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空紙

編輯 | 空紙

前言

2025年6月，聯合國迎來了第80屆大會主席選舉。然而，與往年相比，這次選舉結果引發的輿論風波遠超預期。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這位“80后”政壇新星，最終在區域輪換制度的背景下成為聯大主席。然而，她過往的一系列爭議言行、激進立場，以及與俄中兩國的緊張關系，使這一決定迅速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尤其是在俄烏沖突、全球地緣政治持續緊張的大背景下，她的當選不僅被解讀為西方政治勢力在聯合國機制內的一次戰略部署，也引發了俄羅斯和中國的明顯不安和迅速反應。

規則之下的“指定繼任者”

聯合國大會主席每年選舉一次，依據“地域輪換制”由五個地區集團輪流推選候選人，五個集團依次為：亞洲、非洲、東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西歐及其他國家（WEOG）。根據這一規則，第80屆大會的主席應由西歐及其他國家小組成員擔任，這一輪自然輪到了德國提出人選。

德國外交系統本可推選經驗老道、聲望較高的施密德大使，然而最終推上臺面的卻是現任外交部長貝爾伯克。這位出生于1980年的女政客，雖然在國際外交界資歷尚淺，但其在德國國內卻因高調倡導女權主義、環境保護議題而備受“綠黨”支持者青睞。然而，這種“形象標簽式”的政治理念并未在外交事務中贏得廣泛認可，反而屢屢制造外交尷尬。

她在擔任德國外長期間，曾在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會談中將羅斯托夫州和沃羅涅日州錯誤地稱為“烏克蘭領土”，引發外交場合的極大誤會；更甚者，在公開記者會上宣稱“德國正與俄羅斯處于戰爭狀態”，迫使德國政府出面緊急澄清，聲譽大損。此外，她還多次在國際場合發表激烈甚至侮辱性言論，例如在訪問巴西期間稱當地民眾“只關心第二天吃什么”，從而直接被巴西政府取消全部后續訪問行程。

在這樣一系列爭議下，貝爾伯克依然成為聯大主席，這不僅說明聯合國內部地區輪換制度的“規定動作”在執行時缺乏對人選素質的嚴密審查，也折射出某種程度上的政治博弈和權力運作邏輯。盡管該職位本應是中立、調和、建設性的象征，但貝爾伯克這樣一位“風格強烈”的政客擔任此職，令人擔憂其是否有能力完成此任。

當選即爭議

貝爾伯克的當選，在國際社會中引發了截然不同的反應。俄羅斯方面一度嘗試阻止其當選，顯然是出于對其長期在外交場合“拱火”行為的警惕。尤其在當前俄烏戰爭正處于關鍵階段之際，俄羅斯更擔憂貝爾伯克將借助聯大主席的平臺推動更具傾向性的言論和議題，甚至影響聯合國本應保持中立的立場。

與此同時，中國方面也迅速做出外交回應。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耿爽發言強調，聯大主席必須服務于全體成員國，而非某些國家私利；聯合國應堅持多邊主義、推動合作，而非拉幫結派；一切議題應在成員國主導的框架下推進；更要重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切實增強這些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這四條“紅線”，不僅是對聯合國慣例的重申，更被普遍解讀為對貝爾伯克個人風格的提前警告。

相比之下，烏克蘭則對這一結果表現出極高的興奮。烏外交部第一時間對貝爾伯克表示祝賀，并高度肯定其“堅定的支持與領導能力”。考慮到貝爾伯克在德國外長任內一直是對烏克蘭軍事援助最積極的西方政要之一，烏克蘭政府的態度并不令人意外。然而這種表態，也進一步坐實了外界對貝爾伯克“政治偏向性”的質疑。

而這類明確“選邊站隊”的人事安排，正在讓聯合國這樣一個全球治理平臺的“中立性”逐步被侵蝕。在俄烏、美中乃至中東等一系列熱點問題上，未來聯合國的立場和議程是否還能保持平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核心問題。

聯合國機制中的“政治現實主義”

貝爾伯克的當選不僅引發當前的外交博弈，也暴露出聯合國制度運行的一個深層問題：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正在被政治利益邏輯吞噬。

按照理想狀態，聯合國大會主席作為一個相對中立的協調者，應具備豐富的外交經驗、廣泛的國際尊重以及調和矛盾的能力。然而近年來，聯大主席的產生越來越呈現出“政治安排”傾向。此次德國本有經驗更豐富的候選人，卻因黨派平衡、性別比例及綠黨內部博弈等多重因素，最終推上了“高調但風險極大”的貝爾伯克，顯然更多是國內政治影響外溢的產物。

事實上，這種趨勢并非個例。近年來，聯合國秘書處、安理會常任代表、多個下屬組織的負責人，也多次出現“資格尚可但政治立場明顯”的人選，引發成員國間的信任危機。制度上強調“平衡與輪換”，但現實中卻成為強國或利益集團影響國際平臺的渠道。

尤其在發展中國家眼中，這種趨勢更加明顯。在全球治理中，他們本就代表性不足、話語權受限，而一旦關鍵職位淪為西方政治博弈的附庸，他們在國際議題上的聲音將更加難以傳達。因此，中國提出的“四條紅線”，不僅是對當前局勢的回應，也是在呼吁恢復聯合國的初心與定位：公平、中立、共治。

結語

第80屆聯合國大會主席貝爾伯克的當選，不只是一次人事任命事件，而是當前國際政治格局變動中的一面鏡子。它揭示了制度在遭遇現實政治博弈時的無奈，也反映出大國之間在多邊平臺上的權力角逐愈演愈烈。對于處在動蕩中的國際社會而言，我們亟需一個真正中立、負責任、具備協調能力的聯大主席，以維持國際事務的平衡與穩定。而這位言行高調、風格鮮明、爭議不斷的德國政客，能否履行好職責、跨越意識形態鴻溝、服務于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共同利益？這一問題，恐怕不是一份當選聲明就能回答的。接下來的時間里，國際社會將用觀察與監督來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