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七年（1891）熱河金丹道教起義，是晚清民間秘密結社組織的武裝抗清斗爭之一，是十九世紀末期中國人民反洋教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次起義，矛頭直指官府衙門、蒙古王公和法國天主教士，起義烽火蔓延朝陽、建昌、平泉、赤峰四州縣，眾達數萬人。起義軍與前來鎮壓的清軍浴血苦戰，堅持兩個多月。

金丹道教，屬白蓮教分支，是以宗教形式組織的民間秘密結社。此教創自嘉慶初年，咸同年間傳入直隸及東北地區，至光緒中葉，已在熱河廣為傳播。楊悅春是熱河地區接受和傳習金丹道教的第一人。據楊悅春本人被捕后供稱：“伊系建昌縣人，年五十一歲，從前江南老道郭姓至伊處，化緣傳授夢首經等六種，伊轉傳齊灝、王幅、楊連元，郭洛九等，取名圣道門，又名金丹教。齊灝等又輾轉傳授朝陽之李廣、李斌、張富、聶珩、郭海、丁義和、趙玉洗，建昌縣之徐立、楊坤、李青山、佟杰，平泉州之惠代鐸、惠代耀等多人。”楊悅春“兼施醫藥”，一面為百姓治病，一面四處游走，廣泛傳授金丹道教，實際上成為熱河一帶金丹道教的總首領。在楊悅春等人的竭力傳授下，到光緒十七年上半年，朝陽、建昌、平泉、赤峰四州縣已擁有金丹道教信徒數千余人。同時，與金丹教教義相近、關聯甚多的在理教，在熱河也頗為盛行。

金丹道教在熱河的迅速傳播，是與這里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密切相關的。晚清的熱河，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日趨復雜。

首先，是階級矛盾異常尖銳。

熱河久以政事廢弛、吏治不修著名，熱河官吏“或貪謬不知大體，敗壞官方，或庸儒不足有為，縱弛法度，而且政繁款絀，因膠民以自肥。”承德府知府啟紹就是“貪婪夙著”的暴吏，他“橫索于所屬州縣，核計贓款累萬盈千，厲民之事不一而足。”至各州縣官吏，更是貪詐庸劣。朝陽縣知縣廖倫明“平日在官賦詩飲酒，不理民事”，并屢向居民“借貸”，“債累甚多”。建昌縣知縣章奏凱，“庸懦無能，居心巧詐。”平泉州知州文卜年“著名巧滑”，“工于文飾”。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再加上這些貨官污吏的苛政勒索，使熱河農民處于極度的災難之中。人災之外，又有天禍。熱河十年九害，“水旱遍災，戶鮮蓋藏。”光緒十七年夏秋之季，熱河地區淫雨連綿，田畝顆粒無收，地方“環求賑撫”，而熱河都統德福和承德知府啟紹卻“慮報災之后不便再肆誅求”，競“諱匿不報”，貧民百姓“無衣無食，僵仆道途，而其橫征暴斂敲骨吸髓者如故。”被虐政苛捐逼到死亡線上的廣大農民“自揣已無生路，不得不鋌而走險。”

其次，蒙古貴族對廣大漢族勞動人民的歧視和欺壓，導致了熱河地區窮苦漢民與蒙古王公的尖銳矛盾。

熱河一帶的土地山林“皆朝廷分封蒙古王公、貝子、貝勒之栗邑。”咸、同年間，清政府推行“開放蒙地”的政策，目的是“招佃納租”，解決財政困境。因此，多次驅使內地民人遷往口外。也有大批中原漢人因災逃荒，遠闖“關東”而中途停留散處在熱河各州縣的。在這里，蒙古封建王公“勒增漢民租價”，對漢族群眾百般欺壓。漢族群眾對蒙古貴族懷恨甚深，欲圖報復泄忿”，以求“從此不受”欺侮。

第三，法國天主教士的侵賂行徑加劇了這一地區的民族危機。

“口外地方教堂林立”，到19世紀90年代，熱河一帶已有大小天主教堂158所。法國天主教士遍布各個州縣，他們檻行鄉井，收集情報，干涉詞訟，誘騙社會愚頑入教。所網羅之教徒“平日恃洋人為護符，所行所為率多橫恣，一遇民教涉訟，該教士必再四囑托，地方官自顧考成，每每偏護，人心積怨亦非一朝。”據載，熱河起義后，平泉起義軍“勘驗該處教堂地窖，內有小孩尸身無數，并搜出幼女20余名。”正因洋教士與教民中敗類分子如此作惡多端，才導致該地民間秘密結社組織“金丹，在理兩教與天主教之民素不相能”，更“與天主堂有隙。”深受洋教之害的熱河人民“均稱欲滅天主教”。熱河都統奎斌就說，熱河起事“實由洋教民平日行事過差，有以召釁而納侮也。”

可見，光緒朝中期的熱河，各種社會矛盾已極度尖銳激化。表面看來，這些矛盾是紛繁復雜的，其實它們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這就是以法國天主教為代表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以州縣衙門及蒙古貴族為代表的封建勢力與廣大的熱河勞動人民的矛盾。

復雜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又促進了金丹道教和在理教的發展。光緒十七年春夏之際，平泉、圍場等地接連發生起事。是年四月，建昌天主教會向百姓強行“借糧”，在理教首林玉山、徐榮等率眾到教堂說理，發生口角，“徐榮登時被教堂槍斃”，群情更加激憤，廣大農民、礦工紛紛參加金丹道教和在理教，“以求保護身家”，并發誓要“報復”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