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見觀潮 高恒
"租房"這件事,本該是選擇,如今卻成了很多老年人的最后一張選項卡。
他們不是沒有退休金,也不是不守規矩,只是因為"老了"這件事,在租賃市場上成了負擔。他們被房東回避,被制度遺漏,被中介算法無視。搬家成了晚年的日常,穩定變成了一種奢望。
根據官方數據顯示,全國近20%的獨居老人依賴租房解決居住問題。這不是個案,而是一個被低估的"城市性難題"。
我們該如何面對這場靜默中的危機?靠個人適應顯然不夠,靠市場"看心情"也遠遠不夠。它需要一次面向未來的集體性思考——在一個老齡化社會里,衰老本不該成為被市場排斥的理由,晚年更不該是一場獨居漂泊的流放。
讓老人住得下,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良心。
01·租不到房的老人,不是個例
"沒有兒女陪同,不租。"
"70歲了?那還是算了吧,怕出事兒。"
"不是說不給你租,就是你這個年齡,我們確實不好處理……"
73歲的王國福,已經記不清自己在北京被第幾個房東拒絕了。他穿著整潔的襯衫,拄著助行器,一遍遍地解釋:自己身體健康、有養老金、會自己做飯、從不拖欠租金——但這些"好租客的標準"到了他這個年紀,卻突然都變得沒用了。
"沒人愿意把房子租給一個隨時可能出事的人。"王國福苦笑著說,"他們怕我死在房子里。"
他不是城市最弱勢的老人,也并非完全無依無靠——每月退休金超過4000元,有醫保,獨立生活。但他也不是孤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研究指出:19.8%的城市獨居老人靠租房或借住生活。尤其在城市,租房成為獨居老人最常見的居住方式之一,這一群體往往在房東與中介的猶疑與避險中,逐漸被租賃市場邊緣化。
老年人租房,為什么會成為一個問題?從普遍觀念看,老年人應當"擁有自己的房子",租房似乎只是年輕人過渡時期的選擇。而現實卻是,越來越多老年人因子女工作、原居住房拆遷、身體機能退化等原因,被動走入租賃市場,卻發現自己成了"不受歡迎的群體"。
他們不是不講信用,不是付不起租金,也不是生活習慣不好,而是"年齡本身"成了一道看不見的墻。
在北京市老年志愿者協會會長馬乃篪看來,這是一種典型的"被動需求"——許多老人并不愿租房,但現實條件讓他們不得不這樣做:為了照顧孫輩而從外地趕來、為了避免代際摩擦而另覓住處、為了逃離沒有電梯的舊樓、為了臨時求醫,或只是因為自己老了,家不再是自己的。
他們不是租不起,而是租不到。
"沒有家,不代表無家可歸;但一個沒有歸屬感的房子,也難以真正成為‘家’。"王國福說這話時,坐在他租來的小屋里,窗戶朝北,陽光照不進來,他已經連續搬了五次家。
02·搬家,是他晚年的日常
王國福第一次租房,是在他快70歲的時候。
他原本住在北京南三環的一個老小區,那是上世紀單位分配的房子,一住就是三十多年。樓下有熟悉的早點攤,理發店老板見他都會多剪兩刀白發,不收錢。日子雖不富裕,但熟門熟路,過得安心。
直到小區通知整體騰退改造,住戶要么等兩年新房交付、要么領取拆遷補償金,自行解決過渡期住房問題。他領了一筆錢,想著:"有錢租房,頂多搬兩次,忍一忍也就過去了。"
可他很快發現,事情沒那么簡單。
他去中介登記時,對方打量了他幾眼,問:"大爺,您是自己住嗎?年紀多大了?"他老老實實回答說73,結果對方支支吾吾地說,"得再問一下房東。"一問就是沒下文。
第一套看中的房子朝南、有陽臺,王國福特別滿意。可臨到簽約,房東說"家里老人不同意,怕不吉利",把房子租給了別人。第二套是一間合租房,房東明著說:"你年紀太大,我真怕你出點事兒,我兜不住。"第三套雖然勉強租下來了,但簽的是"免責合同"——合同上寫明:"租客因身體健康問題產生任何責任,房東概不承擔。"
他沒得選,只能簽字搬進去。
從那以后,王國福開始了一種他從未想過的"漂流式生活"。短則三個月,長則八九個月,他不斷搬家,租金時漲時跌,地段越搬越遠,生活越來越沒有著落感。
他曾短暫住過一次養老院,是通州一個月租2800元的私營機構。剛進去的頭幾天,工作人員很熱情,飯菜也合口。但半個月后,他就覺得不對勁——早上6點起床、8點集中吃飯、10點要去活動室"參加集體活動",一整天像在上班。他偷偷溜出去買菜被批評,還被要求"請假"才能出門。
"不是說照顧不周,而是活得不像人了。"他住了不到一個月就搬出來了。
后來他嘗試申請"老年公租房",社區答復是"要排隊,先提交材料,等通知"。幾個月過去,沒有回音。他不再問了。
每次搬家,他都得拎著沉重的行李箱,自己打車、搬東西。每次搬進新房,他都要熟悉周邊的超市、菜市場、地鐵站。他不敢生病,擔心一病不起,房東會借機趕人。他也不太敢交朋友,怕搬走后難以聯系。他說:"晚年生活,不像是退休,更像在出差。"
最難的一次,是他租住的一套電梯房,忽然因為房東打算賣房,被要求兩周內搬走。他找了好幾天都沒找到合適的地方,一度想臨時住進快捷酒店。那天晚上,他給兒子發了三條語音,最終全部撤回。
"他們有自己的家,我不想打擾。"他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很輕。
03·老年人租不到房,是誰的錯?
