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宋政治清明、人口激增，穩定的社會環境保障了經濟的飛速發展，GDP總量占據全世界的五分之一。繁榮的商品經濟市場離不開貨幣的大量流動，所以宋朝自然成為我國古代鑄幣的高峰期，各種年號的寶文錢前后多達43種，年均鑄幣量更是唐朝的20倍，堪稱歷朝之冠。

北宋王朝的一百多年間，國家平均每年鑄造貨幣超過一百萬貫，鼎盛時達到驚人的五百萬貫，經濟的發達程度可見一斑。詭異的是，在市場經濟和鑄幣業如此發達的情況下，北宋卻深受“錢荒”之苦，時常陷入貨幣短缺、百貨不通的窘境。這種反常的局面是如何出現的？宋朝的統治者又是怎樣應對的呢？

一、北宋出現“錢荒”現象的原因：銅貴錢賤、銅錢外流、王安石變法

縱觀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錢荒”的現象至晚在唐末五代時就已出現，只是由于兩宋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這一經濟學現象才被無限放大。海外貿易高度繁榮、與少數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賦稅制度上的深刻改革......對于宋朝來說，這些都是前所未有、頭遭經歷的，缺少前人的經驗和預警，全靠自己一步步摸索，貨幣危機的出現也就在所難免了。

（一）銅貴錢賤

北宋出現“錢荒”最本質的原因，在于社會生產力發生了質的飛躍。經濟市場高度膨脹、貨幣數量大幅激增，最終導致一枚銅錢的購買力，竟然比其自身的實際價值還要低。據北宋思想家李覯記載，當時有不少精明的商人偷偷銷毀錢幣，熔制成更值錢的銅器出售，從而賺取暴利。根據他的描述，銷熔十枚銅錢就能得到一兩精銅，制成的器皿價格是原來的五倍之多。后來國家實施“銅禁”政策，銅礦資源更為稀缺，利潤又漲到了十倍有余。

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民間涌現出大批效仿者，不論是富商巨賈還是平頭百姓，都養成了“藏錢”的習慣，寧愿堆在家里攢灰生銹，也不愿意拿到市場上用。就連官方的錢監里，也出現了熔化舊錢鑄造新錢的情況。銅錢的價值比它的原料價值還低，大量貨幣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流失掉了，從貨幣變成貨物，流向了銅質器皿市場。

（二）銅錢外流

銅錢大量流入境外，是北宋出現“錢荒”現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北宋邊境海關每天都有大量富商巨賈進進出出，出則滿載成車成船的貨幣，歸則帶回大量塞外、海外的商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大量的北宋銅錢流向周邊四夷，國內市場上流通的貨幣自然就不夠用了。

不過，這種現象的出現也從側面反映了宋朝商品貿易的高度發達，不論是北邊的契丹、女真、西夏、高麗，還是西南的大理、吐蕃，大大小小各少數民族政權都在使用宋幣進行商品交易。這就好比今天的美元和人民幣，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國廣泛流通，正是因為中美兩國進出口貿易繁榮之故。

“錢荒”的問題深深困擾著北宋統治者，以至于時常在和臣子聊天時談及此事。沈括《自志》記載，宋神宗有一次向他訴苦，說不論官府還是民間，銅幣數量都不夠用，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沈括回答說：四方小國境內均有宋幣流通，每年從邊境流出的銅幣不計其數，當然會出現不夠用的情況。另外，宋哲宗也曾問計于蘇軾之弟蘇轍，蘇轍出訪遼朝回來后說：北方各國沒有自己的貨幣，公私交易都用宋制銅幣，雖然朝廷制定了一系列律法限制貨幣外流，但還是屢禁不止，這就是為什么不論官坊鑄造多少銅板都不夠用的原因。

北地出土的一些考古發現也印證了這一點。1958年，北京西郊發現兩座遼墓，出土銅錢107枚，其中含唐朝的8枚開元通寶、1枚乾元重寶，其余皆為宋幣。1953年，內蒙古發現西夏遺址，出土銅錢40多種，全部都是宋錢。

（三）王安石變法

1069年開始的王安石變法，深刻改變了兩宋的政治經濟面貌，也間接導致了“錢荒”的出現。在各項變法條目中，與貨幣危機關聯最大的當屬青苗法和免疫法。“青苗法”就是國家信貸，一年兩次有借有還；而“免疫法”則是針對平民，只要交足錢就可免除應服的各項雜役。二者都變相增加了市場對貨幣的需求量，加劇了“錢荒”爆發時的貨幣危機。

二、“錢荒”為何集中在東南地區？——朝廷采買加重東南財稅負擔

北宋的“錢荒”現象具有地理位置上高度重合的特點，主要集中在東南江淮一帶，且大都發生于農作物收獲的秋季前后，這與東南地區極高的經濟地位密不可分。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對于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而言，農業的興衰都是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晴雨表，農業稅收也是朝廷最重要的財政收入，而北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首屬江淮。

