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歷史上有很多本不出名的人物，因為把握住一個重要歷史瞬間而名垂青史，刺殺伊藤博文的安重根、東京審判上的梅汝璈、刺殺白川義則的尹奉吉……當然，還有一個名叫徐永昌的人。

如果不是舉世矚目的“密蘇里”號受降式，以及受降簽字本上的“徐永昌”3個字，恐怕許多國人至今都不會知道這個人是誰。

畢竟，在當時的國軍陣營里，徐永昌實在是太過普通，影響力也是微乎其微。不過，也正是這樣一位處處與人為善、品行端正的國軍將領，卻與抗戰時期曾指揮三次長沙會戰的另一位國軍戰將薛岳有著非常微妙的關系。

以至于在收到對方關于“長沙大捷”的戰報后，曾直言不諱的指出其“謊報戰功，無恥至極”的行為。

一個是晉綏軍出身、罕見受到老蔣重用的軍令部長，一個是國軍在正面戰場上風頭正盛的戰區司令，一向行事謹慎的徐永昌為何獨對薛岳“火力全開”？

徐永昌是1887年生人，與老蔣同庚，比薛岳足足年長9歲。早年發跡于晉綏軍中的他，先后擔任過晉綏軍第三軍軍長、綏遠省主席、河北省主席等職，資歷和威望僅次于閻錫山，是晉綏軍中的“二號人物”。

中原大戰后，閻錫山兵敗下野，徐永昌也隨之進入老蔣視線當中。由于他本人戰略眼光較高，且在平衡處理華北和西北各地方派系關系上很有一套，不久后便得到老蔣的重用，并被授予陸軍二級上將軍銜。

“盧溝橋事變”后不久，徐永昌被任命為軍令部長，與軍政部長何應欽、軍訓部長白崇禧、政治部長陳誠并稱為“軍委會四大巨頭”，逐漸進入老蔣的決策中樞。

盡管這只是一個負責軍事命令發布傳達和戰區戰備、兵源、裝備、戰報視察的部門，并無多少實權，但對出身旁系且與老蔣并無歷史淵源的徐永昌來說，已經是一次罕見的重用了。

也正是基于這一職務的特殊性，徐永昌得以在抗戰期間往來穿梭于各大戰區，進行兵源和戰備情況視察，當然，這其中也少不了對各戰區提供的戰報數據進行核準確認。

無獨有偶，時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的薛岳又處在頻繁指揮部隊對日作戰的前沿，與徐永昌之間的交涉頻次自然也不在少數。

只是，徐永昌卻對這位盛名之下的國軍戰將并不感冒，甚至可以說是極其反感……

究其原因，薛岳在國軍中能征善戰不假，但戰后好大喜功的特點同樣很明顯，而這一點，又恰是素來嚴謹細致的徐永昌所難以接受的。

在徐永昌看來，薛岳的“好大喜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戰后過度宣傳。首次長沙會戰后，第九戰區上下張燈結彩、喜氣洋洋這本無可厚非，偏偏作為薛岳參謀長的吳逸志興致勃勃的創作出一個名曰《新戰長沙》的曲目，以京劇的方式來演繹第一次長沙會戰。

戲臺上的白衣旦角，身穿“薛”字大纛出場，身后跟著數個打著“精忠報國”旗子的小跟班。在旦角身后，一個如三國諸葛亮般羽扇綸巾、運籌帷幄的人物緊隨出場。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這完全是為薛岳和吳逸志二人首次長沙會戰的“光輝事跡”公開唱贊歌。而事實上，這場被日軍戰史命名為“贛北戰役”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以日軍后勤補給不足而主動撤退、國軍傷亡5.9萬余人而收場。就實際戰果而言，很難稱得上是一次大勝。

因此，當聽聞薛岳等人在湖南進行戰后宣傳時，軍政部長何應欽不禁暗暗苦笑，畢竟國軍中這種情況他也算司空見慣了。但另一邊，對待戰報一絲不茍的徐永昌卻對薛岳的印象漸漸趨于負面。

其二是戰績明顯注水。在徐永昌看來，薛岳指揮的三次長沙會戰固然殲滅日軍不在少數，但同對方在戰報中羅列的數據相比還是顯得有些夸張。用徐永昌的話講：

有意思的是，薛岳在第二次長沙會戰前后提報的許多數據多次出現前后不一致的情況。如前期面對記者采訪時給出“殲敵3萬有余， 傷亡5到6萬人”，而報到徐永昌這邊的數據是“殲敵3萬余人且俘虜上千人”。

誠然，在面對媒體公眾時，出于提振民心士氣的需要適當擴大宣傳是無可厚非的，但薛岳前后殲敵3萬余人的戰果與實際日軍6000余人的實際傷亡確實相去甚遠，也難怪徐永昌會憤懣不平。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第三次長沙會戰后，當徐永昌看到薛岳夸大其詞的電報后，當即向身邊人感慨道：

其實，在當時的國軍內部，夸大其詞的謊報戰功行為并非只有薛岳個例，而是逐漸蔓延成一種普遍存在的風氣。粵軍名將張發奎就曾在晚年回憶錄中提到過這樣一段話：

既然是國軍中普遍存在的一股風氣，徐永昌又為何非要拿薛岳來“開刀”，難道真的是應了“槍打出頭鳥”那句老話嗎？

歸根結底，是二人在國軍集團中的地位和對老蔣的不同態度所致。

徐永昌能坐穩軍令部長的位子，與他長期以來的“擁蔣”態度密不可分。早在中原大戰前期，他就曾勸諫閻錫山斷絕與馮玉祥、李宗仁的合作以靜觀其變。及至失敗后，徐永昌又主動加入老蔣陣營并為安撫和拉攏晉綏軍、西北軍歸于對方麾下立下了“汗馬功勞”。

即便是內戰爆發后因病引退，徐永昌也依舊充當老蔣聯絡閻錫山和傅作義的橋梁紐帶，可見其在老蔣心目中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當時的一眾黃埔嫡系。

相比之下，薛岳和老蔣若即若離的態度就有些耐人尋味了。在上任九戰區司令長官后，薛岳多次伸手向老蔣要人要權，雖說是著眼于當時的抗日大局，但也不乏他同白崇禧等人一樣，為日后“倒蔣”提前積累一定的基礎。

這一點，從抗戰爆發后薛岳一方面主動修復與桂系李、白二人的關系并積極聯系粵軍舊部結成同盟、另一方面秘密聯絡歐美盟軍，試圖以“戰功”遞交投名狀的做法，似乎又能窺知端倪。

再加上薛岳頻頻在戰報上進行“數據造假”的操作，在徐永昌眼中都無一例外的印證了對方膨脹上位的野心。

看透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徐永昌對薛岳謊報戰功“無恥至極”的評價了，既有心中的憤懣，同時又帶有一絲的不屑……

當然，老蔣這邊也不傻，薛岳的陽奉陰違、貌合神離早已讓他心生戒備。因此，解放戰爭爆發后不久，老蔣便借華東戰事失利而徹底將薛岳打入“冷宮”，自此再未獲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