕騎奔襲泗口（西漢時的泗口在今江蘇洪澤縣境）以斷吳王濞糧道。(24)吳王濞失敗后，又于此處渡江南奔，被東越人斬于廣陵對岸的丹徒。這種種情況，說明西漢時由吳入中原仍舊取道廣陵，也說明其時中瀆水道仍舊可通。據杜預《左傳》哀公九年注及酈道元《水經·淮水注》之說，中瀆水道并非徑直南北行，而是自高郵以北折向東北，穿過博芝湖、射陽湖，然后又折向西北，于淮陰以東的末口入淮。這一水道南高北下，兩側區域地勢低洼，遍布湖泊沼澤。兩岸不設堤防，水盛時所在漫溢，水枯時以至干涸。水道及其穿行的湖泊一般都很淺，不能常年順利通航。七國之亂以后到東漢時期，中瀆水道情況不見于歷史記載，大概是湮塞不通或通而不暢。

黃初六年之役，據《三國志·魏書·蔣濟傳》，濟上表謂廣陵“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水經·淮水注》：“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邪。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25)陳敏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所謂“水陸異路”，是指陸路可徑直南北行，行程較近；而水路則須繞道東面諸湖，故云“紆遠”。(26)陳敏穿溝和開鑿馬瀨（即白馬湖）以來，中瀆水道不再繞行博芝湖、射陽湖，而是從廣陵經高郵徑北，穿樊梁湖、津湖、白馬湖入淮，這樣就使水道較直，接近陸道，“水陸異路”的情況得以改變，大大縮短了航程。蔣濟是平阿人，平阿在今安徽懷遠境，瀕臨淮河。他久仕揚州，“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27)他熟悉這里的地理和交通，所說淮湖一帶情況，當是比較準確可信的。

蔣濟《三州論》，即《三洲論》。《詩·小雅·鼓鐘》：“淮有三洲。”《傳》：“三洲，淮上也。”《初學記》卷六“三洲”，正是引《詩》、《傳》為注。按《說文》：“水中可居者曰州。”洲字后出，州是洲的本字，所以《三州論》就是《三洲論》。郝經《續后漢書》所據陳《志》宋元舊本，其中的《蔣濟傳》，《三州論》已作《三洲論》。《三洲論》的主旨，是論證淮上至廣陵水道不易通行。《水經注》今本舛誤特多，其所征引的《三洲論》文字，除年號訛誤外，(28)還誤出西晉末年陳敏之名。嚴可均輯《全魏文》，于《三洲論》只輯得“淮湖紆遠，水陸異路”二句八字，以下四句十六字舍去不錄，當亦以魏人蔣濟之論中出現晉人陳敏之名為不可通。

清人劉文淇《揚州水道記》卷一引《水經·淮水注》，“陳敏穿溝”作“陳登穿溝”，自注謂“此據《水經注》舊本”。楊守敬《水經注疏》亦引據劉說。劉文淇所據“舊本”，情況不明，但考之史實，作陳敏不對，作陳登則近情理。(29)

據《三國志·魏書·陳登傳》及注引《先賢行狀》，陳登，徐州下邳人，建安初年，“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粳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三，謂陳登于江都縣西開陂，百姓敬而愛之，因名愛敬陂，亦號陳登塘。《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三謂，陳公塘（當即陳登塘）周回九十里，為利甚溥。同書卷二二還說淮安有陳登筑堰防淮遺跡。陳登于水利事業建樹甚多，遍及中瀆水域的南段和北段，因此說他主持穿溝開鑿馬瀨以通中瀆水，是合理的推測。據《三國志·吳書·孫策傳》注引《江表傳》，其時廣陵太守駐射陽，即今淮安，接近中瀆水入淮之處，為江淮之間的交通要沖。由射陽南北行，都須循中瀆水。而且陳登“在廣陵有威名”，“甚得江淮間歡心，于是有吞滅江南之志”，曾以印綬招誘江南烏程山越嚴白虎余黨，并曾于建安五年與孫吳軍在射陽附近的匡琦城作戰。(30)陳登的志向和經歷，說明他穿溝以改變“淮湖紆遠”狀況是可能的，而且對于他的政治、軍事活動來說也是必要的。他一改中瀆水道為正北方向的“津湖徑渡”，再改為傍湖穿渠而行，并鑿通白馬湖的水道，直達當時的廣陵郡治射陽，即后來的山陽，現在的淮安。至于這兩次改道全是陳登所為呢，還是另有別人繼續完成，這個問題靠現有史料可能是無法判定了。《陳登傳》注引《先賢行狀》稱陳登遷東城太守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嘆，恨不早用陳元龍（按陳登，字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魏武思念陳登之切，益見陳登籌劃滅吳之功，而穿溝以通中瀆水道，正是出廣陵故城渡江攻吳的必要準備。這樣，二十多年之后，曹丕才有了這條可供利用的攻吳道路，比舊有的紆遠湖道方便得多。滿寵南臨津湖，當是企圖循改道后的中瀆水進攻吳軍；而曹休、臧霸從廣陵北歸，更為爾后廣陵之役沿中瀆水的行軍路線，作了實地探測。

