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五丈原

既然隴西如此得天獨厚，為何諸葛亮也沒有徹底放棄攻略關中？諸葛亮第二次北伐選擇走陳倉道，直擊關中；最后一次北伐，領大軍走褒斜道出斜谷，大有與曹魏雍、涼主力決戰(zhàn)于關中平原之勢。

筆者試著總結了四點原因。

其一，曹魏逐漸覺察到了諸葛亮北伐的主攻方向是隴西，隨即向隴西前線大舉增兵五萬，諸葛亮避強擊弱的戰(zhàn)略訴求已然不合時宜。諸葛亮初次北伐后，魏明帝曹叡就果斷撤換了戰(zhàn)場表現差勁、被魏延諷為“怯而無謀”的關中都督夏侯楙，另派曹真和張郃主持雍涼戰(zhàn)事。曹真病故后，明帝又起用司馬懿繼任雍涼都督。“曹真、張郃善攻，司馬懿擅守，屢次使諸葛亮的北伐無功而返。”

其二，直擊關中和占據隴西這兩個方略也并非看起來那么不相容。針對諸葛亮第五次北伐時屯兵五丈原，司馬懿判斷蜀漢的目標是進逼長安，而魏將郭淮認定對方還是意在隴西，“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斷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家之利也”（《三國志·魏書·郭淮傳》）。郭淮因而向司馬懿建言：搶在蜀軍之前占據渭河北岸，以免諸葛亮控扼住夾峙渭河兩岸的南北原，將曹魏大軍阻擋在隴山以東。當然，這也只是郭淮的一家之言。諸葛亮屯兵五丈原的戰(zhàn)略意圖很可能也是多元的，以獲取更多的戰(zhàn)略彈性，但這至少表明，攻關中也可間接謀隴西。

其三，第五次北伐時，漢軍已初步走出了缺糧危機。蜀漢在后勤線引入了“木牛流馬”——盡管遠沒有《三國演義》渲染的那么神乎其神，但木牛和流馬很可能是真實存在的：木牛是為棧道運輸量身打造的某種獨輪車，而流馬可能是某種可臨時拆卸的運輸舟。簡而言之，就是木牛為車，流馬為舟。這兩種新式運輸工具提高了蜀漢在崎嶇地形下的運糧效率，使得蜀漢軍隊有底氣從地形更復雜的“關中四道”直趨關中。還有一個更顯著的提升是，蜀漢在北伐中積累了屯田的經驗，并在關中屯田，因此，十萬大軍才得以在五丈原與魏軍對峙近半年之久，而不是像以往那樣落入“蜀道難—缺糧—退兵”的窠臼。

其四，街亭慘敗之后，蜀漢軍隊在痛定思痛中進行了大幅整頓。街亭失利固然有馬謖拋棄水源上山、臨陣指揮水平低下的原因，但在兵力占優(yōu)勢的情況下，卻因馬謖之敗引發(fā)了全軍崩潰，“眾盡星散”，“兵將不復相錄”，與出師之初的“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判若天淵，暴露了蜀漢軍隊打不了硬仗，只能打順風仗的致命缺陷。其中有一個極易被忽視的細節(jié)：此役諸葛亮還讓趙云、鄧芝率疑兵走褒斜道，而這一路也為曹真所敗，可見即使沒有馬謖胡亂指揮，且有名將趙云坐鎮(zhèn)，蜀漢軍隊在野戰(zhàn)中的綜合戰(zhàn)力也不敵魏軍。

諸葛亮戰(zhàn)后立即著手整軍，“于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后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漢晉春秋》），蜀漢軍隊的精神面貌和堅韌度在短時間內便煥然一新。“日后蜀軍作戰(zhàn)，再未出現崩潰的情形。雖然屢以糧盡退兵，但都能作有序的撤退，還以伏擊挫敗追兵。從陳倉撤軍時，射殺魏將王雙；從上邽撤軍時，射殺魏將張郃；即使是在諸葛亮病逝于前線時，蜀軍也未因危疑而慌亂。”

