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棟

“一部民國金融史，半部中國書畫史”。翻開近代諸多書畫大家的人生履歷，與舊時銀行、錢莊有著或深或淺的緣分；而近代銀行家們所留存下來的珍貴墨跡里，也同樣見證了他們深厚的文化功底。 ?翰墨見“金”神? 帶大家重新認識那些曾和金融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藝術大家，他們的金融才學、做人之道和博雅人生，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凡去過中國香港的人，大多會專門去看一看位于中環、面朝維多利亞港的中銀大廈。1989年落成時，它不僅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更被譽為建筑史上將結構與設計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其設計者就是被稱為“現代主義建筑最后的大師”的貝聿銘。鮮為人知的是，貝聿銘與中國銀行淵源頗深，其父貝祖詒曾任中行代總經理等職。

子承父業入中行

貝祖詒（1892—1982年），原名騏祥，字淞蓀，江蘇吳縣人，生于金融世家，畢業于東吳大學、唐山工學院，近代著名銀行家，有一代“匯兌奇才”之譽，被視為中國外匯制度的創始人。

貝祖詒的父親貝理泰，以染料行業起家，后涉足金融，協助陳光甫、莊得之于1915年創建了我國第一家商業儲蓄銀行——上海儲蓄銀行，將現代金融服務帶到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貝祖詒大學畢業后，先是憑借優異成績進入盛宣懷創辦的漢冶萍公司做統計工作，與“數據”打交道，這也為其日后進銀行奠定了基礎。1914年，他進入中行總行工作，自此在中行深耕了32年。由于恪盡職守、業務突出、人品端正，他先后擔任廣州、香港、上海等分支機構經理以及總行副總稽核、總稽核、副總經理、代總經理等職。1944年7月，他陪同孔祥熙赴美出席國際金融貨幣會議——即著名的布雷頓森林會議。

有貝祖詒簽名的中國銀行上海五元地名券

抗戰勝利后，他受時任行政院長宋子文的賞識，于1946年3月出任中央銀行總裁。在一年的任期內，他發揮自身專業優勢，先致力于外匯管理，被視為最有才干的財政官員；后為對付通貨膨脹，力主開放外匯，拋售黃金，因此卷入“黃金風潮案”。1948年，他出任華盛頓中國技術代表團團長，赴美國考察，后留在香港，任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行長，1973年退休寓居紐約，直至去世。

國際業務顯奇才

1934年貝祖詒主持興建的上海外灘中銀大廈

銀行家張嘉璈對貝祖詒曾有這樣的評價：“貝為中國銀行家，亦為國外匯兌與國際金融專家。一生為中國銀行及國家財政金融服務達三十五年，而以在中國銀行時間最久，計三十三年。中國銀行國外匯兌業務之創辦、地位之確立與業務之擴展，貝氏貢獻甚大?！?/p>

在貝祖詒的金融職業生涯中，最靚麗的功績無疑是國際業務的經營。雖然民國時期中國金融業有了一定發展，但此項業務仍為外資銀行“掌控”，如匯率即由匯豐銀行掛牌決定。作為行使央行職能的中行，自然不能坐視匯率大權的旁落。問題是當時民族工業尚處于發育期，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與西方強國抗衡，而政府當時實際控制的地區亦十分有限，外匯收入主要依靠廣東僑資。這樣一來，廣東分行的經營好壞就至關重要了。由于宋漢章和張嘉璈對貝祖詒頗為賞識，進入中行的第二年他就被調到廣東分行，先后任代理會計主任、總會計師兼營業部主任。期間，他積極開展僑匯業務，很快使之成為中行國際收支項目中的重要構成部分。

1946年3月，貝祖詒召集中央銀行各局處主管談話會紀要（上海市檔案館藏）

彼時，距離中央偏遠的東南沿海地區還不同程度存在著“形統神不統”的問題，尤其是廣東屬于粵方言區，一向自成一體，不通粵語很難與當地人打交道。這對生于江南操吳儂軟語的貝祖詒來說無疑是一大障礙。為此，他花了幾個月時間刻苦學習廣東官話。在粵站穩腳跟、打開局面后，又將目光投向了毗鄰的香港。1916年，他前往香港籌建機構，次年初中行香港支行正式開業。那時，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及新加坡等地有大批華僑，他們需要將在外辛苦掙得的收入匯回國內。為吸引和爭取這部分優質客戶，貝祖詒力主優化服務，主動改革取款匯兌手續和流程，并針對不少僑胞文化水平較低不識字的實際情況，準予其畫“十”字為證，對不愿攜帶現金回鄉者，可代為委托港澳批局轉解，從而贏得了大量客戶，香港支行亦因此成為僑匯轉匯內地的樞紐行。這種以客為本、不拘陳式的服務意識與創新精神在當時是需要極大勇氣和智慧的。

