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憲法

“一蓑煙雨任平生”，道盡了蘇軾的超然與曠達。這首記事抒懷之作，是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蘇軾被貶黃州時所作。蘇軾一生仕途困頓，黃州既不是被貶的第一站，也不是最后一站。蘇軾揮之不去的“一蓑煙雨”，究竟從何而來？

自宋仁宗時科舉入仕，至宋徽宗時逝于獲赦北還途中，蘇軾宦海四十余年，正值北宋王朝至為激烈的黨爭時期。中國古代歷史上，歷朝歷代朋黨之爭屢見不鮮，宋代官僚士大夫的朋黨觀最具特點。羅家祥在《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中聚焦慶歷至靖康近八十年間的黨爭歷史，而蘇軾之坎坷，正是北宋朋黨之爭的直接反映。

《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

羅家祥 著

大學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蘇軾以詩文書畫聞名后世，其官僚士大夫的本質往往遭掩蓋。北宋政壇上的蘇軾，其實比在文壇更活躍。為解決北宋王朝深重的政治危機，宋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變法，在變法派與反變法派的新、舊黨之爭中，蘇軾站到了變法派的對立面。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蘇軾上書攻擊新法，由此被貶出京，任杭州通判，后改密州、徐州知州。

客觀地講，蘇軾的政治智慧遠不及其文藝天賦，更無王安石政治上的遠見卓識。真實的蘇軾，正如御史中承李定的彈劾奏章所云：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對政治的認知有限，又深度介入朋黨之爭，是蘇軾悲劇所在。

自熙寧之初，蘇軾一直反對變法，以其有如泉涌的妙思，寫下了大量詆毀新法的詩章。諸多詆謗新政的詩文，蘇軾還將其刊印或刻石。蘇軾文名極盛，加之守舊派官員的推波助瀾，這些詩篇廣為流布，“流俗翕然，爭相傳誦”，成為新法實施的顯性障礙。

元豐二年（1079）四月，湖州知州任上的蘇軾上書神宗，與之積怨甚久的新黨欲置其于死地。這樁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盡管有著欲加之罪的嫌疑，但案件的審理與處理，仍不失公允的一面。最終，詩案因政敵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被從輕發落，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蘇軾能在黃州感受“一蓑煙雨”，已經屬于不幸之中的萬幸。

元豐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因哲宗年幼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起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完全顛倒的時局，蘇軾似應走出人生的“一蓑煙雨”。但是，本來站在新黨對立面的蘇軾，此時竟又站到了舊黨的對立面。

蘇軾在給朋友滕甫的一封信中說：“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于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二人在熙寧之初皆百般反對新法，但蘇軾又是睿智的，在舊黨盡廢新法、倒行逆施時，看出并承認了新法所獲得的社會效益，從而對熙寧之初的所有言行，感到由衷懊悔和深切自責。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蘇軾只能再度自求外調，步入新的“一蓑煙雨”。

“元祐更化”沒有帶來蘇軾命運的改觀，主要見于舊黨內部“洛、蜀、朔黨爭”。值得慶幸的是，蘇軾因文采過人、聲名遠揚，高太后對蘇氏兄弟始終抱有好感。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新黨再度執政。北宋政壇戲劇性的變化，帶給蘇軾的竟是惠州之貶。紹圣四年（1097），蘇軾被貶至儋州，這里是宋朝至為荒涼的極邊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