事實上，諸葛亮首次北伐時未聽魏延的“子午谷奇謀”，不肯直接攻擊關中，原因之一就是自知蜀軍的戰(zhàn)力尤其是野戰(zhàn)實力不敵對手，不愿冒險與曹魏鐵騎決戰(zhàn)于關中平原。更何況魏延的進軍計劃只包含五千戰(zhàn)兵（另有五千輜重兵），即使順利穿越子午谷，靠這點人想攻下長安近乎癡人說夢。畢竟，魏將郝昭以千余守軍就守住了陳倉城，數萬蜀漢軍頓兵堅城二十多天還是一籌莫展。魏延以寥寥五千人，怎能攻破比陳倉守備更森嚴的長安城呢？

而在隴西方向用兵，不僅可以避開曹軍的重兵集團，以多擊少，還能夠利用隴山一帶的高原地形來削弱曹軍騎兵的機動性優(yōu)勢，同時充分發(fā)揮作為自身優(yōu)勢兵種的山地步兵之戰(zhàn)力。諸葛亮麾下有一支由南中蠻夷組成的“無當飛軍”，它不僅是蜀漢軍隊最精銳的部隊之一，且是三國時期頂級的山地步兵軍團。

而經過整軍備戰(zhàn)，到街亭之敗大半年后的第二次北伐時，不擅野戰(zhàn)的漢軍就已奇跡般地實現了重生，可見諸葛亮的軍事組織能力之強。陳壽在《三國志》中稱贊諸葛亮治軍的“治戎為長”所言非虛。漢軍甚至在野戰(zhàn)中后來居上，“自陳倉之役伏斬王雙以來，蜀軍未曾在野戰(zhàn)當中輸給過對手，使司馬懿‘畏蜀如虎’，所以此時敢于在關中平原上與敵人展開決戰(zhàn)”，“從作戰(zhàn)情況來看，司馬懿忌憚孔明之用兵，因而不敢與其會戰(zhàn)，仍然采用固守待其糧乏撤軍的策略”。

所謂司馬懿“畏蜀如虎”，除曹叡和他“只守不攻”的共同戰(zhàn)略考量以外，也緣于在建興九年（231年）的第四次北伐中，司馬懿迫于諸將的壓力，違心發(fā)動了反攻，諸葛亮令魏延等人率軍大破司馬懿，“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而這也是司馬懿這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戰(zhàn)場上與諸葛亮正面決戰(zhàn)。不得不說，司馬懿的“保守”是當時的最佳策略。

在北伐戰(zhàn)爭中，諸葛亮就是野戰(zhàn)之王。

蜀漢軍隊野戰(zhàn)能力的提升，除整軍訓練之外，可能也與諸葛亮主導的軍備技術革新有關。

比如，諸葛亮發(fā)明了諸葛連弩，“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fā)”（《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魏氏春秋》）。諸葛連弩雖主要應用于守城，但在野戰(zhàn)中也可抵消一部分魏軍的騎兵優(yōu)勢。追擊蜀漢軍隊時被射殺的魏將張郃，就有可能死于諸葛連弩。

再如“神刀”。諸葛亮讓蜀漢頂級工匠蒲元在斜谷打造了三千口刀，“刀成，以竹筒納鐵滿中，取刀斷之，應手虛落，稱絕當世，因曰神刀”（《諸葛忠武書》卷九）。據說“神刀”之秘訣是因為蒲元掌握了刃部淬火技術，這三千口刀極有可能是兩漢殺傷力最強的近戰(zhàn)武器——環(huán)首刀。

再如八陣圖。諸葛亮自稱“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雖然不可神秘化中國古代各類花里胡哨的陣法，但步兵密集結陣對騎兵的克制作用也是在實戰(zhàn)中得到多次驗證的，比如東晉劉裕北伐時以兩千步兵排成的卻月陣大敗三萬北魏騎兵。因此盡管沒辦法知道八陣圖的具體情形，但在關中平原上面對曹魏騎兵，如果諸葛亮擺出一種稱作“八陣圖”的步兵結陣，也不算什么軍事神秘主義。