王國福并不窮。他有退休金、有醫保,甚至比一些年輕租客更穩定。但他仍然租不到房子,不是因為不夠好,而是"太老了"。
這不是偶然。在房東眼中,年齡成了某種"看不見的風險":擔心突發疾病、怕老人死在屋里、怕子女糾纏、怕責任難以界定——所有這些沒有寫進法律條文的隱憂,匯成了一道無聲的門檻。
一位中介工作人員對高見觀潮坦言:"不是我們歧視老人,是房東根本不想聽‘老年人’這個詞。"
根據北京市老齡協會發布的調研報告,"60歲"已成為租房市場的一道隱性分界線。一旦超過這個年齡,房東的態度明顯轉冷,甚至不等看身份證,便以"房源緊張"或"還沒收拾好"為由婉拒。
而中介系統中,針對老年租戶的保障和分類服務幾乎是空白的。主流租房平臺上找不到"適老房"標簽,也沒有篩選功能可以幫助老人避開高樓層、朝北房、臨街噪音等不適合老年人居住的房源。
問題不止于市場,更在制度。
目前,我國《民法典》《住房租賃條例》等相關法律中,并未明確禁止年齡歧視,導致房東在法律上"有退路",老年人卻沒有維權渠道。
企事界管理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李睿認為:"年齡歧視被隱匿在房東的‘理性計算’中,看似是市場行為,實則是制度空白的外溢效應。"
與此同時,養老體系本身也無法接住這群被租房市場排斥的老人。城市中的養老床位仍以"失能照護型"為主,服務于高齡、行動不便的老人,而像王國福這樣生活能自理、尚有社交需求的"年輕態老人",進養老院既不合適,也極度不愿意。
"我不是去被照顧的,我只是想找個能自己做飯、能曬曬太陽、不怕被趕走的地方。"王國福說。
事實上,不只是北京。根據《第五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全國有14.2%的老人獨居,城市中這一比例更高,其中將近20%的獨居老人靠租房或借住解決居住問題。
老年人租房難的本質,并不只是"租房難"本身,而是一整套社會結構缺位所導致的結果:房東避險,平臺冷漠,法律模糊,公共政策缺席。
放眼國際,已有不少國家針對這一問題推出制度性解決方案。
比如,日本自2017年開始推行"住宅安全網制度",鼓勵房東將空置房屋租給老年人。政府提供裝修補貼、減租補貼,甚至設立專門機構處理老人去世后的遺物,以免房東擔心"無人善后"的問題。
再比如,德國、荷蘭等國家設有"老年人租房擔保制度",由政府或保險機構提供租金與健康風險的擔保,打消房東顧慮。
中國目前尚無完整的風險共擔機制,導致所有擔心與成本都被轉嫁到個人身上——而最無力承擔這筆風險的,正是老年人自己。
"租房"對年輕人來說可能是生活方式,對老人來說,卻是懸在日常上空的"生存條件"。
04·出路何在:讓老年人租得起、住得安
在老年人租房的現實困境面前,社會并非沒有回應。
今年4月,北京市老齡協會與北京律維銀齡研究中心發布報告指出,老年人租房遭遇年齡歧視已成為普遍關注的問題。雖然目前仍以個案為主,但隨著城市人口結構老齡化加深,這一問題正逐步從"邊緣案例"變為"系統挑戰"。
越來越多專家呼吁:破解老年人租房難題,不應只靠老人自己適應市場,更需要市場、法律與政策共同發力,建起一個"老年人也能安心租房"的社會保障結構。
首先,是法律層面破除歧視屏障。
目前,我國租賃法律法規中并無"禁止年齡歧視"的明確條款。專家建議,應盡快將"反年齡歧視"納入《住房租賃條例》等相關制度中,明確房東不得因年齡拒絕租賃。同時,可以推動建立老年人租房信用體系,通過良好履約記錄緩解房東不信任情緒。
其次,是風險共擔機制的建立。
一大核心問題在于:房東怕出事。因此,不少建議指向開發"老年人租房意外險""老年責任險"等產品,由政府牽頭或保險機構擔保,一旦發生突發事件,由第三方分擔風險,避免房東"獨自承擔一切"。
第三,是供給端的適老化住房體系建設。現實中,老年人并不需要"被照護",他們要的是——一套適合老年人生活節奏的普通房子。
北京市已于今年1月1日實施地方標準《居家適老化改造服務規范》,提出了諸如"座便器座圈不低于40厘米""廚房避免流水滑倒"等可行性標準。
專家建議:對于愿意將房源改造成適老住房的業主或企業,可給予財政補貼、稅收優惠或金融信貸支持。同時,應加快鼓勵開發面向老齡群體的長租產品,推動"家庭+社區+租賃平臺"形成適老住房新生態。
最后,家庭與個人的意識轉變同樣重要。
北京老年志愿者協會會長馬乃篪建議,子女在購房規劃階段,應將老人未來的居住需求納入考慮,優先選擇配備電梯、靠近醫療資源的戶型,避免將老人推入市場的"邊緣地帶"。
而對老年人自身來說,提前建立信用記錄、學習法律常識、適度儲備租房常識,也將有助于他們在復雜市場中增強議價與應對能力。
"讓老年人住得安心,本質上不是住房問題,而是社會如何面對衰老的問題。"陳亞輝這樣說。
這不是某一代人的問題,而是我們每個人未來都可能面對的問題。"他們今天租不到房,也可能是我們明天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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