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達

德里達，當代法國哲學家、符號學家、文藝理論家和美學家，解構主義思潮創始人。德里達以其"去中心"觀念，反對西方哲學史上自柏拉圖以來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傳統，認為文本(作品)是分延的，永遠在撒播。德里達的批判矛頭直指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Profession的未來與無條件的大學”。我要先談幾個概念以開始今天的討論。自然，我不多說大學的歷史和現狀，大學的問題。我要說，今天在世界上，在世界的轉型中，大學的使命問題顯得特別嚴重，并且所有在大學里工作的教師、學生和研究者們對此都負有特別重要的責任。我在此強調的“Profession”這個詞，一方面屬于“職業”和“志業”、“知識”的范疇，不過在法文，在拉丁文中，“la profession”不僅僅是“職業”和“志業”的意思，它還表示“信仰義務”，“義務”和“責任”，“諾言”，“誓言”。我今天的問題是要探詢大學的責任，就是說對知識傳授進行理論研究；另一方面，是在大學“任務”中的某種意義上的行為的“責任”。

在今天世界各地，無論是歐洲，還是東方，比如在中國，大學的建設和重建都是以歐洲模式，特別是以十八、十九世紀在德國構建的模式進行的，這個模式要求大學的獨立性。相對于國家、政府、社會、市場的自主性，大學的獨立、自由能夠到達什么程度？在這個問題和對真理的探討中，大學不光相對于國家是獨立的，而且相對于市場、公民社會、國家的或國際的市場也是獨立的。我認為，這是我們所有人——無論是歐洲人還是亞洲人——面臨的問題。我還要提出下面一個問題：據此，大學必須有一個調節的理念。這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無條件地追求真理。自然，存在很多關于什么是真理，比如何謂哲學真理、歷史的真理、真理的價值等問題，有許多解釋真理、揭示真理的類型。但是，所有這些關于真理的問題，很重要的問題，都不僅僅是大學里優先關注的問題，也是學校之外，人類所關心的問題。我所提出的問題，是要知道在歐洲類型的大學里，當然在中國的大學里也一樣，對哲學、政治、歷史、社會的研究的先決條件就是人的問題的研究。人類的觀念有自己的歷史，關乎人的觀念和人的本質。我并不想說，這個人的觀念從理論上講是成功的，但關于這個主題的問題的提出，在大學里和大學機構中應該是自由的，沒有先決條件。我要提的問題是：這些問題可能在什么程度上自由地、獨立于一切意識形態、宗教、經濟等的權力而被提出？這就使我要把大學和研究機構區分開來，我說的是德國的大學。大學不僅僅是研究場所，不僅僅是談論工業、商業和由國家確定的場所。大學與所有類型的研究機構不同，它原則上（當然實際上不完全是）是真理、人的本質、人類、人的形態的歷史等等問題應該獨立、無條件被提出的地方，即應該無條件提出不同意見的地方。

我想在回答你們的問題之前簡單地歸納三點。我首先要強調一個明顯的事實：直至最近幾十年，盡管世界上的大學憑借各種各樣的方法（翻譯、出版、雜志等）互相交流，我們還是不能把大學之間那些傳統的交流模式和今天由于電子技術、互聯網、各種交流控制手段而帶來的交流模式相提并論。今天，大學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樣系于某一個地方。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容易（比如北京、莫斯科和紐約之間）不經過任何中介直接交流。問題是在世界這種新的情況下大學內部的民主，大學之間的民主政治如何？就是說：在網絡時代中的民主是什么？

因此，大學面臨著全新的問題：大學的新的責任，新的權力。我要概括三點：

我已提到所謂的“潛在”的學校，也就是現在風行的用網絡與學生交流的學校的可能性。“人”的觀念，網絡的人直至所謂的大學里的人，今天應該重新受到徹底的省察。這就是世界各個大學之間擁有一部哲學史的地方。我們應該重新提出何為人的問題。還有“什么是人權”以及“人權歷史”的問題，人權是如何變化的？是如何構建的？我認為回答這些問題是所有大學工作者的責任。這就是人的問題，是與真理問題相連的。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自然，有一些詞限定了存在著大學的“職業信仰”和“責任”。語言，應該成為絕對的獨立性，成為自由地提出所有面臨問題的權利，而不受到任何權力的控制和檢查，無論是宗教的、經濟的、還是政治的。這意味著，大學要以看來是獨立的方式決定被提出的東西。我要在此區分“自主”的觀念和“條件性”的觀念。“自主”的觀念擁有一部歷史，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歷史，它今天在構建中正受到質疑，它拒絕權力——上帝、總統、議會等的權力，但它今天遇到了危機。我想，大學有義務像建立權力那樣建立獨立性。關于我說的大學的無條件的獨立，我的問題的困難在于：如何區分“自主”，聯合國的自主和這種無條件的自由。在我看來，這種自由是個人的，是通過大學工作者最徹底、最自由地提出問題而確立的。

自然，我相信翻譯，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表示“自主”和“無條件自由”之間的區別。我們在經歷奇遇，這正是大學的責任。我講到了“奇遇”。我認為，我們同時能夠在視聽的過程中為翻譯盡可能地清晰進行爭論，這是雙重的矛盾命令，我想我們應該忠實。