以上多次提到曹軍的騎兵優(yōu)勢，不妨在此稍稍延展幾句。三國時期最有名的騎兵有三支：公孫瓚的白馬義從，馬騰、馬超父子的西涼鐵騎，曹操的虎豹騎。曹操極其重視虎豹騎，歷任統(tǒng)領均出自曹氏親族，如曹純、曹休和曹真，選兵則是百里挑一。據《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裴注：“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

從史料上看，公孫瓚的騎兵是由“善射之士”組成的輕騎兵，而虎豹騎可能是一支輕重騎兵兼有、騎射與沖擊戰(zhàn)術結合的混編騎兵。盡管此時還處于馬鐙出世的前夜，但三國時期中國古代文獻中第一次出現了“馬鎧”的記載。官渡之戰(zhàn)時，曹操的《軍策令》曾記載“袁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標志著中國騎兵開始有了甲騎具裝的重騎兵。但作為一個成體系化的兵種而言，重騎兵時代的開啟還要等到南北朝時期。

虎豹騎參加過曹軍的很多關鍵戰(zhàn)役：南皮之戰(zhàn)斬殺袁譚；隨曹操北征烏桓，擊敗烏桓騎兵，生俘單于；長坂坡之戰(zhàn)長途奔襲劉備，“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三國志·魏書·曹仁傳》）；渭南之戰(zhàn)擊敗了馬超麾下的西涼鐵騎。因此，虎豹騎無可爭議地躍居當時宇內最強騎兵。

虎豹騎可能還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騎兵的加成。平定烏桓后，曹操將萬余戶烏桓人遷入中原，征調騎兵參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

曹魏不僅控制著當時華夏最重要的產馬地，而且擁有了天下第一騎兵虎豹騎，與東吳和蜀漢相比，其騎兵優(yōu)勢幾乎是壓倒性的。唯一遺憾的就是離馬鐙時代的到來（西晉至南北朝之間），只差幾十年了，否則虎豹騎的戰(zhàn)力將如虎添翼。

諸葛亮與司馬懿

陳壽在《三國志》中對諸葛亮的軍事指揮能力頗不以為然，稱其“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但正如以上的探討，諸葛亮在蜀漢的領土、人口、經濟、軍隊數量、后勤能力、戰(zhàn)馬、騎兵等幾乎所有方面的硬實力都遠不如曹魏的情況下，在北伐的大多數時間內卻基本掌握了戰(zhàn)爭的主動權，曹魏則大多處于被動防守的地位。更值得稱道的是，除初次北伐街亭之戰(zhàn)的潰敗之外，諸葛亮基本上打贏了所有的野戰(zhàn)對決。

這樣看的話，諸葛亮的軍事能力雖然不如《三國演義》吹噓的那樣神鬼莫測，但在曹操去世后，他也堪稱同時期最優(yōu)秀的軍事統(tǒng)帥了。當然，如果與其自身卓越的政治能力比，所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諸葛亮的軍事能力的確稍遜一籌，但這也只是超一流和一流的差距罷了。

而司馬懿作為當時曹魏最知兵的帥才，很可能是曹魏唯一有能力與諸葛亮對陣之人，在實戰(zhàn)中他通常都是只守不攻，“畏蜀如虎”，如東吳名臣張儼所說：“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司馬懿的被動防守固然有曹魏“早打不如晚打”的整體戰(zhàn)略考慮，但也顯示了他與諸葛亮領軍能力的差距。當然，審時度勢，有自知之明，先立于不敗之地再求勝，也是一位偉大將帥的基本素質之一，即《孫子兵法》中所謂“故善戰(zhàn)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司馬懿也是在野戰(zhàn)慘敗之后，頓悟前非，從此高掛免戰(zhàn)牌。

