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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談｜基層創作得失談之四

對生活素材點石成金

北京｜朱輝軍

缺少生活素材，常常讓基層作者焦慮；生活素材過多，也讓基層作者煩惱。

因此，要修煉出一雙慧眼，選擇那些有價值的素材；同時刪繁就簡，努力發掘生活素材中的“閃光點”。

杰出的作家往往對生活素材加以“點化”，達到“點石成金”的效果。即使是看似很尋常的生活素材，到他們手里，也能變成一部（篇）寓意深刻或意味雋永的作品。基層作者應通過自己的不斷努力，逐漸掌握這一本領。

（一）

對于生活素材，切忌“撿到籃里都是菜”。就算是挑“石頭”，也要挑選那些可能成為“金子”的石頭。葉蔚林為此指出：“寫作需要生活，但決不是指日常生活、衣食男女之類的。能成為寫作素材的‘生活’，我以為至少應該有三個條件：1、具有較鮮明、生動的形象；2、具有獨特性；3、具有一定的思想內涵。所以在觀察生活的時候，無論對人物、對故事、對環境，都應以上述三方面為出發點，勇敢地揚棄那些碎屑的、紛紛擾擾的‘流水賬’，抓住真正有用的寫作素材。所謂提煉，其實就是作者對所接觸到的、有用的寫作素材，進行概括、認識的過程。”盡管葉蔚林全盤否定“日常生活、衣食男女之類”，顯得有些過激，但其主要觀點是值得基層作者參考的。

但選擇還不夠，還要將生活素材加以提煉和提高。刪繁就簡的目標，不止是“簡”，而是要“精”。

韓愈在《順宗實錄》卷二中記載過一段真實故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才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與汝,不取值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

所謂“宮市”，指唐德宗時期起所設的宮中市肆；“門戶”，指門戶稅。韓愈此文反映了當時普遍存在的“宮市”不公、宦官橫蠻的現象。但韓愈未加深究，于是無非記載了一樁軼事。

白居易聽后，做了一番思索和改寫，把這樁軼事變成了具有普遍社會意義的故事。在白居易筆下，賣柴郎變成賣炭翁，驢改成了牛，同時具體描繪了老翁的處境和狀態：“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 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如此羸弱的老翁面對宮使的霸凌，只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這樣才更符合當時的實情。白居易于是刪去了韓愈文中兩個細節：一是賣柴郎在被逼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奮起反抗,怒毆宦者；一是“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如此處理，就使《賣炭翁》對“宮市”的腐敗本質揭露得更為深刻。詩作以此譴責了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對統治者掠奪人民的罪行給予了有力的鞭撻與抨擊，對下層勞動人民表達了深切的同情，從而獲得了強烈的社會典型意義。

所以，韓愈的記載只有史學家關注，白居易的《賣炭翁》則引發了廣泛影響，并流傳至今，成為歷代社會治理的鏡鑒。

（二）

在現代中國文藝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新歌劇《白毛女》，其素材原是一個帶有迷信色彩的傳說。經過眾多文藝家努力，終于成為享譽世界的名作，并被改編為電影、舞劇等多種形式。

河北淶水野三坡一帶長年流傳著一個“白毛仙姑”的民間故事。1943年5月初，西北戰地服務團文學隊的負責人邵子南搜集到了這一民間傳說，即在阜平寫成《白毛女》初稿。時任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周揚得知后，決定用它排一個新歌劇，向黨的“七大”獻禮。魯藝先請邵子南寫劇本。不料，他寫出的本子只有文學性而無戲劇性，因無法排演而不得不放棄。于是，周揚就把此任務交給了戲劇系主任張庚。張庚立即把它作為重要任務布置下去。1945年4月，由賀敬之、丁毅執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集體創作的五幕歌劇《白毛女》問世。此后，日臻完美的《白毛女》很快傳到國統區，受到進步文藝界的高度贊揚。1950年，東北電影制片廠將《白毛女》拍攝成故事片，1951年即在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榮獲特別榮譽獎。1965年上海舞蹈學校推出芭蕾舞劇《白毛女》，被譽為中國舞蹈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該劇最大的突破，就是用“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使一個充滿迷信、因果、宿命的民間傳說，轉化成通過抗爭爭取自由與幸福的現代傳奇。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里，起到了團結人民、激發斗志的重要作用。

但僅僅如此看待《白毛女》的價值，就不能解釋進入新社會后、在世界許多地方，“喜兒”的悲歡離合依然深深地令人感奮。這說明：是“人鬼轉化”這一深層主題，令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人們為之深受觸動，而這并不因社會的新舊、世界的東西就發生變易。所以“喜兒”的命運，在一意義上是超越時空的。