如果說，貝祖詒對于中行國際業務有篳路藍縷之功，那么，待中行改組為“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則更使他有了用武之地。

伴隨中行職能變化，國際匯兌成為主要業務，貝祖詒出任總行業務部主任，兼任上海分行經理。在其主管國際匯兌業務的18年間，雖外資銀行依然占據主導地位，但中行日益增長的市場份額和從中賺取的外匯，為日后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效資本。同時，中行也相繼在日本、德國等多個國家開設分行，海外布局逐步展開。

家學淵源通翰墨

貝氏全家福

作為蘇州延續了600年的名門望族，貝氏十分重視教育。貝理泰針對當時的“西風東漸”，尤其是面對西方列強在科技、軍事、經濟領域的絕對優勢，毅然將貝祖詒等五個孩子送到教會學校，接受新式教育，使其學會“睜眼看世界”。同時，讓他們自幼熟讀四書五經，深研琴棋書畫，接受中國傳統經典文化的熏陶。這種教學模式亦使貝祖詒成為那個時代中為數不多的中西兼擅、卓有成效者。

至于書法對其而言，則如明末書家黃道周所云，“作書乃學問中第八九乘事，幸勿以此關心”。筆者雖很少看到貝祖詒的墨跡，但只要偶見其“只字片紙”，都覺得頗為可觀，讓人有“零金碎玉”之感。

筆者最早對貝氏書法產生興趣是源于其1936年寫給同為銀行家、時任中行杭州分行行長金潤泉的一封函。只見古樸雅致的豎式信箋上打著朱絲欄格，小狼毫揮就的行書意態平和、無意于工，如信手撒珠，用筆徐疾有序，少有牽絲引帶，卻時有顧盼呼應，不見任何張揚與做作，氣息古雅，樸實無華，于理性中透出幾分優雅。可以說，這也是金融書法家的共同特點。他們筆下的書法之美，往往不是一種筆精墨妙之美，也不是那種專業書家無懈可擊的老練之美，而是那種不經意間略帶草率又極其自由的云卷云舒之風。在顯示這種格調時，或許還會出現一些無傷大雅的瑕疵與疏忽——或筆法，或結構，或章法，這才是銀行家書法的原生態美，而不是令人毫無缺憾或幾無余韻的完美與精致。

貝祖詒手稿

貝祖詒身處傳統科舉時代，應該說他的書法和學問都受過極其規范的訓練與約束，但由于其所接受的教育、從事的職業和“走南闖北”的見識等，他的書法始終持有一種開放的視野，既有規范，絕不是信筆為體，又求個性，不拘一家，涉獵廣泛，特別是書路較寬，面目多變：不僅會寫“二王”一路，還能仿（顏）魯公一路，甚至學過“蘇黃米蔡”（宋四家）。最典型的是他寫給“正芳女士”出國深造的臨別贈言，那是一幅不可多得的“雜糅”佳構，也讓我們看到了貝氏寬廣的書路。此件冊頁以黃山谷（庭堅）為基調，融合了“二王”、顏真卿、米芾等筆意寫就，內含骨力，以貫眾妙。

這正是貝祖詒與許多銀行家書法的不同之處，即：不囿于規矩但又不逾規矩，始終在“有法”與“無法”之間穿行，特別是那些用行草或行楷書就的稿行手札、尺牘小字寫得極好。落筆輕快，收筆重按，筆致輕松；結體縱橫相摻，單字愛取右上斜勢，相互獨立，不喜游絲引帶，鮮有上下連筆，卻如行云流水，氣勢貫通，靈動蕭颯，氣息雅逸。細細品味，無論其線條、行氣，還是墨色、韻味等，都頗得漢魏乃至唐人寫經一路書風之真諦，極具晉唐風韻。

筆者一直以為，包括書法在內的所有藝術的高下、優劣比拼的不僅僅是形而下的技巧、技法，更多的是其人格、心性乃至職業的反映，所謂“字如其人” “見字如晤”是也。寧死不屈成全了顏真卿的書法；精忠報國造就了岳飛書法；忠貞節烈成全了黃道周書法；“維新變法”又造就了康有為書法……從這個意義上講，長期從事金融工作養就的節制、嚴謹、謙卑的品格與作風，亦使貝祖詒的書風多了幾分清新平和、疏朗蘊藉的品位與格調。但毋庸諱言的是，由于長期慣性書寫而形成的淳雅、文氣，亦造成了貝氏書法審美風格表現上的弱化與儉薄，如寫大字估計會力不從心，這也是影響其書法成就與地位的顯著因素。

貝聿銘雖沒有子承父業，但因設計香港中銀大廈和位于北京西單的中行總行大樓而與金融界、與中國銀行結下了不解之緣。有時候，歷史和命運就是這么神奇！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