從實踐中看，司馬懿的“堅壁拒守，以逸待勞”，的確是當時應對諸葛亮北伐的最佳方略了。

如果說諸葛亮初次北伐時，蜀漢兵力還有一些優(yōu)勢，那么曹魏戰(zhàn)后即積極向雍涼前線增兵，這種優(yōu)勢便不復存在。據《晉書·宗室列傳》：“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

在雙方兵力大致相當的情況下，再加上守方給養(yǎng)上占優(yōu)，又采取持重避戰(zhàn)的策略，作為攻方的諸葛亮處境的確異常尷尬，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所言：“（司馬懿）即見兵據要害，敵即盛而險不可逾，據秦川沃野之粟，坐食而制之。”這里可以稍加闡發(fā)，司馬懿的用兵之道與后世的曾國藩、蒙哥馬利有共通之處：在總體實力占優(yōu)的情況下，不輕用險著，不輕用奇謀，如曾國藩所說的“結硬寨，打呆仗”。堂堂正正之師穩(wěn)扎穩(wěn)打即可，以本傷人即可，方不會被李秀成、陳玉成、隆美爾之輩的各種奇謀、佯動、欺騙戰(zhàn)術所惑。自己不想通過奇謀占便宜，就不會被敵人找到破綻，占到便宜。苻堅在淝水前線本已占據絕對優(yōu)勢，卻還抱著半渡而擊的占便宜想法，放任東晉軍從容過河，反而中了晉軍奇謀，以致風聲鶴唳、敗國喪家。

司馬懿只有“結硬寨，打呆仗”，不暴露任何破綻，才能使力求速戰(zhàn)的諸葛亮沒有任何可乘之機，才不會發(fā)生以弱勝強的大翻盤。

因此，即使諸葛亮在場面上始終占優(yōu)，一路壓著司馬懿打，但始終未取得曹魏在街亭之戰(zhàn)中的那種大勝。事實上，只要司馬懿耐得住，堅持打防守戰(zhàn)、消耗戰(zhàn)，諸葛亮糧盡之后自會退去。從這個角度而言，司馬懿的軍事思想核心就是“不敗即為勝”。

對司馬懿而言，不用奇謀就是最好的奇謀；但對諸葛亮來說，要破局，就必須用奇謀。因為，實力和時間都站在司馬懿那一邊，一板一眼地打持久戰(zhàn)和消耗戰(zhàn)都為司馬懿所樂見。

但奇謀就意味著高風險，對于蜀漢這樣輸不起的弱國而言，一次奇謀的失敗可能就意味著萬劫不復，諸葛亮拒絕魏延的“子午谷奇謀”，就有這方面的考慮：強國輸得起，弱國輸不起；強國有容錯空間，弱國一念成劫。

當曹魏借重騎兵軍團而坐擁機動性優(yōu)勢時，蜀漢祭出奇謀的風險收益比更是危乎高哉。試想，如果魏延孤軍深入關中平原，曹魏即使一開始猝不及防，但很快就可以利用虎豹騎圍殲魏延孤軍。

在傳統(tǒng)觀點中，諸葛亮否決“子午谷奇謀”被視作“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但實則有持重謀國之合理考量。但此事卻也顯露出諸葛亮用人上的某種偏狹，始終不重用久經沙場的魏延，喜歡用自己身邊的親信，如馬謖、楊儀等人，可見諸葛亮對負才不馴者有著特別的惡感。漢高祖能用韓信、彭越和英布這樣的負才不馴者，卒以成功，“而諸葛亮之抑魏延，殊堪浩嘆”。

當然，這也是求全責備了。

在戰(zhàn)略上，諸葛亮進退路窮：不北伐等死，北伐找死。在戰(zhàn)術上，諸葛亮同樣進退維谷：不用奇謀等死，用奇謀找死。

這可能就是一個小國和弱國的終極悲哀吧。田余慶先生有句話讀之黯然：

歷史只給了諸葛亮一個小國寡民的政治舞臺。

選自張明揚《大爭之世：改變古代中國的十五次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