中瀆水域示意圖（據楊守敬《水經注圖》）

改道后的中瀆水，在三國兩晉時期發揮了頗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效用。吳太平元年（256），呂據、唐咨等軍自江都入淮泗以伐魏，曾利用過這條水道。西晉末年陳敏出為廣陵度支及廣陵相，漕運江南米谷以濟中州，也利用了這條水道。或許是陳敏在利用中有所修治，(31)才造成了《水經·淮水注》中的錯亂。晉代祖逖、桓溫、劉裕等人從江南經略中原，都曾由此道北出。謝靈運《撰征賦》：“發津潭（津湖）而迥邁，逗白馬以憩舲，貫射陽而望邗溝，(32)濟通淮而薄甬城。”(33)這里說的，就是義熙十二年（416）他自己受命勞劉裕北伐軍時循中瀆水入淮的經過。

但是，新的中瀆水以及與之相連的淮水、泗水，作為水道都是不穩定的。它們受季節和雨水等條件的限制，水量有盈有縮，航行時通時阻，所以蔣濟說廣陵“水道難通”。《水經·泗水注》：“泗水冬春淺澀，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從此溪（按指丁溪水），即陸機《行思賦》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者也。”曹丕沿泗水經魏陽至廣陵，當亦循此而行。

在盈縮不定的中瀆水道中，大規模的艦隊通行更為困難。《三國志·魏書·蔣濟傳》，黃初六年冬“車駕幸廣陵，……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戰船滯留之處在津湖附近。當時有人建議留兵屯田。蔣濟認為其地東近大湖，北近淮水，水盛時易受吳軍襲擊，(34)水枯時又難通航，不是安屯之所。曹丕先擬燒船退兵，后來決定以船付蔣濟處置。蔣濟鑿地引水聚船，才使散在數百里中的船艦得以節次入淮。

曹丕廣陵之役，如果其戰略目的是大規模渡江攻吳的話，那末其目的是無法實現的。這還不止是中瀆水道通行不易的緣故。由廣陵渡江，也不容易，軍事強渡更加困難。那時，長江口以北的海岸線在今海岸線內側數十公里處，約當今如皋、東臺、鹽城、阜寧一線。廣陵故城及其對岸的丹徒，都瀕臨喇叭狀的海口，海潮澎湃，足以駭人。枚乘《七發》：“八月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江”，(35)所描敘的，就是這種情況。瓜洲津渡，是有名的畏途。《元和郡縣圖志》（闕卷佚文）淮南道揚州：“大江西北自六合縣界流入，……南對丹徒之京口，舊闊四十余里，今闊十八里。”《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三：“初，自廣陵揚子鎮濟江，江面闊，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婁埭，江闊猶二十余里。宋時瓜洲渡口猶十八里。今（按當明末清初）瓜洲渡至京口不過七八里。”曹丕面對這四十里的浩浩長江，望而生畏，才有“天隔南北”的慨嘆。(36)環濟《吳紀》、張勃《吳錄》均載有步騭表陳魏人欲于荊州以布囊盛土塞江之說。《吳紀》載孫權云：“每讀〔步騭〕此表，令人連日失笑。此江自天地以來，寧有可塞者乎！”(37)步騭上表略晚，但所反映長江難渡情形，以時間言，黃初年間不會有什么不同；以地域言，瓜洲渡當甚于荊州諸渡。(38)所以曹丕以后，魏軍南侵再也不出廣陵。后數十年西晉滅吳之役，沒有以主力出廣陵、京口。何攀向羊祜建議進軍，本有由海道至京口一路，(39)后來也未見施行。這個階段，廣陵渡江和海道攻吳，風險大，意義小，最多只能起牽制作用，滅吳主要還得依靠上游水師。

瓜洲如此難渡，曹丕從這里大規模攻吳是不可能的。但是青徐問題終于在此役中解決了。所以中瀆水域的幾次行軍有它的歷史作用，并不完全是徒勞的。

隋文帝開皇七年開通中瀆水舊道，名曰山陽瀆，《隋書·文帝紀》謂“以通漕運”，《通鑒》胡注謂“開而深廣之，將以伐陳也”。開皇九年滅陳之役，隋軍一支出東海以攻南沙（今江蘇常熟境）；賀若弼所統重兵則自廣陵強渡，一舉成功。賀若弼強渡成功，除了說明北強南弱的軍事力量對比外，還說明由于地理的變遷和技術的改進，瓜洲渡江的困難程度已同昔日有所不同。不過情況并沒有根本改變，南北作戰經由瓜洲渡江者始終不多。《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五據南宋陸游《入蜀記》采石江面比瓜洲為狹之言曰：“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蓋以江面狹于瓜洲也。”