（三）

《紅巖》所描述的，是國共大決戰之際國統區最黑暗的一幕。作者羅廣斌、楊益言是一同走出渣滓洞的患難戰友。重慶解放后他們應邀到各地作報告，聽眾建議用筆把這一切寫下來。于是便有了1951年6月發表在《大眾文藝》上的《圣潔的血花——記97個永生的共產黨員》。在此基礎上，1956年10月，羅廣斌、楊益言和同是從集中營脫險出來的劉德彬，相約在重慶合作，準備寫出更詳盡一些的回憶錄。然而，由于時間倉促，加上臨時組建的寫作小組帶有局限性，寫出的稿子不免松散、粗糙，許多生動的素材片段缺乏連貫性。

一位老作家讀到初稿后指出：“作者好像還是坐在渣滓洞集中營里寫的”。這句委婉的批評可不得了，一針見血、入木三分，道出了初稿的癥結就在于缺乏開闊的視野、沒有站到歷史的高度，這令作者們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

此后，羅廣斌和楊益言通過學習、參觀、訪談、調檔、研讀等方式，進一步豐富深化了創作思路，創作激情如像泉水般噴涌。到1961年12月，《紅巖》全書定稿出版，迅即引發如潮好評。《紅巖》的成功，可以說與老作家的點化密不可分。

（四）

對作品的初稿，也要不斷打磨提升。這其實也是對所寫素材的深度整理。在這個環節，“高人”的點撥，往往也相當重要。

我國古代有一個“一字師”的重要典故。據五代王定寶《唐摭言·切磋》記載：詩僧齊己作了一首《早梅》詩，其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數枝開”的句子。他對這兩句詩很得意，便高興地拿著這首詩去請教詩友鄭谷。鄭谷覽后說：“數枝”不能突出“早”字，不如改為“一枝”好。齊己因此嘆服，稱鄭谷是自己的“一字師”。鄭谷的點醒，讓齊己的詩意更準確。古代文學史上，像這樣的例證還有不少。

自然，如果沒有鄭谷般的睿智，則可能誤導作者。唐朝尚書張乖崖遭奸臣陷害貶為州官，心中郁結，于是作詩排遣，其中有“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溧陽縣令肖楚才自作聰明，把“恨”字改為“幸”，還假意殷勤地勸導老尚書。豈不知，完全歪曲了老尚書的一片苦心！

（五）

由此說到另一個問題，就是要警覺那些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和藝術創作規律的“苛求”。那不是點撥，是帶人進溝，作家不要盲從。

當代中國文學“……之歌”甚多，小說中最有影響的是《青春之歌》和《歐陽海之歌》，后者時代局限較多，這里我們就說前者。

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后，反響不一。贊譽之外，非議者亦有之。北京電子管廠的工人郭開連續發表文章，批評《青春之歌》“小資產階級情調過分濃厚”，林道靜“自始至終沒有認真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引發激烈爭論。雖然許多讀者和評論家對此持保留態度，但心有余悸的楊沫竟然采納了郭開的意見，對《青春之歌》作了重大修改。楊沫在《再版后記》里說明道：“修改本和初版本比較，有許多地方不同。……其中改變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的七章和北大學生運動的三章。”然而，許多人基本不認可這十章。為了“迎合”一些讀者的批評，讓主人公“硬性”與農民結合，又迅即成長為學生運動骨干，顯然有意拔高了主人公，掩蓋了現代知識分子成長的復雜性和艱巨性。而這，正是《青春之歌》最可貴的創新之一。

因此，對于來自各方的指導、點撥及批評，作家還是應既虛心納“諫”，又堅持主見，在尊重社會發展規律和藝術創作規律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自己的創作水平。

作家檔案

朱輝軍，1961年7月生，湖南籍。共和國第一代文學碩士，資深編審，著名文藝評論家。

2000年2月至2014年2月，先后任中國藝術報社、中國文聯出版社副總編輯。歷任公社經營管理干事，縣委黨校辦公室負責人，《文藝學習》編輯部副主任，中國文聯研究室期刊處、宣傳處處長。曾兼任《中國文藝家》雜志社社長、總編等。

著有《藝術創造主體論》（1988）等10余部；發表各類文章逾千篇。獲得各種獎項百余次。其中《沿著馬列的足跡——文藝的科學闡釋與中國貢獻》（2018、2019）系“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先后在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中國作家世紀論壇主講“馬列文論”；擔任“魯迅文學獎”、“金鷹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等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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