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抗辯”指辯方以被告人患不負或減輕刑事責任的精神疾病為抗辯理由，涵蓋與精神病抗辯相關的精神病司法鑒定、強制醫療程序等程序或制度。精神醫學中，“精神障礙”與“精神疾病”雖可通用，但有不同，“精神障礙”側重描述臨床表現、關注病人心理性，“精神疾病”側重病癥概括、注重生物性，且“精神障礙”范圍更廣、使用更多。學理上，精神障礙分重型（性）與輕型（性），前者即“精神病”或“精神病性障礙”。刑事法學界對“精神病”等概念使用混亂，造成交叉、混同，理解上主要有“狹義說”與“廣義說”。“狹義說”認為僅指精神醫學上的精神病性障礙，“廣義說”則認為指精神醫學上的精神障礙。

我國不負刑事責任“精神病人”的認定標準，主要規定在《刑法》第十八條第一款。此類“精神病人”需同時滿足經法定程序確認為醫學上的“精神病人”與?因患精神疾病而不能辨認或控制自身行為并造成危害結果。由此可見，我國對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認定采用混合主義標準。不過，針對條款中“精神病人”的理解，學界存在三種主要觀點：一是僅指臨床上被診斷為精神病性障礙（或稱重型精神障礙）者；二是認為應是在臨床上被診斷為精神障礙的人，排除醉酒或吸毒等非精神障礙者；三是認為既包括臨床診斷的精神障礙者，也包括非精神障礙但在犯罪時喪失控制或辨認能力者。

關于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判定標準，主要有生物學、心理學及混合主義三種。生物學標準排除了其他干擾因素，結果客觀，但判斷范圍過寬；理論上，心理學標準更契合法學規律，然而人的心理狀態難以精準判定，現代手段尚無法“直窺人心”，故常需借助生物學標準輔助判斷。鑒于單一標準的不足，如今各國各地區多采用混合主義標準，它兼具生物學標準的客觀性與心理學標準的法學性。按照此標準，行為人需在臨床上被診斷為“精神病人”（生物學要件），且因精神疾病在犯罪時喪失控制或辨認能力（心理學要件），方可認定為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

精神病鑒定在實踐中缺乏客觀成熟科學標準，依賴的三個診斷系統標準有別，且“辨認能力”“控制能力”作為法學概念缺乏判斷標準，鑒定人員學術觀點不同、對混合主義標準傾向不同，都易致結果差異。診斷方法受質疑，多以問答為主，依據回答及外在表現判斷心理狀態，科學性存疑。鑒定人員水平有限，受知識、技能、經驗及工作年限等制約，部分不注重實地調查，影響公正性。從啟動權看，在我國刑事案件中，當事人無權啟動精神病司法鑒定，僅享有補充和重新鑒定申請權，對被告人不公平。多次、重復鑒定現象普遍，易致前后鑒定意見不一，無論結論是否相同，都難以令人信服或造成司法資源浪費。

精神病證明在法庭審理中證明責任分配不合理，精神病抗辯中，辯方本應承擔被告人患精神疾病的證明責任，但我國刑事訴訟構造下，控方實際壟斷了該證明責任，對辯方不公，既不符證明責任理論，也有違控辯平等理念。證明標準模糊，我國刑事訴訟以排除合理懷疑為標準，被告人患精神疾病屬罪輕或無罪證據，辯方只需拉低法官內心確信至排除合理懷疑以下即可，但實踐中法官常忽視辯方合理質疑。法官“迷信”鑒定意見，判決結果常與鑒定意見一致，忽視其他能證明被告人患精神疾病的證據。強制醫療措施適用也不理想，存在對法律條款理解差異、未規定期限、對部分精神病人刑罰執行無差別等問題。

完善?我國精神病抗辯制度需?多措并舉?。在概念范疇上，宜采廣義界定“精神病”，并以“精神障礙”取代，統一醫學與法學用語，尊重犯罪人。鑒定程序方面，要培養復合型鑒定人才，打破司法機關對鑒定啟動權的壟斷，賦予特定訴訟參與人相應權利并嚴格限制司法機關啟動，完善鑒定人出庭制度。審理模式上，可借鑒兩段式審理，明確分階段證明責任分配與二元證明標準，理清法官與鑒定人角色定位。落實強制醫療措施，對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犯罪人，符合條件應強制醫療，明確期限，對需負刑事責任者予以治療性關押，治療費用按一定原則支付，以實現公平正義與人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