北宋思想家李覯曾言：如果沒有江淮每年幾百萬斛的糧食供應，天下百姓無所食，北宋不可能成為如此強盛的國家；但江淮離了北宋，卻完全具備獨成一國的實力。“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余食，織有余衣，工有余材，商有余貨”，完全能夠自給自足，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外來商品，將江南經濟的繁榮盛況描繪得淋漓盡致。

在唐德宗“兩稅法”改革之前，我國的農業稅收一直以實物征收為主，即將剩余的農作物按比例上繳國家。但到了北宋年間，則變成“夏稅秋糧”的模式，廣大農民必須先將農產品帶到市場上出售，再將一部分賣得的收入上交。由于收獲時節集中在秋季，每年這個時候，江南的農業市場貿易都會出現井噴式增長，貨幣的需求量也會隨之驟增。

北宋設置了負責統一采買軍糧的“發運司”，以調配南北糧食分配不均的問題。《宋史》記載：“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陜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挽之勞，其名不一。”就是說北宋為了加強北方邊疆防務，每年都會通過發運司，從東南一帶統一采買大量糧食養軍，并統一運到東北地區。

北宋人口過億，軍隊人數也高達一兩百萬，統一采買軍糧自然要耗費很大一筆數目。每年采買過后，朝廷府庫空虛，國家就會對最富庶的東南地區提高稅點，如此一來，東南百姓的負擔過重了。

宋神宗熙寧十年，朝廷曾對全國各地的賦稅征收情況進行統計，其中稅收超過一萬貫的城市有204座，而東南一地就獨占64座。國家財政過度仰賴東南地區，卻沒有為其額外投放足量的流通貨幣，所以每到農民收割糧食、運往全國各地的秋季，東南一帶就經常出現貨幣不足的問題。

三、北宋朝廷應對“錢荒”出臺的政策：從雜幣到“交子”

包括李覯、王安石等在內的一批有識之士，很早就意識到北宋“錢荒”亂象的禍根，本質上源于銅幣的面值低于實際價值。從這個癥結入手，北宋先后進行了多次貨幣改革，主要進行了兩個方向的嘗試：一是降低貨幣的原料價值，二是提高貨幣的面值。

北宋朝廷最先想到的辦法，就是在銅幣的質量上做文章。比如減少小錢的鑄造量，改鑄相對省料的大錢、鐵錢，或者在銅幣中摻雜其他金屬。《宋史》記載，時任三司度支判官的許申曾向朝廷建議，將鐵與銅混鑄，以減少貨幣中銅的含量。一枚銅錢可用三分銅、六分鐵，剩余一分摻雜鉛、錫等便宜金屬。沒想到投入生產的時候，才發現這種方法成功率太低，耗時一個多月才造出來一萬枚，鑄幣工人苦不堪言，這種方案也宣告失敗。

后來，北宋宰相蔡京對這一思路加以改進，采用黑錫和白錫摻雜在銅液中，制成“夾錫錢”在陜西一帶推行。但隨著蔡京被罷免，這種剛剛流通了兩年的新幣也被朝廷廢除。

第二個方法則是提高單個貨幣的流通價值，最先由王安石提出，已經非常貼近今天的經濟學思想。宋神宗年間，朝廷出臺“折二錢”政策，即宣布市面上正在流通的所有銅幣價值翻倍，原來的一文錢，現在可以當做兩文使。如此一來，既能夠減少貨幣的流通頻次，降低“錢荒”的壓力；又能減少老百姓“熔錢”“藏錢”的現象，讓更多的銅幣回歸市場。

與第一種方法相比，增加貨幣面值無疑是更加科學有效的法子。果然，“折二錢”普及后不久，東南一帶的“錢荒”危機終于開始緩解，不論是中央財政還是平民百姓，都實實在在地嘗到了甜頭。此后，每當宋廷遇到“錢荒”，都會沿用這一方法，陸續推出了折三錢、折十錢等，直至1023年首次發行世界上第一種紙幣——交子，比歐洲領先了近三百年。

結語：

北宋經濟高度發達，但缺乏完善的商貿、財稅制度與之相匹配。因此，每年秋收季節出現在東南地區的“錢荒”，是一種必然的經濟學現象，與今天資本主義世界規律性的經濟危機類似。北宋的改革家們雖然針對幣值問題做了很好的嘗試，但受限于時代和思想上的局限，一直試圖用簡單的行政手段來解決復雜的經濟問題。這種方式雖然可以暫時緩解“錢荒”亂象，卻達不到根治的效果。困擾北宋一百多年的“錢荒”難題，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參考：

1、《略論北宋“錢荒”現象出現的原因》

2、《北宋錢荒成因考》

3、《略論宋代解決錢荒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