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網報道，2024年8月，張理的外公走到了彌留之際，醫生表示已無救治意義，家屬決定帶老人回家保守治療，“醫院不安排救護車，只能找外面的‘假救護車’，情況危急，老百姓沒有選擇的余地，只能任人宰割。”結果，“從醫院回家，3公里路，10多分鐘車程，花了1800元。”

廣東湛江的張理一家未曾料到，外公臨終回家的3公里路程竟被索要1800元，車輛遲到、坐地起價、設備簡陋，家屬在“無選擇余地”的困境中被迫接受這“最后的勒索”。

同樣的悲劇在山西臨汾重演：王離的父親癌癥轉院返鄉，協商價每公里8元，途中卻被追加“被子費”“冰袋費”，800公里花費8400元。這些案例撕開了“黑救護車”產業鏈的殘酷面目：乘人之危，以生命為籌碼進行敲詐。

所謂“黑救護車”，實為非法改裝的套牌車輛，長期盤踞醫院周邊，通過散發小廣告、偽裝“120”標識誘騙患者，其運營模式具有高度組織化特征：

一是利用醫院正規救護車“不提供非急救服務”的政策空白，聲稱“唯一合法轉運渠道”。

二是先以遠低于市場價的報價吸引家屬（如王離案例中每公里8元），途中再以“設備使用費”“加急費”等名目層層加碼。

三是車內僅配備簡易擔架和氧氣袋，隨車人員無行醫資質，一旦患者病情惡化，根本無法實施急救。河南安陽市2022年排查發現145輛問題救護車，印證了這一亂象的普遍性。

“黑救護車”屢禁不絕的背后，是三重結構性矛盾的交織，一是我國老齡化加速，非急救轉運需求（如危重病人轉院、臨終返鄉等）激增，但正規救護車受《院前醫療急救管理辦法》限制，不得用于非急救服務。公立醫院救護車更被禁止跨省轉運，導致家屬被迫轉向黑市。

二是衛健部門無權處罰非法營運，交通部門僅管理普通車輛，市場監管難以界定醫療服務定價。多頭管理演變為責任真空，部分民營醫院甚至為“黑車”提供“掛靠”掩護。

三是即便正規非急救轉運，收費亦缺乏全國統一標準。2017年涼山州一名患者轉院860公里收費8600元（按往返10元/公里計算），家屬質疑“天價”卻投訴無門，混亂的定價體系為黑車坐地起價提供了灰色參照。

根治亂象需從“斬斷黑鏈”與“疏通正道”雙向發力。一方面，可借鑒太原經驗，將救護車分類管理（院前急救、非急救、其他用途），統一外觀標識，建立全市信息化平臺并與交管部門數據共享。另一方面，應向民營資本有序開放非急救轉運市場，廣東、江蘇等地試點表明，引入競爭可快速補足運力缺口，例如河北某正規轉運公司明碼標價：300公里內按次收費，超300公里后每公里9-10元（含醫護與設備費用）。

當3公里的歸家路被標價1800元，拷問的不僅是市場秩序，更是社會對生命尊嚴的底線守護。治理“黑救護車”亂象，既要鐵腕鏟除乘人之危的寄生鏈條，更需正視老齡化社會迫切的非急救轉運需求。

太原的立法嘗試、廣東的市場化探索，已為全國提供范本。唯有通過制度規范填補監管裂縫、市場開放激活合規供給、人文關懷托底弱勢群體，才能讓每一個生命在脆弱時刻，不被“宰客”的刀鋒所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