六　余　論

歷代評論曹丕，都是重其文學成就而輕其政治作用。這樣評論基本上是對的。在政治方面，曹丕作為魏國第一代皇帝，可得而言的，除了捉弄舊君，刻薄骨肉以及設立九品官人法以外，就只有幾次戰役了。而這幾次戰役，史籍均語焉不詳。所以史臣如陳壽之褒揚，郝經之貶抑，對曹丕說來都是不得要領的浮泛之詞。究竟這個開國皇帝，在政治上還有沒有什么可以稱說的事情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稍作追敘。

董卓之亂以后，魏武在戰勝世家大族，逐步統一北方的過程中，多次碰到過地方豪霸造成的障礙，有時情況非常嚴重。官渡之戰時，魏武后方動亂，特別是豫州郡縣豪霸作梗，幾乎使魏武陷于失敗。其時在徐州滋擾掣肘的，就是昌豨。臧霸采取了不同于昌豨的立場，不但不背離魏武，而且還替魏武看守青徐，牽制袁紹。甚至魏武消滅昌豨，臧霸也率軍助魏武。所以當別處的豪霸武裝陸續被消滅時，臧霸卻保住了青徐地盤。

以臧霸為代表的青徐豪霸，對魏武說來，既是一個助力，又是一個隱患。魏武在世時沒有機會顧及東方，只有把這個隱患作為歷史遺產，留給曹丕處理。恰好在魏武去世、曹丕將要繼承王位時，臧霸別軍和青州兵發生騷動，使曹丕強烈地意識到存在于他和青徐豪霸之間的矛盾的尖銳性，并且使他回憶起官渡之戰時風風雨雨的各種情形。曹丕汲取歷史教訓，力求在漢魏易代之際不致于再出現官渡之戰時那種分崩離析的危險，因而不得不小心謹慎而又堅決果斷地來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

曹丕即帝位前后的幾次詔令，使我們得以隱約窺見他在這方面的一些心機。《三國志·魏書·李通傳》載延康元年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為了酬答李通在那一段困難時期的功勛，曹丕為通子基、緒遷授官位。《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魏書》載黃初二年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因此，詔免潁川郡田租一年。曹丕一方面褒獎和優撫抗拒豫州豪霸勢力有功的臣民，一方面則步步為營地著手處置尚存的青徐豪霸勢力。從這個對比中，我們不難了解曹丕連頒這種詔令的實際意義。

曹丕在廣陵之役中最終解決了青徐豪霸盤踞一方的問題，增進了魏國的穩定，鞏固了北方的統一，可以說是他在位七年中的一件可以稱說而又被人們忽略了的政治大事。

劉知幾在《史通·探賾》篇中，評論曹丕“臨戎不武”。這當然是指廣陵之役中曹丕的表現而言，這個評論從現象看似有理由。《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引曹丕《典論·自序》，說他自己“生于中平之際，長于戎旅之間”，從小好弓馬，習武事。他數十年中隨魏武四出作戰，見多識廣，即位后，按理說應當在軍事上有所表現。可是事實卻不然。他在廣陵諸役貽人以“臨戎不武”之譏，跟他的戎旅經歷完全不相稱。這一點也有助于說明，發動廣陵諸役從軍事上是說不通的，只有從當時政治形勢著眼，才能得到解釋。

廣陵之役解決了青徐問題，使東方歸于一統，魏國國勢更加強大起來。《三國志·吳書·胡綜傳》載胡綜所作偽托魏國將軍吳質降文三條，事約在吳黃龍元年（229）。其第二條為吳質建議吳國北攻魏國：“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青徐二州不敢撤守，許洛余兵眾不滿萬，誰能來與陛下爭者？”胡綜根據實際情況偽造此文，其中說及魏國駐青徐之軍處于魏國朝廷控制之下，已看不到昔日青徐豪霸割據一方的痕跡了。青龍二年（234），吳將孫韶等率卒萬人，由廣陵循中瀆水至淮陰。其時孫權攻合肥，陸遜入沔水，有全面進攻魏國之勢。但是魏國青徐地方安堵如常，未受孫韶牽動，孫韶旋即退走。《宋書·樂志》三載魏明帝曹叡《善哉行》曰：“我徂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游弗淹旬，遂屆揚土。奔寇震懼，莫敢當御。……虎臣列將，怫郁免怒。淮泗肅清，奮揚微所。運德曜威，惟鎮惟撫，反旆言歸，告入皇祖。”曹叡東巡揚土，只有青龍二年一次，最遠到達壽春，《善哉行》當即詠贊此事。其中“淮泗肅清”等語，正是孫韶滋擾而青徐不動這種情況的說明，而這種情況又只有在青徐豪霸勢力被消滅以后才能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