我想談第三點。不應該使這個對大學的自由的無條件的命令屈從于內在，大學沒有內在。大學應該從“自主”，從“絕對獨立”出發，與社會和政治世界這些所謂外在聯系、工作。從而去制造“事件”。我常常引用“Profession”，因為，這個詞不僅僅是“職業”、“志業”的意思，而且還有“職業信仰”的意思，也就是“行為的介入”。是一種“諾言”，一種要趨向外在的“責任”。如果區分奧斯丁的“陳述句”（天空是藍的）和“行為句”（我允許……我和某人結婚等），那“Profession”就是“行為句”。一個教師教授理論知識，發揮陳述知識，這是他基本的任務。但是，他要完成的義務，他的權力，并不是理論的，而是行為的，是對義務、責任的“承諾”。那么，這種責任就在于制造“事件”，而他是用語言制造的。當我談到“人權”時，談到“反人類罪”，這是話語制造從前沒有過的機制，制造“介入”。“反人類罪”的概念就是一個“行為句”。在一個特定時刻，一個人類團體決定用語言指示這樣或那樣的罪行為“反人類罪”，這些“罪行”應該受到懲罰。我認為，在大學里， “Profession” 這個詞就包含著這種“行為性”。我很概括地簡述一下它的困難。

旨在保持提問的自由，同時向外從事社會和政治的工作，這是大學的任務。后者是通過出版、雜志（很多教授就是作家）、書店等等實現的。也就是說這些問題是通過我剛剛所說的“行為句”實現的。近幾十年來，“行為”語言理論的研究有長足發展。這是要很快地使“語言行為”制造“事件”。比如，在婚禮上，我說：“是的，我同意……”，行為句制造“事件”，但是為了使“事件”被制造出來，事件的制造者（比如會議主席）必須對此勝任，如果隨便什么人都來當主席，那就會壞事。所以，就必須有一種法定的職業權力。行為語言意味著：“我能夠……”，“我擅長做……”，“I can……”,“I may……”等等。但是，“事件”被制造出來的條件是“行為”要得到允許。這就是說，被“行為句”制造的“事件”，它是真實的，同時又由于得到某種合約和機構的保證而被中性化了。

我想，如果這幾十年來行為理論在哲學、社會學、文學等諸多領域受到廣泛關注，那是因為人們有一個幻想：即得到一個語言在其中擁有權力的平臺。我想，制造“事件”的權利是與這種權力相關的，我要把事情相對化，要指出從這個詞而來的“事件”是在這行為的權力被超過限度來到我身上的。“事件”的本身缺少行為，如果我能這樣說的話。這就是大學在向“行為性”敞開的地方。大學向發生、在發生、正在發生的事情開放。這在外的事件引起了國外的學生、移民等他人的到來。當他人像“事件”一樣到來時，就把“行為”導引上路。應該想到，在大學內部，“事件”的可能，就可以說是某種權力，行為的權力，大學“職業信仰”的權力和政治的權力，還有司法權力，都是通過強力、合約和機構建立的權力。

今天，我們不能忽視在大學里認識實行行為性的必要性，應該認識到正是在大學內部保持獨立性和社會、經濟、政治、科學的外部的這條分界線上，我們應該擔負起我們的責任。正是在這條艱難、冒險的界限上諸種事情發生了。我在結束我的開場白，然后進行討論之前，要指出，啟蒙是歐洲的傳統。當然，我所能發現的是：中國當代的大學制度廣泛地引進了來自具有啟蒙傳統的歐洲模式的大學制度。這就存在中國的啟蒙遺產，就像日本遺產一樣，這種遺產可能在別的大學里還在進行。面對這種遺產，對知識分子——無論是中國的、歐洲的還是美國的——來說，都應擔當兩種責任：一個是尊重和解救遺產，另一個是對之進行質疑。反之，在當今不同的大學中，我認為，歐洲大學工作者有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從中國歷史那里繼承一些東西，并且把它和希臘文化結合起來，這就是文化遺產。有中國人，歐洲人。

今天，不僅國際范圍內大學里，而且在各種國際機構中，圍繞著“人權”展開了極其廣泛的爭論。我們知道，歷史不同，觀念就不同，爭論是必要的，應該承認在中國和歐洲“人權”觀念是不同的。這不僅僅意味著一種相對主義。我們知道，在這個問題上歐洲人有兩種態度：有人認為“人權”是歐洲的，但是普遍的，而中國人反對這種觀點。另一些人則認為，不，“人權”觀念是相對的，有各種情況。討論這些問題，不僅僅是為了制造一個清晰的、形式的、為所有人接受的概念，而且為了知道在他人那里這個詞的變化。我要說，這個爭論在將來肯定會有變化。這種變化將取決于大學式的研究，取決于各種國際的沖突，取決于各種類型的緊張和沖突。只不過，應用獨立的方式提出這些問題。

注：Profession這個詞有三個重要而不同的含義：1、信仰表述，2、志業，3、職業。德里達有意借助該詞的歧義來展開他關于無條件大學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